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近代史人物孫中山的論文

　　孫中山的歷史觀實為民本史觀，具有濃厚和鮮明的道德價值取向。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孫中山民本史觀的道德價值取向初探》

　　摘要：孫中山的歷史觀實為民本史觀，具有濃厚和鮮明的道德價值取向。在他看來，人類進化史應當是互助的道德文明進化史;道德理性的不斷提升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和目標;歷史發展就是道德文明不斷提升的過程;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道德完善的大同世界;中西文化的差別就在於中國文化是道德文明和王道文化，西方文化是物質文明和霸道文化，中國文化代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方向。

　　關鍵詞：孫中山;歷史觀;道德價值取向

　　中文分類號：B25 文獻標誌碼：A 文章編號：1001-862X***2012***02-0097-008

　　賦予歷史觀以一種道德取向是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較普遍的現象。形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直接或間接受中國儒家心性道德論和大同學說等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近代出現的將進化論與倫理思想相結合的進化論、特別是互助進化論的影響。作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思想家，孫中山便建構起一個具有鮮明道德取向的歷史觀，作為自己革命主張的理論依據。孫中山的歷史觀本質上說並非是一般所說的“民生史觀”，而是“民本史觀”。***1***其民本史觀的基本特徵是具有濃厚和鮮明的道德性。從倫理道德的視域來考察和評價歷史，構成其歷史觀的核心價值取向。在他看來，人類進化史本質上應當是互助的道德文明進化史;道德理性的不斷提升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和目標，社會歷史發展就是道德文明不斷提升的過程，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目標是要建立道德完善的大同世界;中西文化的差別就在於中國文化是道德文明和王道文化，西方文化是物質文明和霸道文化，中國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發展的終極方向。質言之，孫中山歷史觀可稱為“道德取向的民本史觀”。孫中山民本史觀的道德精神既繼承了儒家仁愛思想和大同學說等，又充分吸取了西方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和互助進化等思想，體現了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合，對中國現代歷史思想的多途發展產生了直接影響。大陸學術界以往主要是從孫中山歷史觀的唯心或唯物的一元論，或唯心與唯物混雜的二元論來討論其基本屬性與特徵。***2***海外學術界系統和深入探討其歷史觀的道德倫理取向的論述也少見。故此，拙文擬對孫中山民本史觀的道德價值取向做一初步探討，以求拓展孫中山歷史觀研究的新視野，發掘其歷史觀的新內涵。

　　一、人類進化史是互助的和道德文明的進化史

　　孫中山是主張社會歷史進化論的。他說：“天下事非以競爭為不將。當此二十世紀，為優勝劣敗、生存競爭之世界。為[如]政治、工業，商業種種，非競爭何以有進步。”[1]45但是，人類歷史的進化與自然的進化不同，道德與互助起著決定性作用。

　　1912年，孫中山提出自然的進化是天演淘汰，人類的進化則為道德的進化，兩者有本質的不同，那種將人類歷史上國家強弱之戰爭、人民貧富之懸殊皆視為天演淘汰之公例，認為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以強權為世界唯一真理是錯誤的，“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為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社會組織之不善，雖限於天演，而改良社會之組織，或者人為之力尚可及乎?社會主義所以盡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2]507-508。因此，在他看來，“物競爭存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2]360 。又說：“從前學說，準物質進化之原則，闡發物競生存之學理。野蠻時代，野獸與人類相爭，弱肉強食，優勝劣敗，弱者劣者，自然歸於天演淘汰之例。……今世界日進文明，此種學理，都成野蠻時代之陳談，不能適用於今日。今日進於社會主義，注重人道，故不重相爭，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有世界。”[1]25 他晚年對人類互助進化原則做了進一步闡釋，指出宇宙進化分物質進化、物種進化和人類進化，“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3]47。

　　孫中山也指出了人類道德進化的曲折性和複雜性。首先，人類的互助進化不是直線的，而是曲折的。他說，互助進化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人於第三期之進化為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則天性所趨，已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人類進化之目的矣”[3]47-48。其次，文明進步既會帶來善果，也可帶來惡果，“因為社會問題是文明進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況且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4]327。

　　那麼，為何歷史進化與自然進化不同呢?孫中山認為，根本原因在於“自然與人事，固絕對之不同也”。當人初生穴居野處和靠自然生存時是自然人，“此自然人之時代，固無所謂理亂興衰之時勢也。及其進化也，由獵而牧而耕而織，於是有夏葛而冬裘，暑扇而寒火，則人事進化矣。其進化之程度愈高，則離天然愈遠;及至歷史之時代，則人事漸繁，而理亂興衰之事畢現，然後乃有‘時勢’之名稱”[4]384。又說：“夫時勢者，人事之變遷也;自然者，天理之一定也。”[4]386 也就是說，孫中山認為自然變化是由客觀規律***即天理***絕對規定了的，而人事之變遷即時勢***即人類歷史***卻離不開人主觀上的積極活動，即人為力的作用，人為力是歷史進化的主要力量。他在論及人類各民族進化時便說，民族進化“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的力量，可以巧奪天工，所謂人事勝天。這種人為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5]197。而人為力的作用便是要使歷史發展趨向道德文明，此即他所說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

　　不過，孫中山對歷史進化中自然力和人為力的論述並不嚴密，甚至存在矛盾。他在談到區分民族和國家形成最適當的方法是用什麼力造成時說：“用中國的政治歷史來證明，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一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自古及今，造成國家沒有不是用霸道的。至於造成民族便不相同，完全是由於自然，絲毫不能加以勉強。”[5]186其次，不同種族所以能結合成種種相同民族，“自然不能不歸功於血統、生活，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這五種力。這五種力，是天然進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來的”[5]188。這裡，孫中山是將王道這種道德政治視為自然力，霸道反而是人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