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與焦弱侯文言文翻譯及註釋
《又與焦弱侯》是一篇古文，作者是明代李贄。本文選自《焚書》卷二，收於《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下編第一冊，以及《李贄文集》第二卷等書。這是與友人焦竑的另一封信，焦竑字弱侯，為李贄密友。是如何呢?本文是小編整理的資料，僅供參考。
又與焦弱侯文言文原文
又與焦弱侯
作者：李贄
鄭子玄者，丘長孺父子之文會友也。文雖不如其父子，而質實有恥，不肯講學，亦可喜，故喜之。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以為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故恥而不肯講。不講雖是過，然使學者恥而不講，以為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彼以為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既已得高官鉅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講。然則不講亦未為過矣。
黃生過此，聞其自京師往長蘆抽豐，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至九江，遇一顯者，乃舍舊從新，隨轉而北，衝風暴寒，不顧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見我言曰：“我欲遊嵩、少，彼顯者亦欲遊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顯者俟我於城中，勢不能一宿。回日當複道此，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茲卒卒誠難割捨雲。”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實為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然林汝寧曏者三任，彼無一任不往，往必滿載而歸，茲尚未厭足，如餓狗思想隔日屎，與敢欺我以為遊嵩、少。夫以遊嵩、少藏林汝寧之抽豐來嗛我;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為再尋己也，復以捨不得李卓老，以嗛林汝寧：名利兩得，身行俱全。我與林汝寧幾皆在其術中而不悟矣;可不謂巧乎!今之道學，何以異此!
由此觀之，今之所謂聖人者，其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異耳。幸而能詩，則自稱謂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詩，則辭卻山人而以聖人名。幸而能講良知，則自稱曰聖人;不幸而不能講良知，則謝卻聖人而以山人稱。展轉反覆，以欺世獲利。名為山人而心同商賈，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賈，既以可鄙矣，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謂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講道德性命者，皆遊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於高官重祿，好田宅，美風水，以為子孫蔭者，皆其託名於林汝寧，以為捨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挾數萬之資，經風濤之險，受辱於關吏，忍詬於市易，辛勤萬狀，所挾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安能傲然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為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稱之為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故可賤耳。雖然，我寧無有是乎?然安知我無商賈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耶?有則幸為我加誅，我不護痛也。雖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等事，決知免矣。
——選自中華書局排印本《焚書》
〔明〕李贄
又與焦弱侯文言文註釋
[1]鄭子玄：與下句的丘長孺都是李贄在麻城時的朋友。
[2]顏：顏回，又名顏淵，字子淵，孔子得意弟子。早亡。後世尊為復聖。曾：曾參，字子輿。孔子弟子。以孝著稱。傳孔子之學，以授子思。後世尊為宗聖。思：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受學於曾子，後世稱為述聖。孟：孟軻，字子輿，子思的再傳弟子，後世尊為亞聖。
[3]周：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北宋理學的創始人。程：指程顥、程頤兄弟。世稱“二程”，洛陽人。併為理學奠基人。張：張載，字子原，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人，人稱橫渠先生，北宋理學家，其學派稱“關學”。朱：朱熹，字元晦，號晦庵，婺源***今屬山西***人。他把二程學說發展為完整的理學體系，為理學的集大成者，人稱“程朱學派”。
[4]嘵嘵***xiāo***然：爭辯不休的樣子。
[5]厲：同“勵”。風：教化，感化。
[6]黃生：其名及生平未詳。
[7]京師：這裡指明代京都北京。長蘆：在今河北滄州市西。抽豐：指找關係走門路向人求取財物。也作“秋風”或“打秋風”。
[8]九江：今江西九江市。
[9]麻城：今湖北麻城，時李贄在此講學。
[10]嵩少：河南嵩山的別稱。嵩山西為少室，故稱“嵩少”。
[11]卒卒：同“猝猝”，倉猝。
[12]林汝寧：指汝寧林知府。汝寧府，治所在今河南汝南縣。
[13]嗛：字或當作“賺”，欺騙。下同。
[14]山人：指隱士。
[15]良知：孟子用以指天賦的道德觀念。《孟子·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後來王守仁據以提出“致良知”說，作為道德的修養方法。
[16]穿窬***yú***：《論語·陽貨》：“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穿壁;窬，同“逾”，越牆。
[17]貲：同“資”，財物。
[18]釋迦：釋迦牟尼，佛教的始祖。這裡指佛教。[1]
又與焦弱侯文言文翻譯
鄭子玄，是常與丘長孺父子論詩作文的朋友。文采雖然不如他們父子，但性格質樸誠實，有羞恥之心，不肯借講學以宣揚道學，這很可喜，所以我喜歡他。因為他沒有親眼見過顏回、曾參、子思、孟軻，也不曾親眼見過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只見到如今講周、程、張、朱道學思想的人，以為周、程、張、朱等人確實就是這樣了，所以以講道學為羞恥而不肯講。不講雖然是過錯，但是假使學者感到羞恥而不肯講，是以為周、程、張、朱等人只不過是和現在的道學家一樣，那麼如今那些講周、程、張、朱學說的人也就該殺了。鄭子玄以為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朱熹都是滿口仁義道德，而心裡想的是升官發財;等得到高官厚祿以後，仍然自鳴得意地談仁義、講道德;而且還要裝腔作勢地對人說：“我要糾正世俗、感化世人。”他認為敗壞社會風俗的，沒有比講周、程、張、朱的道學更嚴重的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所以不肯講道學。那麼不講也就算不上是過錯了。
有一個姓黃的讀書人經過這裡，聽說他是從京師到長蘆去“打秋風”的，又跟長蘆的長官到別處去上任。到了九江，遇見一個地位更高的人，他就棄舊從新，隨新主人轉道往北，頂著大風冒著嚴寒，也不顧年老有生命危險。已經到了麻城，來見我說道：“我準備去遊覽嵩山和少林寺，那位顯者也想去遊嵩山和少林寺，拉我同行，所以到了這裡。可是顯者還在城內等我，我勢必不能在您這裡宿夜了。回來的時候一定還要經過這裡，到那時就可以多相聚幾天再作別。現在太匆促了，實在捨不得離開您。”他的話是這樣，他心裡又是怎樣想的呢?我料想他內心實在是為了汝寧林知府那裡有一筆錢財捨不得放棄罷了。只是汝寧林知府從前曾三次赴任，他沒有一任不跟隨前去的，去了一定滿載而歸，這一次感到還沒有滿足，就象餓狗惦記著隔夜沒吃完的***，卻竟敢欺騙我說是為了去遊嵩山和少林寺。他以遊嵩山和少林寺來掩蓋自己隨汝寧林知府去打秋風的行為而欺騙我;又唯恐汝寧林知府懷疑他是為了再來找自己，就又以捨不得李卓老，應當再來拜訪李卓老為藉口，以欺騙汝寧林知府：真是名利雙收，處事和品行也都十分周到了。我與汝寧林知府幾乎都中了他的圈套而不醒悟啊，這能說他不狡詐麼?現在的道學家，和他有什麼兩樣!
由此看來，現在的所謂聖人，恐怕與現在的所謂山人是一路貨，只不過有幸運與不幸運的差別罷了。有幸而能寫詩，就自稱為山人;不幸運而寫不了詩，就辭卻山人之名而以聖人自稱。有幸而能講良知，就自稱為聖人;不幸運而講不了良知，就推託聖人之名而以山人自呼。辛苦輾轉、翻來覆去，為的是欺騙世人、獲取私利。名為山人而心裡卻和商人一樣只想要錢，口裡大談道德而目的卻在逾牆偷盜。自稱山人而心思和商人一樣，已經很可鄙了，反而還要掩蓋打秋風的本意而故意表示是為了遊嵩山和少林寺，以為別人是可以隨便被欺騙的，這就更加可鄙了。現在的講道德、性命的人，都是所謂遊嵩山和少林寺的人;現在的患得患失，志在求取高官厚祿、上等田園宅第、風水寶地，打算留給子孫受用的人，都是象黃生那樣託名於汝寧林知府，而裝作捨不得李卓老的人啊。既然這樣，鄭子玄的不肯講學，恐怕實在不值得奇怪了。
況且商人又有什麼可鄙的呢?他們身攜數萬資財，經歷風濤危險，受盡關卡吏員的欺侮，忍耐著集市交易時人們的辱罵，經歷了萬般辛苦，所攜的資財很多，所得的收入甚微。但是必須結交上公卿大夫，然後才能獲得盈利而避開禍害，怎麼能象山人那樣昂首而坐在公卿大夫的座上呢?現在的所謂山人，稱他們為商人，其實卻身無分文作為資本;叫他們是山人，卻又非公卿大夫之門不進，所以就令人可賤了。話雖然這麼說，我難道就沒有這種表現嗎?怎麼知道我沒有商人的行為和想法，而披著佛教的袈衣來欺騙世人而獲取虛名呢?有的話請對我加以懲罰，我決不包庇自己的短處。即使如此，至於那些患得患失，買田宅、求風水的事，我是絕對沒有的。
作品賞析
文章通過鄭子玄恥講道學，與黃生的為“名利兩得，身行俱全”的趨附權門的假道學作了鮮明的對比，尖銳地揭發了自宋代程朱理學發展而來的明代理學家，他們到處欺世盜名，所謂“聖人”、“山人”者，都是一路貨色，都是展轉反覆的“談道德而志在穿窬”的欺世獲利之徒。文章筆鋒犀利，揭發有力。
文章開頭讚頌了鄭子玄質樸篤實，有羞恥之心，不肯講學，而對那些“講道德、說仁義”而“心存高官,志在鉅富”的假道學極盡諷刺，且認為他們“可誅”。然後，文章又用一個書生打秋風的故事，來比喻那些“名利兩得，身行俱全”的假道學，認為這些人挖空心思，欺世獲利。[2]
作者簡介
李贄 ***1527年十月廿六-1602年三月十六***，明朝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回族，六世祖母系為波斯女子，初姓林，名載贄，後改姓李，名贄，字巨集甫，號卓吾，又號溫陵居士，是明朝頗有影響力的儒學大師，思想家、史學家和文學家。萬曆九年***1581年***，李贄從雲南辭職回加到湖北黃安，住在朋友耿定理家，撰寫一些讀史的文章，並教授耿家子弟。萬曆十二年耿定雲世，他移居麻城。第二年派人送家眷回泉州，自己一人住在麻城龍芝佛院，致力於讀書、講學和著述，歷十多年，完成《初潭集》、《焚書》等著作。收入《童心說》、《贊劉諧》、《何心隱論》及與道學家耿定向反覆論辯而撰寫《答耿中丞》、《答耿司寇》等書答、雜述、讀史短文和詩共6卷。揭露道學家們的偽善面目，反對以孔子的是非觀為是非標準，批判的鋒芒直指宋代大理學家周敦頤、程顥、張載、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