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與貨幣政策分析

　　，這是一個重點需要把握的問題。因為兩者的作用機制不同，作用方向不同，膨脹和緊縮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同。以下是小編整理分享的關於的相關資料，歡迎閱讀!!!!

　　***一***兩者的作用機制不同

　　財政是國家集中一部分GDP用於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因而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中，財政居於主導地位。財政直接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並對集中起來的國民收入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再分配。因此，財政可以從收入和支出兩個方向上影響社會需求的形成。當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大體確定，因而財政收支的規模大體確定的情況下，企業、單位和個人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也就大體確定了。比如，國家對個人徵稅，也就相應減少了個人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對企業徵稅或國家對企業的撥款，也就減少或增加了企業的投資需求。銀行是國家再分配貨幣資金的主要渠道，這種對貨幣資金的再分配，除了收取利息外，並不直接參加GDP的分配，而只是在國民收入分配和財政再分配基礎上的一種再分配。信貸資金是以有償方式集中和使用的，主要是在資金盈餘部門和資金短缺部門之間進行餘缺的調劑。這就決定了信貸主要是通過信貸規模的伸縮影響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的形成。至於信貸收入***資金來源***雖然對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的形成不能說沒有影響，但這種影響一定要通過信貸支出才能產生。比如，當社會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過旺時，銀行採取各種措施多吸收企業、單位和個人的存款，這看起來是有利於緊縮需求的，但如果貸款的規模不作相應的壓縮，就不可能起到緊縮需求的效果。

　　***二***兩者的作用方向不同

　　從消費需求的形成看，包括個人消費和社會消費兩個方面。社會消費需求，基本上是通過財政支出形成的，因而財政在社會消費需求形成中起決定作用。只要在財政支出中對社會消費性支出作適當的壓縮，減少社會集團的購買力，社會消費需求的緊縮就可以立即見效。而銀行信貸在這方面則顯得無能為力。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則受到財政、信貸兩方面的影響。在個人所得稅制度日趨完善的情況下，財政對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是有直接影響的。而銀行主要是通過工資基金的管理和監督以及現金投放的控制，間接地影響個人的消費需求。至於說銀行對個人消費需求的形成有直接影響，也主要是體現在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上。但居民儲蓄存款畢竟可以隨時提取，因而這種影響的力度就不像財政那樣大。再從投資需求的形成看，雖然財政和銀行都向再生產過程供應資金，但兩者的側重點不同。在我國現行體制下，根據財政、銀行在運用資金上無償與有償的不同特點，固定資產投資理應由財政供應資金，而流動資金投資一般由銀行供應資金。雖然隨著銀行信貸資金來源的不斷擴大，銀行也發放一部分固定資產投資貸款，但銀行的資金運用的重點仍是保證流動資金的供應。從這裡也可看出，財政在形成投資需求方面的作用，主要是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國民經濟結構的合理化，而銀行的作用則主要在於調整總量和產品結構。

　　***三***兩者在膨脹和緊縮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同

　　在經濟生活中，有時會出現需求不足、供給過剩，有時又會出現需求過旺、供給短缺。這種需求與供給失衡的原因很複雜，但從巨集觀經濟看，主要是由財政與信貸分配引起的，而財政與信貸在膨脹和緊縮需求方面的作用又是有別的。財政赤字可以擴張需求，財政盈餘可以緊縮需求，但財政本身並不具有直接創造需求即“創造”貨幣的能力，惟一能創造需求、創造貨幣的是銀行信貸。因此，財政的擴張和緊縮效應一定要通過信貸機制的傳導才能發生。比如財政發生赤字或盈餘時，如果銀行相應壓縮或擴大信貸規模，完全可以抵消財政的擴張或緊縮效應;只有財政發生赤字或盈餘，銀行也同時擴大或收縮信貸規模，財政的擴張或緊縮效應才能真正發生。問題不僅在此，銀行自身還可以直接通過信貸規模的擴張和收縮來起到擴張和緊縮需求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銀行信貸是擴張或緊縮需求的總閘門。

　　正是由於財政與銀行在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形成中有不同的作用，這就要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配合運用。如果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行其是，就必然會產生碰撞與摩擦，彼此抵消力量，從而減弱巨集觀調控的效應和力度，也難以實現預期的調控目標。

　　2017年財政貨幣政策應有所調整

　　“2016年的巨集觀經濟執行，是自2011年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以來，終於有可能出現階段性探底的一年。自一季度開始，連續三個季度GDP報出6.7%的增長率，第四季度很有可能還是6.7%左右，一個年度‘小平臺’的表現可謂多年來絕無僅有的。”1月7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在深圳舉行的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2017年會上表示***演講全文實錄附後***。

　　這個研究院是2013年註冊成立的一家新型民間智庫，民生銀行董事長洪崎擔任第一屆理事會理事長，賈康擔任院長。2016 年 11 月 5 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改選，洪崎繼續擔任理事長，賈康出任名譽院長及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第一屆副理事長、華軟資本董事長王廣宇出任第二任院長。

　　作為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的領軍學者之一，賈康近年來就中國巨集觀經濟、財稅改革等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引起學界和決策重視的研究成果。賈康認為，按照較粗線條的判斷，2017年中國經濟有望完成較為明顯的探底，然後應當力求實現經濟企穩，以對接一個時間越長越好的中高速增長期，比如6.5%至7%，或6.5%左右，或7%左右。在這一平臺期，中國經濟應當具備結構優化、發展方式向集約化加快轉變等新特徵。

　　他認為，在這種條件之下要對財政與貨幣政策進行調整，首先應看清中國貨幣政策不具備大規模擴張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現實的把握應是“穩健中性”。財政政策方面將繼續以“積極”為主的基調，這將首先體現為赤字率還要處於較高水平，如有必要也可以在2016年3%的基礎上適度上調。

　　外界注意到，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強調，2017年巨集觀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2016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新年致辭中明確表示，2017年將保持貨幣政策穩健中性，調節好貨幣閘門，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賈康2017年1月7日的演講，事實上是對央行貨幣政策基調的再次呼應。

　　賈康同時表明，2017年應當進一步減稅降費。繼營改增之後，2017年中國財政將繼續減稅，可有作為的空間主要存在於增值稅稅率的減並和適度調低上，同時，降費方面值得作為的空間十分值得重視，各類收費、政府性基金，社保、住房公積金等都具備一定的調整降低空間，這樣做對規範政府收入秩序，理順政府與市場、社會的關係會有莫大的好處，應當成為重要的政策選項。

　　而關於稅費減降，政商學界一直有不同計算口徑和爭議。特別是2016年以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為代表的企業家們對企業稅負的公開議論，更令2017年稅費降減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特別是許多人希望中國轉變以間接稅為主的企業稅收體系。

　　對此，前國稅總局副局長、聯辦財經研究院院長許善達曾向《財經》記者表示，不能簡單地要求中國將企業間接稅一步變成直接稅，除了美國等少數發達國家，多數歐洲國家以及日本，事實上間接稅都佔越來越大的比重。

　　在1月7日的年會上，賈康還提出，2017年中國要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使之更加符合供給側改革的需要。在長期的政策選擇方面，為了讓中國經濟繼續實現企穩，關鍵是使處於平臺期的中國經濟具備結構優化、發展方式向集約化加快轉變的“升級版”特徵。應結合各地、各部門、各行業的具體情況，以理性的定製化的“供給管理”方案突出重點，統籌協調。

　　在具體的改革方面，賈康表示應聚焦三大重點：

　　首先，穩中求進兩側發力，在巨集觀調控中對接經濟探底企穩。從目標來看，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仍將“穩字當頭”，6.5%左右仍是“鐵底”。

　　其次，深化供給側改革中，以制度供給為龍頭打造經濟社會發展“升級版”。在此方面，2016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元年，主要切入點是啟動了“三去一降一補”工作，“雖已取得明顯進展與成績，但也存在主要使用行政介入方法的侷限性，充分發揮市場作用不夠，易出現違背經濟規律的偏差，有必要及時總結經驗教訓，興利除弊。”賈康指出。

　　第三，保護產權完善法治，“問題導向”下對接基礎性制度建設求長治久安。針對近期民營經濟國內投資明顯下滑的問題，賈康認為雖然原因多重，但在產權保護方面，與在錯綜複雜局面下市場主體的方向感不明確，安全感不充分、希望感不紮實有內在的關聯。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更進一步給出了保護產權，完善法制的權威指導。其中所表述的‘加快編纂民法典’將會在中國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樹立一座里程碑。”賈康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