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分析的論文

　　回顧過去的三十年來,中國巨集觀經濟形勢跌宕起伏,財政政策首挑大樑,不斷相機抉擇,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其靈活性和針對性。下文是小編為大家蒐集整理的關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

　　淺談科學發展觀財政政策的方向

　　財政部長金人慶同志在上海舉行的“全球扶貧大會”閉幕式上提出，中國財政政策將隨著巨集觀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轉向中性，這一與時俱進的財政政策調整思路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在財政領域的充分發揮和集中體現。

　　一、財政平衡觀與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問題

　　經過對財政平衡問題長期不懈的研究，我總結出“財政收支矛盾與平衡轉化規律”的基本命題，即財政收支是絕對的不平衡與相對平衡的對立統一體。因此，財政可根據客觀經濟形勢的變化，採取“相機抉擇”的辦法，擔負起以自身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實現社會總供需平衡的巨集觀調控的重要職能，進而積極達成在更高收入水平上動態、長期、穩固的財政平衡的實現，為下一輪“逆風向而動”的財政政策的實施創造條件。而要實現這一財政與經濟的良性迴圈，關鍵就在於把握好財政失衡導致政策不可持續性所引致的淡出時機的選擇問題。

　　我國自1998年來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作為我國主動、自覺根據外疲世界經濟疲軟，影響出口、內縮通貨緊縮，國內需求不足的嚴峻巨集觀經濟形勢作出的一次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有益、成功嘗試，拉動我國經濟逐步走出週期性低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以社會供需總量為主要調控的物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只是一定時期內的特殊政策，本身具有的雙重不可持續性也決定了其淡出也需相機抉擇。

　　首先，以“補平波谷”為己任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具有不可持續性，因此也必須隨巨集觀經濟週期的變化而調整，敏銳地判斷時機並積極採取措施化解在巨集觀經濟中出現的新矛盾。其次是財政赤字規模與國民經濟承受能力的限制而導致的政策實施上所具有的不可持續性，因為過度擴張財政政策所引發的財政收支失衡矛盾的加劇必然會產生不良後果，如巨大的赤字不但會喪失動員社會資源功能，而且由此而來的政府債務危機如不加以有效控制，有可能引起經濟總量更嚴重失衡，甚至導致社會動盪和政治不穩等巨集觀問題，倒逼財政政策此時不得不被動調整。

　　目前是我國積極財政政策主動淡出、積極向中性轉向的最佳時機。

　　首先，期望以政府投資拉動民間投資，解決需求不足導致的通貨緊縮的政策目標已實現：從1998年以來平均拉動我國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促成2003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9.1%，國民經濟出現增長態勢，進入了經濟增長的上升通道，因此積極財政政策可以“功成身退”了。若缺乏對巨集觀形勢判斷僵化思維貽誤政策調整最佳時機，則可能出現過猶不及的情形：一方面過度增加的國債基本建設投資作為政府行為不利於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投資的政策效應也必將出現遞減，甚至影響到產業結構調整和巨集觀經濟平衡，另一方面中央國債投資往往需要地方資金和銀行信貸配套，國債投資專案的長期性也可能造成銀行體系的壞帳問題等。

　　其次，積極財政政策持續6年，從判斷政府償債能力的兩個實質性指標來看，即國債償還率和中央債務依存度不斷提升並早已超過警戒線，我國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面臨很大的償債壓力和很高的債務依存度，而且地方隱性負債和或有負債問題如無法妥善解決，最終還得依靠中央財政，所以國債風險恐怕比表面指標所表現的更嚴重。因此目前我們的當務之急是通過漸進性的安排，在保證必要的繼續工程和重點支援高科技、西部大開發以及振興東北工業基地資金需要的前提下，儘可能地壓縮新增國債規模，儘可能地放慢支出進度，調整優化支出結構，儘可能地通過加強徵管增加收入，積極、適時減少財政稅收政策擴張傾向，而逐步淡出的這麼一個動態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實現向總量平衡的中性財政政策逼近的過程。

　　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結構性巨集觀調控與中性財政政策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得出的科學發展觀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階段的我們黨和政府的發展理念，其實質是要求我們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全面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的，即正確處理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關係;協調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原則，協調就是要在發展中實現速度與結構、質量、效益的有機統一，促進發展的良性迴圈;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體現，可持續發展就是要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充分考慮環境、資源和生態的承受能力，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而只有對經濟、社會結構、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巨集觀結構性問題進行有效的調控，才能從制度上、體制上根本保證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點中性財政政策仍將責無旁貸。

　　中性原則是一個政策目標，也並非絕對的不偏不倚，正如相對稅收中性論，從微觀機制與巨集觀導向相結合角度來詮釋社會主義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兩者矛盾統一關係。現階段中性財政政策意味著保持財政收支規模不人為擴張或壓縮，保持財政收支的相對平衡，因此對中性財政政策不應該作為絕對理解，而應該以相對中性意義上理解，即巨集觀總量中性影響與巨集觀結構調控的對立統一。

　　公共財政論作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殊的執行論，是有值得正處於向市場經濟轉軌時期的我國借鑑的地方，特別是市場失靈論：市場失靈既包括了巨集觀經濟總量失衡，又包括了外部性、市場壟斷、資訊不對稱、收入分配不公等，這些正常執行的市場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有可能導致經濟、社會結構性失衡，因此財政要以非市場化方式作用於這些領域，這點是與財政本質論的財政調控職能不謀而合的。

　　我國正處於轉軌時期，我們還擔負著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任務，這些都要求財政在尊重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相機抉擇”地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巨集觀調控，擴張、緊縮和中性的財政政策就是依據對總量調控力度大小而言所作的劃分，而無論何種財政政策，只要是健全完善的財政政策也都應內在的包含著“對症下藥”的解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的任務，現階段我國向中性財政政策的轉向就是力求實現向財政收支的大體平衡的目標逼近，以保持社會供需總量基本平衡和經濟社會的穩定，同時“有保有壓”、“有獎有抑”地調整支出結構，側重於對經濟、社會結構、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巨集觀結構性問題進行調控，以保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現階段我國巨集觀經濟執行的主要矛盾正是結構性失衡，即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社會分配差距有拉大傾向、經濟粗放式增長，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尚需進一步深化。從投資、消費、出口這拉動經濟的三架馬車的表現來看，首先是投資增長率偏高，投資結構不合理。就投資產業而言，2004年1至5月，第二產業投資以超出一、三產業數倍的速度增長了47.8%，雖然6月份增速下降為16.2%，但由此得出過熱巨集觀經濟已實現了“軟著陸”的結論還為時尚早;就投資行業而言，部分行業如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出現投資規模偏大、低水平重複建設現象，而在這些投資過度的行業中，其內部一些有利於提高技術水平、環保節能、促進產品升級換代的投資專案卻仍顯不足，直接導致產業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就投資形式而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規模過大，由此帶來重要原材料、能源及交通運輸的“瓶頸”制約，加劇了重要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的結構性通貨膨脹。

　　其次，投資與消費關係不協調，居民消費傾向長期偏低。經濟執行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並沒有因為積極財政政策而得到根本解決，集中體現在居民消費傾向偏低，成為阻礙經濟長期健康執行的因素。中國平均消費傾向在積極財政政策實行後經歷的不升反降現象，不僅是平均收入提高所導致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因素引致的，而且很可能是在體制轉型過程中所積累的一些經濟、社會結構性問題的集中反映。

　　首先，由於城鄉二元結構、區域二元結構導致基尼係數有可能超過了40%，高收入組的低消費傾向直接拉低了社會平均消費傾向;其次，國有企業改革和資本密集型投資對勞動力就業人口排擠效應，失業對這部分人群消費能力的抑制;最後，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基礎教育在部分農村地區非義務化，高等教育的產業化傾向，都增加了居民的儲蓄傾向。第三、出口結構低層次。雖然2003年我國已擠身世界第四貿易大國，但卻仍非貿易強國，低附加值產品為主的出口結構不僅不利於提高外向型經濟的競爭力和產業結構的調整，而且也容易遇到反傾銷、技術壁壘等方面的貿易摩擦。

　　因此，目前財政政策的目標應適時調整為預防通貨膨脹、為各項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而此時主動轉向中性財政政策可謂是正值時機、對症下藥。

　　三、以人為本，積極促進向中性財政政策的轉向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說明了發展的目的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向中性財政政策的轉向也必須以人為本，才能體現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具體而言，當前要重點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新一輪體制性、結構性稅制改革要注重效率原則與公平原則的統一，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

　　“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徵管”為模式的稅改涉及所得稅、增值稅、消費稅、地方稅、農業稅制和稅收管理體制等方方面面，體現了廣義稅收中性所內含的效率與公平的統一：效率原則包含兩個層次，一是行政效率原則，提出了稅務工作應努力減少自身給微觀主體帶來的效率損失，具體而言我們應進一步優化稅收徵管工作，一方面嚴厲打擊各種走私活動，嚴格杜絕偷稅、漏稅、騙稅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要簡化稅制和辦稅手續，增強稅務機關納稅服務意識，使稅收徵管走上法制化、人性化軌道。

　　二是經濟效率原則的巨集觀非中性，即稅收應發揮對經濟、社會結構、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巨集觀結構性問題調控的“獎抑效應”，按照不同領域稅負水平有增有減的原則，對有利於實現五個統籌的投資、消費實行低稅率、輕稅負，相反，對於一些發展過熱的或環境汙染、能源浪費嚴重的行業或行為加徵重稅，倡導人們的健康投資和消費觀念，促進市場機制發揮最大效率，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公平原則同樣包括兩個層次，一是公平承擔稅制負擔以實現收入公平分配的社會公平原則，這就要求我們加快各項稅費改革的步伐，特別是要堅決取締農村一切不合理的收費和攤派，逐步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負擔實現橫向公平，同時更好的發揮個人所得稅的“內在穩定器”功能，實行綜合與分類徵收相結合，提高扣稅標準，加大對高收入階層的徵收力度，運用免稅手段支援弱勢群體如下崗職工的再就業，促進各階層以能力為標準分擔稅負的縱向公平原則的實現，充分發揮稅收對社會利益結構的調整功能;二是經濟公平原則，要求我們統一內外企業所得稅，完善消費型增值稅試點推廣工作，消除重複徵稅，激發民間投資消費熱情，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為社會公平競爭營造良好的稅收環境。

　　2、調整直接財政支出範圍、增加轉移性財政支出比重，多渠道落實人的全面發展。

　　一方面國債直接投資除了繼續完成積極財政政策基礎設施建設在建專案的收尾工程外，向五個統籌領域傾斜並注重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引導功能，比如進一步支援西部生態破壞嚴重地區“天保工程”的順利實施，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平衡的協調統一，打破過去僅僅以財政投入拉動多少GDP增長速度為考量政策的唯一標準，更多關注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只有當經濟、社會與自然三者協調發展，才能使物質財富積累的同時，維護生態文明，建立精神文明，滿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與此同時，要積極探索財政補貼、貼息等轉移性支出形式，加大轉移性支出力度，改善轉移性支付的辦法，逐步實現公共產品的均等化，更切實的讓人民群眾受益。如在向三農傾斜方面，配合直接投資向農村諸如水、電、氣、道路基礎設施傾斜，財政轉移性支出可以採取“增收”與“減負”並舉的方式：在增加農民收入這方面，一方面在流通環節間接補貼保護農民的合理收益和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如利用財政資金建立農副產品的價格保護機制，以合理的保護價收購農副產品，並對農民購買種子、化肥等農業生產必須的生產資料實行優惠價格供應，另一方面可以運用糧食風險基金作為資金來源，更多采取直接補貼農民方式，並加大這一補貼佔糧食風險基金的比重，此外還可撥出財政資金用於農業生產性專項貸款，對農產品深加工企業的生產經營貸款實行貸款貼息，以支援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轉型等;在減輕農民負擔方面，重要的舉措就是加強對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投入，如財政能有效的支援逐步取消農村地區的基礎義務教育收費，則根據目前我國農村地區基礎教育的收費水平，作一個保守的估計，許多農戶每年就可從這項教育體制改革中減輕負擔200-300元，同時提高了農村居民的綜合素質和健康水平，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3、加快預算制度改革，實現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督相結合的陽光財政。

　　以人為本的中性財政政策的實施應該在強化預算內部監督的基礎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多的重視來自審計部門、人大以及作為納稅人的公眾的外部監督，促進預算高度透明、謀取公眾利益的最大化為特徵的陽光財政的實現。為此，首先要在借鑑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預算管理經驗和做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預算管理制度的基本框架，繼續推進部門預算的基本管理模式、國庫集中收付模式、收支兩條線管理、政府採購制度等一系列預算改革：部門預算中的細化預算、透明預算是國庫集中收付、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和政府採購改革的基礎;規範的國庫收付、收支兩條線管理又是落實部門預算、保障政府採購的條件;

　　政府採購反過來又為部門預算提供依據、為國庫集中收付和收支兩條線管理制度改革提供操作客體，這些同步推進、相互配合、彼此促進的改革必將極大的提高預算透明度和內部監督的剛性。

　　其次，注意審計監督與人大監督的結合，提高監督有效性。從現實情況來看，一方面審計法規定審計機關不受其他行政機關的干涉，但由於其歸屬於國家行政機關係統，既要對同級政府負責，又要審計監督同級政府的財政行為，因而審計的獨立性、權威性和客觀性不可避免要受到影響和削弱，另一方面，憲法、預演算法和審計法賦予了人大對財政預算的審計監督權，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它的工作班子還欠缺為人大及其會提供有效、高質量的服務能力，因而在目前建立人大審計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只有把兩者有機結合才能使得人大與審計機關對財政監督工作更富成效、更具權威。

　　最後要自覺轉變政府觀念，積極創造條件使人民群眾能夠了解預算、參與預算、監督預算。要逐步做到政府預算收支計劃的制定、執行以及決算的形成等過程都向社會公開，讓人民群眾知情，引導人民群眾有序參與，聽取和注意接受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建議，真正做到以人為本的陽光預算、陽光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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