當前財政政策的特點

  財政政策是指一國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巨集觀經濟目標而調整財政收支規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導原則及其相應的措施.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在凱恩斯經濟思想的主要影響下建立起來的現代經濟學理論普遍認為:對任何經濟社會而言,保持充分就業狀態的巨集觀經濟穩定是壓倒一切的事情,政府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是由於這一經濟理論的政治影響,目前大多數國家政府實際上都在以各種不同形式推行著審慎的財政政策,並加以其它經濟政策的配合。所以,在各國政府的財政活動過程裡可以找到許多共同之處,被看作是現代政府財政政策的一般特點:

  一 以穩定經濟為基本目標的財政政策

  現代經濟生活中,雖然政府的財政活動有助於各種目標的實現,但政府的能力、財力畢竟是有限的,而且廣泛干預經濟生活是要付出越來越大的經濟成本的。所以,多目標的財政政策在特定時期裡實際上只能以實現有限重要目標為主。就戰後大多數國家政府的財政活動實踐來看,現代財政政策多以穩定巨集觀經濟為基本目標--經常性地保持國民經濟處於低且穩定的物價水平和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狀態。充分就業是指這樣的一種經濟狀態,在現行勞動市場確定的工資水平下,每個願意工作的人都能夠找到工作崗位。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作為政府經濟目標的充分就業則是指維持經濟社會的失業率不超過社會可能接受的水平。例如,60年代美國政府把不超過4%失業率的國內就業狀況就看作為達到了充分就業目標,後來這個指標有所提高,80年代上升為5.5%。

  一般情況下,巨集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不足、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經濟問題。那麼,解決問題的可能辦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審慎地交替使用擴張性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來對商業週期進行人為的補償。其可行性已經在理論上得到證明。交替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緊縮性財政政策來維持巨集觀經濟的穩定,成為戰後大多數國家政府財政政策的共同特點,與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離不開政府有效干預這一客觀事實相一致。儘管有一些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財政政策制定往往以單純刺激經濟增長為目標,不過,隨著市場經濟機制作用的深化,以及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民經濟的成長、壯大,穩定巨集觀經濟也會自然而然地成為政府財政政策的主要目標。各國政府在推行“穩定政策”時所採用的具體措施、干預重點、介入時間可能是不同的,但是這種政策的作用機制卻大體相同。

  二 以開支調節為主的財政政策

  穩定政策的實施,要求政府根據對變化的國民經濟形勢所做的判斷,相應調節稅收收入或財政開支以影響經濟社會的總需求。然而,為達到巨集觀經濟穩定的目標,政府是要變動稅收,還是變動開支,或是同時變動稅收與開支,這往往成為政策制定過程中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有關理論的分析說明:實施以開支調節為主的穩定政策,其政策效果相對要好一些。

  理論分析進一步發現,和政府開支變動相比,***除了一次性總付稅外***稅收變動對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行為一般會產生兩類經濟影響,即收入效應***income effect***、替代效應***substitution effect***。收入效應是指稅收引起人們可支配收入的實際減少,在其它不變條件下,造成經濟社會購買力相應減少;替代效應是指稅收引起人們經濟行為的改變,即人們為了減少稅負擔而改變在可供替代的經濟行為之間的選擇。替代效應通常會改變經濟社會原有的相對價格體系,導致人們為了減輕稅負擔而相應地調整各自的經濟決策。這種經濟行為的調整普遍帶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在大多情況下會造成社會經濟福利的下降。

  基於以上認識,在實施穩定政策時,各國政府通常會盡可能地保持稅收政策相對不變以減少穩定政策本身對巨集觀經濟過程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但是某些國家的實踐又表明:在開支調整的同時,適當地對稅率進行“微調”可以減少預算盈餘***預算赤字***給政府財政活動帶來的壓力。一般情況下,人們可以從政府財政開支總量的變化、開支結構的變化大體上推斷出現行財政政策對巨集觀經濟的主要影響,包括對國民收入變動方向的影響、對國民收入變動規模的影響、對國民經濟結構變化的影響,以及對促進經濟長期增長因素的特定影響等等。

  三 與貨幣政策聯合運用的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monetary policy***是說一國的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巨集觀經濟目標,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控制、調節和穩定貨幣供給量,進而影響巨集觀經濟的措施總和。貨幣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準備金、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率。

  可以說,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結合,能夠增強政府穩定政策的實施效果:一則因為市場經濟本質上是貨幣經濟,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雙重均衡決定著國民收入的具體水平,直接作用於產品市場的財政政策不能在沒有貨幣政策配合下達到它的政策目標;二則因為長期裡連續使用,或偏重使用任何一類政策都會導致這種政策的效果下降,“邊際收益遞減”規律在政府政策過程裡依然發生作用。經驗說明,兩種政策之不同程度的結合使用或是可以更為有效地實現政府追求的某些社會、經濟目標,或是可以減少單一政策運用給國民經濟帶來的某種負作用。

  至於,在巨集觀經濟穩定方面,政府應該以推行哪類政策為主,至少在理論上是一個長期存有爭議的問題。在凱恩斯主義看來,穩定政策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而在貨幣主義看來,則應以貨幣政策為主,並且兩種觀點都能夠作出符合邏輯的理論論證。事實上,這是一個因國而異、因時而異、因事而異的政策選擇問題,不可能找到唯一的選擇標準。正確的態度應該是,“適當的財政政策依賴於現行的貨幣政策;反過來說,執行貨幣政策的當局在計劃自己行動方面,也必須考慮到財政政策。”實際上,各國政府在解決各類巨集觀經濟問題時也都是同時動用兩種政策。

  四 以赤字管理為重要內容的財政政策

  近幾十年裡,世界許多國家政府在使用審慎財政政策過程中往往出現其開支增長經常性地超過其收入增長現象,進而產生財政赤字規模不斷擴大且長期難以得到有效控制的問題。所說的財政赤字***fiscal deficit***指財政支出大於財政收入的差額,通常按財政年度計算,會計上一般將這個差額用紅字表示。就財政赤字對社會經濟發展本身各種影響而言,在未對造成財政赤字的正常原因和非正常原因進行明確區分情況下,一般不能認為任何性質的財政赤字肯定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如果按照赤字形成的原因對赤字進行有針對性的治理,就是在財政政策決策過程中,加強預算管理,特別是加強對財政赤字的管理,還是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財政赤字的消極影響而發揮其積極作用的。這是許多國家政府自80年代以來在推行審慎財政政策時,往往要把財政赤字管理置於重要地位,並予以極大重視的根本原因。

  在財政赤字的管理方面,除了強調控制赤字形成原因、注重赤字彌補方式的選擇以外,更為重要的工作就是週期性地調整赤字規模,和在必要時強行降低赤字規模。某些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在推行審慎財政政策的過程中,可以在相對安全的幅度內週期性地變動預算赤字,這一做法一般不會給國民經濟、社會生活帶來明顯不利的影響。如果短期內消除鉅額財政赤字缺乏現實的經濟基礎,那麼按照規定的時間表***如3-5年***將預算赤字降低到某一適度的水平還是可以做到的。

  當前財政政策三大特點

  十年再“積極”

  上海證券報:此次積極財政政策與十年前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背景、條件有何異同?

  賈康:受自然災害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今年以來,我國經濟由繁榮期開始進入相對低迷的調整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已呈逐季回落的態勢,但全年經濟增長率仍將達到9.5%左右,應該說當前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仍是好的。同時,支援我國經濟較快增長的長期因素依然在起作用:工業化和城鎮化仍處於長期性加速期,將會繼續推動投資較快增長;我國資金和勞動力供給比較充裕,技術進步明顯加快,裝備製造、電子通訊、機電產品等高技術含量的行業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態勢;城鄉居民巨大的消費增長潛力有待啟用與釋放等等,這些將使中國經濟仍能繼續保持8%以上的增速,如果巨集觀政策把握得當,本輪經濟週期完全可以避免深幅調整。

  此次積極財政政策與十年前的框架、邏輯都很相似,都是在自己主動“軟著陸”過程中受到外部衝擊的疊加而發生過快下滑,有必要實施巨集觀政策轉型,但與十年前那輪積極財政政策相比,這次積極財政政策是在上次經驗的基礎上出臺的,這次選擇的重點比上一次更豐富,現在一開始就把基礎設施和產業升級、技術改造、創新、民生事項通盤做了考慮;還有我們的市場條件比那個時候更有所完善和發展,所以在把政府政策和市場機制相容等各方面有更好的客觀條件。

  劉煜輝:兩次政策出臺的背景不太一樣,這一輪遭遇的是結構性危機,而不是週期性危機;是一次全球性危機,而不是區域性性危機;這一輪危機是最近十年全球經濟模式的一種反思,美國只消費,中國只儲蓄和投資,這樣一種搭配的經濟模式,造成全球經濟越來越失衡,越來越嚴重,最後只能以一種危機的方式來調節,而且危機覆蓋面廣,衝擊大,G3經濟體整體衰退。而1997年是一個區域性危機,G3相對很強,主要是東亞一些國家,特別是四小龍受到貨幣攻擊以後發生危機。

  另外,現在中國本身結構也不太一樣,十年前出口對中國經濟的拉動遠遠比不上現在,那時出口也就佔GDP比重的20%多,但今天,出口佔到我國GDP比重的40%,所以這次全球性的危機對中國的衝擊遠遠大於上一次。但兩次政府出臺積極財政政策,都是希望通過政府的投資刺激對抗經濟的下滑,政策的選擇理念兩者沒有差異。

  兩者投向上也有差異,1997、1998年主要是搞基建,公路和機場,這次主體雖然也是基建,但還是涉及了諸多政府提供基礎公共品的領域,包括環保、安居工程,也涉及農村基礎設施的薄弱環節,包括鄉村公路。1998年,當時政府發行4000-5000億元的國債,帶動了大概兩萬多億元的投資規模,而這次是4萬億,規模遠遠超過上一次。

  劉恆:1998年提出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妥的貨幣政策,要解決的問題是經濟不景氣。這次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比1998年要大,但這些年中國經濟中首先實體經濟發展比較快,使得我們抵禦風險的能力比過去強了很多,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現在關鍵的是我們國家的經濟對外依存度太高,西方國家一旦金融危機發生會導致經濟發展失衡,所以對中國的訂單會減少。今年下半年,尤其是最後兩個月,包括明年上半年,應該說是我們經濟發展最困難的時期。因此今年我們的積極財政政策,包括在年底以前啟動1000多億,啟動很多大專案,其實主要是針對這段時期的。

  拉動效應看投向

  上海證券報:您預計本輪積極財政政策對GDP的拉動作用有多大?資金將來源於哪些方面?

  賈康:按過去的經驗,1998年那輪積極財政政策對GDP增長的貢獻是每年1.5-2個百分點,這一輪按經驗來說,也可能差不多。

  四萬億的資金來源中,政府財政資金約1.1萬億以上,有必要的話可以大幅度提高發債規模和赤字規模,但會控制在安全區之內。

  袁鋼明:如果積極財政政策投向的完全是中央長期、大型等大專案,只可能使得經濟增長下滑,因為這種專案是遠期有效果,5-10年後才見效。如果全部上大規模的大專案,那經濟增長就可能下降到6%。

  如果把錢全部用在因資金鍊斷裂及市場波動造成的正常生產中斷的專案上面,或者有市場需求但企業積極性不高的專案上,比如把財政投資用在廉租房和雙限房等保障性住房上面的補貼上,使房地產商得到一些適當的利潤,願意去開發,那起到的作用會非常明顯和迅速。如果把這4萬億元投資全部用到社會保障性住房和能夠馬上見效的專案上,經濟增長馬上就可以回到10%,而且他的好處很多。

  以上屬於兩個極端,但如果長遠的大型專案佔一半,見效快的專案佔一半,經濟增長大概可以到8%。

  至於四萬億的資金來源肯定要包括三大塊,一個是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第二個是銀行配套貸款,而且是強制性的,第三是民間的或者企業。

  積極財政政策並不都是中央財政的投資,還需要兩方面的支援,一是地方財政的支援,地方與中央一樣,一是增加稅收;二是發行地方債券,但現在中國還不允許地方發債券。

  劉煜輝:4萬億的投入短期內效果能夠顯現出來的,因為GDP是不核算效率的。按三大需求的話,投資要看每個季度政府能投入多少,現在投資增長一向保持在27%,雖然私人投資在下降,房地產投資在萎縮,但政府投資強力壓下去的話,投資這一塊本身可能掉不下來,甚至還可能上去。特別是在建專案,投資短期內的拉動作用還是比較明顯的。

  至於四萬億元的資金來源實際上就是兩個,主要就是發債,因為現在增加稅收是不可能了,本身減稅就是4萬億裡的一個部分,特別是對企業的減稅,通過增值稅轉型,包括很有可能對個人所得稅減免,提高個稅的起徵點,可能也會進入4萬億的計劃,在政府收入下降的情況下,支出大量增加,那唯一的途徑就是發債了。

  現在赤字率還不到1%,發債還有一定的空間,國際紅線是3%。但也有一個隱憂,就是中國的顯性負債率雖然只有GDP的30%多一點,國際紅線是60%,美國是85%,但中國有龐大的隱形負債。中國個人養老金,包括醫療保險,這些都有大量多年積累的空賬戶,這些加起來可能有2-3萬億;還有地方政府隱形債務,包括教育、醫療、衛生和環保等方面,中國目前在這些方面支出是比較少的。

  劉恆:這次投資並沒有說地方拿出多少,中央拿出多少,方案最後實施,還要靠各地方政府、企業以及民間、金融等的能量共同啟動。通常情況之下,大家都認為4萬億是中央財政拿的,事實不是。其實財政投資在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導向性作用,用15%的資金就足以啟用整個經濟面。

  到現在為止,雖然說下半年我國的財政收入開始下滑,但是並沒有造成財政支付的困難,畢竟上半年和去年我們還有節餘。因此4萬億需要政府支付部分的資金已經準備好了。再加上這兩年我們可以在各個方面節約開支,由政府啟動部分的資金,比如說4萬億的10%、30%應當說2年的財政支付應該沒有什麼困難的。問題在於那些帶動資金,比如說我們的啟動資金是20%,還有80%還要來源於民間的,可能要發債券、企業增發股票、金融發放貸款,這些可能造成哪些方面的影響,我認為還是需要研究的。

  基建投資比例不宜過高

  上海證券報:您怎麼看待此次積極財政政策的投向?

  袁鋼明:這次積極財政政策與上次不一樣的,但被宣傳的一樣了,都是搞大型專案建設。十條措施裡,第一條就是保障性住房,第二條就是農村的設施,第三條才是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但目前焦點都在關注鐵路,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這是誤讀。

  目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很少,現在省級的或者國家級的高速公路已經建成,縣級的道路特別差,都是靠農民自己修,或者當地企業攤派。比如我調研看到的農村修建道路需80萬,國家出20萬,剩下60萬農民每家每戶都要出,很多農村除了道路不好之外,還有很多公共設施都沒解決,比如吃水,衛生、農村電視轉播、學校建設等,農村都差得很遠,只有極少數示範縣裡有幾個示範村,差距太大了。

  我認為,應該首先改善農民的公共福利,第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特別是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再增加對農產品的補貼,這也應該算到積極財政政策裡面。這直接提高了農民的消費水平,通過消費才能把市場拉動起來,才能起到積極財政政策的作用。

  劉煜輝:未來中國經濟根本任務還是轉型,一句話,從過去依靠外需、投資拉動,向消費主導的經濟體轉型,這是比短期拉動要大得多的事情。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能夠解除老百姓不敢消費的後顧之憂,會比簡單的基建效果要好。

  基建屬於資本密集型的專案,本身不怎麼吸收勞動力,難以直接轉變為勞動報酬的提高及消費和購買力的提升。但政府投資帶動計劃是否成功,取決於政府投資下去建了工程以後,未來能否帶動消費,把私人投資帶動起來,這樣,政府所謂拯救經濟的政策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就很可能給政府財政造成很大負擔,直接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增加未來通脹壓力。但如果真正把社保、醫療、教育這些空賬戶,該欠的補上的話,老百姓敢花錢消費的話,私人投資也就起來了,那即便外需不來的話,內需也能接下來,這是我們都希望看到良性迴圈。

  如果是政府做主導投資,實際上是把政府的財務槓桿率做高了,因為前面欠的債沒還。假設未來G3經濟體沒有走出衰退,到那時候投資計劃已經執行了,政府的儲蓄也花光了,債務的槓桿率也提高了,內需又沒起來,消費沒起來,轉型又沒起色的話,中國的經濟體是挺擔憂的。

  上海證券報:積極財政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最需要避免的問題是什麼?

  賈康:需要注意的方面很多,首先是規劃和基於可行性研究的專案選擇,這是最重要的。同時還要加強管理,涉及工程施工質量、監理制度、招投標制度、防止資金被挪用、追求績效,做事前、事中、事後的績效評估。

  劉恆:執行過程中要注意避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環境汙染,以及能源緊缺、原材料枯竭所導致的副作用。回過頭來看,上一輪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些政策還是值得推敲的。比如說,在經濟發展總量提高的同時,我們對結構問題的重視不是很夠。這是一個老問題,一說到緊縮,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都一刀切,一說啟動經濟,大家又一窩蜂地往上上。也不管什麼結構問題,經濟效益問題。雖然經濟發展很快,但是會造成很多負面影響。所以我們這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要避免這種情況的產生。

  坦率地說,今明兩年投資所上馬的專案,是不是都是國民經濟、民生所必需呢?是否都經過科學論證呢?我個人覺得到這方面的問題一定要警覺。比如說機場的重複建設、高速公路的盲目修建,都可能造成效益不佳、浪費的情況,目前這種現象在體制上沒有得到根本的遏制。專案上馬前,應論證專案上馬的科學性,以及所產生經濟效益和成本回收期,還有預計到所造成的環境影響,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等,這都是需要研究的。按常規看,這麼短的時間內,拿出這些專案,如果馬上上馬,進入實施階段,可能會存在問題。所以我們在防止經濟過冷的情況下,一定不能頭腦發熱,一定要注意它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果專案負面影響不能克服的話,還不如不上馬。否則,4萬億投資下去所造成的損失,可能和我們預期到的增長效益一樣驚人。

  關注地方財政狀況

  上海證券報:即將實施的財政政策,是否會進一步惡化地方政府財政狀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賈康:全國財政收入這幾年增加的情況還比較好,去年的增長幅度達33%左右,今年1-9月份增長幅度仍有25.8%,總體而言這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回撥,這也表明我們經濟基本面對於財政收入的支撐力仍然存在。儘管當前國內外環境變化對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構成了較大的下行壓力,但是,估計今年全年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仍將在20%左右,還是比較好的狀態。

  積極財政政策對地方財政只會有幫助,因為地方政府可以得到中央財力的支援,比如說,他們一些需要建設的專案,可以在中央的支援下加快建設,他們也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得到更多中央轉貸的國債資金,對地方政府來說,是增加資金可用量的一個機會。

  袁鋼明:江蘇、浙江這些地方有錢,可以自己幹,但稍微貧困一點的省呢?現在一下子那麼多省都提出了幾千億甚至上萬億的投資,而省級政府提出來的之後,主要是自己出錢,錢從哪來?地方會把專案報給中央,讓中央撥錢、給政策,讓它少繳稅,多搞信貸,多搞資本市場,但中央不可能全部批,中央只能批一小部分。

  現在地方財政非常困難,比中央財政狀況緊張得多,因為現在咱們國家的財政分配是中央佔大頭,但地方承擔了公共支出的大頭。地方的很多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都要靠商業化的方式解決,地方財政對於非贏利公共設施專案的籌資能力很弱。所以要讓企業成為投資主體,而且是盈利性的主體,政府財政對於微利或虧損的企業投資專案在後面稍微支援一下就行了,現在經濟已經嚴重下滑,經濟這麼困難,政府財政資金最好用在急處,好鋼用在刀刃上,最好用在支援企業積極投資方面。

  劉煜輝:積極財政政策肯定會惡化地方財政狀況,中國一般是這樣,4萬億的盤子裡,中央大概拿25%左右,剩下的75%要信貸和地方政府來籌措。但在地方“土地財政”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如果房地產預期下降的厲害,地方依靠土地財政就很困難,特別是安居工程對房價肯定是個下拉的作用,房價下跌,地價就下跌,勢必影響到地方政府的收入,所以從計劃的執行來說也有隱憂。現在不可能回到97、98年,那個時候銀行都是國有,政府可以開一個貸款辦公會議,就可以把貸款從銀行拿出來,但現在銀行都股份制了,地方政府會受到很大的制約。當然,銀行也會參與投資,但銀行有風險的考慮,不會一紙行政命令就會把錢拿出來。

  不過,現在中央提出可以讓地方政府考慮其他的融資方式,比如發債,所以如果真正遇到地方財政惡化的問題,中央肯定會加快中央和地方的財稅體制改革,多做一些實質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