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論屈原之死是對是錯分析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結束自己生命的文人，屈原之死引起了後人廣泛的關注，關於屈原之死是對是錯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下面和小編一起來討論討論論屈原之死是對是錯。

　　論屈原之死是對是錯

　　漢代學者對於屈原的評價可分兩派，或褒或貶，各執一端。褒揚屈原者以淮南王劉安和《楚辭章句》的作者王逸為代表。劉安的《離騷傳・敘》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肯定了屈原的作品，認為“其文約，其辭微”，並且高度讚揚了屈原的品質，認為“其志潔，其行廉”，“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王逸在為《楚辭》作章句的時候更是處處流露出讚賞之情，認為屈原有“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二人都從儒家倫理道德出發，肯定屈原的才情和人品，認為他的死是忠君愛國、不與世俗同流合汙的表現。這種闡釋固然有其存在的根基和合理之處，但畢竟帶有濃厚的禮教色彩，因而受到後人的質疑。

　　同時期的屈原否定者之一班固則在他的《離騷序》中稱屈原“露才揚己”，認為他“忿懟不容，沉江而死”，將其死歸結為“洩憤”，認為他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的要求，實際上也是從儒家的倫理道德出發而進行的闡釋。

　　自近代以降，隨著社會觀念的轉變和學術研究理論、方法的多樣化，學者們對屈原之死的意義又從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等角度進行了重新解讀。但不少學者仍然是圍繞忠君愛國的儒家價值觀對屈原之死進行社會學的分析，如董運庭先生在《再論屈原之死及其愛國主義精神》一文中認為“屈原之死並不是愚忠的表現，而是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而又無力拯救的悲劇性結果，是他的理想、信念徹底破滅的必然的結果。”

　　關於屈原之死的意義，我認為主要在於啟迪後人去追問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我們活著，似乎就有改變的可能，然而屈原卻最終選擇了死亡。莎士比亞在他的代表劇作《哈姆雷特》中向我們提出了生與死的問題，引起巨大的轟動，而屈原則是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用自己的生命喚起了我們的思考：活著是為了什麼?活著能夠帶來什麼?而死亡又到底意味著什麼?

　　屈原作為中國真正意義上的最早的個體詩人，他的“求索”雖然限於自身的有限性，最終沒能達到追問的超越，但他積極追問生命的意義、尋求人生出路的精神卻是十分可貴的。我想，或許只有像屈原那樣，活著的時候以極大的生命熱情去追求和探索，死的時候又以極高的人格和尊嚴去感染和啟迪後人，生與死才是真正有價值的。

　　屈原自沉的原因分析

　　關於屈原自沉原因的各家之言，周建忠先生在《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義》一文中總結出了六種比較有影響的說法，即潔身說、殉國說、殉道說、殉楚文化說、政治悲劇說和賜死說，並且認為“‘賜死說’推測成分過多，根據不足;‘殉國說’是抗戰時期的‘古為今用’、‘六經注我’的反映，可作為研究史上的‘現象’來研究;‘殉楚文化說’、‘政治悲劇說’是從歷史、哲學的角度解讀，對屈原的主體意識認知不夠。惟‘潔身說’‘殉道說’頗近情理：‘潔身’、‘洩憤’、‘殉道’，皆為屈原自沉動機的不同方面，與屈原作品的情感抒發，比較吻合。”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說：“思想決定行為。”瑞士著名心理學家榮格也說：“性格決定命運。”由此可知，一個人做出什麼樣的人生選擇與這個人的性格品質、思想觀念、情感體驗等因素是分不開的。因此，要想對屈原自沉的原因作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我認為首先必須弄清楚屈原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

　　屈原的生平事蹟主要見於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列傳》，“可以說，《屈原列傳》是我們研究屈原生平事蹟的比較可靠的第一手資料”。關於《屈原列傳》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我認為湯炳正先生《<史記・屈原列傳>的問題》一文分析得十分合理。他認為從“離騷者，猶離憂也”一直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一大段話，以及從“雖放流，眷顧楚國，繫心懷王”到“王之不明，豈足幅哉”這一段話，都是淮南王劉安《離騷傳》裡的，是後人竄進司馬遷的《屈原列傳》中去的。撇開這兩段不看，《屈原列傳》中存在的所有矛盾之處便都不存在了，我們便可以斷定屈原在楚懷王時期只是被“疏”而沒有被“放”，並且《離騷》是在楚懷王時期寫的。

　　至於屈原的思想、性格，我認為我們可以從他的作品中直接感知。首先，屈原是一個情感極熱烈的人。屈原的詩歌充滿了激情，或洋洋灑灑地展現自己的“得意”，或滿腹憂愁地訴說自己的“失意”。第二，屈原是一個有著極高理想的人。他希望碰上一位明君，得到重用，希望能夠藉助君王的力量改革社會，實現“美政”。第三，屈原是矛盾的。當他認清了奸佞當道、君主不明的現實時，一方面他堅定的不與世俗同流合汙，想要離開郢都，另一方面他又力圖改變現狀，想要留在懷王身邊。他不能忍受小人對他人格的毀謗，更不甘心政治理想就此毀滅。這也正是道家出世的文化與儒家入世的文化之間差異的矛盾體現。正如梁啟超所說：“屈原腦中，含有兩種矛盾元素，一種是極高寒的理想，一種是極熱烈的感情”。

　　據此，我認為屈原的死並不能簡單的歸結為殉懷王、殉國、洩憤等原因。“屈原作出死亡的選擇，最終自沉汨羅，並不是一時的想不開，相反是長久地沉思，心靈上不斷矛盾鬥爭的必然結果。”屈原生活在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他吸納融合了儒、道兩家思想這並不為奇。儒家的“美政”理想破滅之後，他也萌生過“遠遊”的遁世思想，然而最終他發現這兩種思想都不能實現對社會現狀的改造。他意識到了這兩種思想的侷限性，因而“上下求索”，力圖尋求出一條新的出路，卻又始終無法找到。這種思想上的“空虛”和精神上的“絕望”對於屈原這樣一個情感熱烈而又執著追求的人來說是極為可怕的，或許也正是他最終結束自己生命的原因。

　　屈原之死的另一說法

　　屈原是得病死的

　　據多年來的考證，屈原當年之死並非是愛國而投江，而是身受病魔的折磨，生不如死，而投江尋求一種解脫。

　　那麼屈原究竟是得了哪種病呢?這就需要我們從文學，地理，歷史等幾個角度對其進行全面科學的分析。

　　首先是從文學方面來分析。屈原的很多文章都很有名，不過，不知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他裡面很多地方用到一個字，那就是“兮”，也許很多人就要這樣認為，這很平常啊，這是楚辭這種文體裡的一個顯著特點。如果你也這樣認為，那你就錯了。那是那些笨蛋的所謂的文學家的婦人之見。沒錯，歷史上是有一個楚國，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可是並沒有什麼所謂楚辭這一種文體，何以見得呢?那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個“兮”字，大家想想，這和我們的喘氣的聲音是不是很相似呢?不論我們是在運動後還是生病了，都會有“兮，兮，兮”這樣的喘氣聲，所以我認為屈原生病了，那麼我為什麼會有如此高明之處，可以明斷呢?這就需要我們從地理的角度來分析。

　　其次也就是地理方面的原因。問大家一個問題，我國的省份裡面有很多前一個字相同的，有這麼一句順口溜：兩湖兩廣兩河山。也就是，湖南與湖北，廣西與廣東，河南與河北，山西與山東。那麼這些省份都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分界處，如河南與河北中間分界處就是我們的母親河----黃河，山西與山東分界處是泰山，那麼湖南與湖北呢，又是什麼把它們分開呢?洞庭湖，對，就是洞庭湖，我相信很多人對我國在建國後，在黨和政府的努力下消滅掉的血吸蟲病都不陌生吧，在解放前，洞庭湖周圍的群眾就被血吸蟲奪走了很多的生命。這幾年來，由於經常發生洪澇災害，一度消聲匿跡的血吸蟲病又死灰復燃，很多人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來，又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那麼可想可知，在幾千年前那落後的封建社會裡，人們當時的科學技術又不發達，怎麼能夠抵擋得住血吸蟲病的侵襲呢?由此可見，生活在楚地的屈原自然也不能倖免，也得了這種病，在肚子一天天大起來時，生活和工作也不大方便，常常沒說幾句就要停下來喘氣“兮———”。

　　到了這裡，人們不禁會問“你憑什麼認為原先沒有楚辭這種文體呢?”那麼我們到這裡就要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了。

　　再次，從歷史的角度論屈原之死。屈原當時在楚國是個大夫，也是個不小的官了，用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這麼大的官那是一定要有祕書的，所以屈原每次出去散步或出去視察，身邊隨從人員一定很多，當他有感而發吟詠出一首詩歌或說出一段話時，身邊的出出隨行人員就要做好記錄，也就是歷史上的“書記”一職，書記在那時才體現其本義，也就是記錄了一些方書工作。我剛才也提到在當時的地理條件下，屈原身體受到血吸蟲病的折磨，說話時不能一口氣說完，常常要停下來休息，喘氣。由於身居要位，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成了指導下級的重要精神，那些祕書和書記員不敢有任何疏忽，於是“兮”字就被記進了那些文章當中，也就有了歷史上有名的《離騷》等千古名篇。相信稍有點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在歷史上會吟詩做畫的人，大多是追求仕途之人，大都是在正史裡記載的有點份量的人士，所以，屈原的這種病中言辭也就成了影響千百年來歷代人的主要原因，加之以訛傳訛，楚地人的總體生活現狀是要不停地喘氣，這才是楚辭的主要原因。

　　綜合以上種種，我們不難出現，讓我們學習那麼久的一些文章，竟是出自這位病重的老人家之口。只是當年他在汩羅江上散步時，由於病情發作，一頭栽入江水，才有了端午節的到來。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什麼人，都要以細膩的思維，以科學的態度，以獨到的見解去分析事物，這樣你會發現有另一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