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人物梁啟超的相關論文

  處於社會大動盪、國家生死存亡之際的梁啟超是那個大變革時期東方文化圈最耀眼的一顆明珠。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推薦的,希望大家喜歡!

  篇一

  《梁啟超的婦女思想概觀》

  摘 要:婦女問題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文明進步狀況。梁啟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曾經對婦女問題給予高度、熱切的關注。從1896至1925年的三十年間,他通過撰文或演講的方式,從婦女的求學、擇業、戒除纏足、爭得與男子同等的參政權等諸多方面討論了婦女問題,從而形成了較完整、系統的婦女思想。

  關鍵詞:梁啟超 婦女思想 婦女問題

  婦女問題是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一個時代的文明進步狀況。梁啟超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曾經對婦女問題給予高度、熱切的關注。從1896至1925年的三十年間,他通過撰文或演講的方式,從婦女的求學、擇業、戒除纏足、爭得與男子同等的參政權等諸多方面討論了婦女問題,從而形成了較完整、系統的婦女思想。

  一、興女學

  梁啟超在多篇文章中都談到使婦女接受教育問題,如《倡設女學堂啟》、《記江西康女士》和《論幼學》等。他的那部名噪一時、為宣揚戊戌變法而作的《變法通議》就專列《論女學》[1]P37一文,表明他把婦女教育問題與國家政治問題同等看待了。文章開宗明義:“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認為婦女接受教育是國家興衰的根本,這是其婦女思想的基點。

  他認為女子天生不比男子差,男子可以養活自己,女子也是可以的。指出婦女只有接受教育,與男子取得同等的學識能力後,才能謀得一份職業,達到自養,不再依賴男子養活。這樣女子不再“嗷然待哺於他人”,不但減輕了男子的負擔,女子也有了做人的尊嚴,改變了先前男子貴女子賤的社會觀念,社會地位得到提高。由此梁啟超說,當“人人足以自養”變為可能時,則民富,民富則國強。

  何況,婦女接受教育可以使婦女拓寬眼界,開闊胸襟,有助於謀生。中國自古就主張男主外女主內,婦女整日“於天地間之事物,一無所聞,而竭其終身精神以爭強弱、講交涉於筐篋之間”,由此導致婆媳妯娌吵鬧不止。對此,梁啟超提出必使婦女接受教育,“使其人而知萬古,有五洲,與夫生人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強弱之理,則其心也,方憂天下憫眾生之不暇,而必無餘力以計較於家人婦子事也。”即用知識武裝頭腦,用知識豐富其枯竭的心靈,用知識充實其空虛的精神,用天下之事分散、轉移其注意力,使其關注天下大事,不再為一個筐子、一把條帚等瑣碎之事而斤斤計較。所以,在梁啟超看來,只有教育,才能為婦女開啟一扇心靈之窗,促使她們走出狹小的天地;只有教育,才能使女子“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一舉而數善”。

  梁啟超遊歷過歐美,西方教育界那種十分注重母親對孩子影響的教育理念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國孩童在很小的時候,接觸到的人和事都極為不堪,母親根本不教育他們;稍長又被送到外邊就讀,所教內容又雜濫粗鄙,所以釀成“今日營私趨利、苟且無恥、固陋蠻野之天下!”由此可見,他指出婦女接受教育是下一代成才的保障,是國家興盛的根本。他大聲疾呼:“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

  二、擇業問題

  與婦女接受教育相關的是她們的擇業問題,這也是梁啟超所關注的。民國十一年***1922年***四月一日,梁啟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作了《我對於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別注重的幾種學科》[2]P3的演講,其中談到女子高等教育與職業之間的關係。

  梁啟超認為,男女在智力上雖沒有差別,卻各有特長。整體看,女子的特長在整理,男子的特長在創造。因此,若要使女子受完高等教育後從事職業,一定要充分發揮她們善於整理的特長,因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的人各盡其性,發揮各人最優長的本能,替社會做最有效率的事業”。根據這一理念,梁啟超認為,史學、會計學、圖書館管理學和新聞學等四種職業特別適合女子。

  史學為什麼適合女子?一是因為課程本身含有整理舊材料的性質,這一點正切合女子善於整理的專長。二是因為社會需要。史學是一門很重要的學科,中小學教育對歷史的需求很大,其中又以對本國曆史的需求最迫切。何況隨著學校的逐漸擴大,史學教師的需求相應也會逐漸增加。因此,由於課程性質與社會需求等緣由,史學這門職業非女子莫屬,女子與男子競爭時,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因此,梁啟超認為史學前途無量,應該成為女子的首選職業。

  管理圖書館,需要精細和誠懇,女子恰恰有天生的素質與此契合。因此,如果女子在圖書館工作,不但能使圖書館的秩序格外整肅,而且還能使讀者得到精神上的涵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女子在圖書館裡為社會服務的同時,還能夠閱讀大量古今中外的圖書,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看來,圖書館管理學似乎更適合女子。毋庸置疑,這門職業也可以成為女子立身的選擇了。梁啟超深以為然,他希望主持女子教育的人,在這方面下大力氣,全力做好準備。

  從事新聞學事業,需要在編輯方面有特長。與男子相比,女子這方面似乎差些。但在其他方面較有優勢:女子觀察社會事物,有些地方就比男子精細;女子對待事情,一般不會有黨派之爭,持論較為公平;女子充當記者,由於是女性,被採訪者往往對她們比較客氣,所以能得到格外豐富的資料。顯然,女子有從事這項職業多方面的優勢。因此,梁啟超很有把握地指出:女子將來和男子競爭這門職業,一定立於優勝的地位,而且對社會極有益。

  另外,梁啟超從當時世界經濟發展趨勢中敏銳地觀察到:歐洲各公司各銀行乃至各官廳的職員,多半聘用女子,而且女子的成績平均在男子以上。其中會計行業,尤其如此。反觀中國,會計人才卻非常缺乏。由此,他強烈指出:為了發揮女子整理力勝過男子的專長,應該把這部分職業,全部分或大部分讓給女子。

  以上四種職業之所以特別適合女子,就是根據女子整理力特強這個前提演繹出來的。因此,梁啟超特別提醒從事女子教育的人,一定要找出幾種特別適合女子特長的學問,“格外施以訓練”,讓女子在“受完了某種程度的教育,立刻可以得著程度相當的職業,而且得著之後,能夠勝任愉快,這種教育才算是有效用”。

  三、參政思想

  對於婦女參政,梁啟超舉雙手贊成,並不時撰文或公開演講為之宣傳。《人權與女權》[3]P81就是與此相關的一篇演講詞。民國十一年***1922***十一月,梁啟超為南京女子師範學校作了《人權與女權》的演講。

  梁啟超認為婦女參政,必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女子要切實自覺自動”,即要主動地解放自己;二是要有階段,即“先把做人的條件預備充實,才能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這些工作做好了,再談婦女參政。這也就是他在該演講中提出的女權運動的實質問題。

  女權運動,也就是廣義的人權運動,相對於狹義的人權運動而言,包括教育平等權、職業平等權和政治平等權。梁啟超從十九世紀美國黑奴解放運動和歐洲平民運動等成功經驗中得到啟示,這三種平等權利的獲得需要步驟。因此,他認為,婦女參政,也一定是女子先爭得與男子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然後“一步一步地肉搏前去,以次到職業問題,以次到參政權問題。”

  講女權,要不依賴男子而能獨立。女子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有一份能養活自己的職業。獲得職業,女子就必先有與男子競爭的知識能力。而知識能力的取得不是靠別人施捨得來的,而是靠自己的努力爭得的。女子自己先要有這種意識,然後為此奮鬥。只有在積累了足夠的知識能力後,才能與男子競爭職業。有了職業,才有資格參政。由此可見,知識能力是女子參政的先決條件。因此,梁啟超尖銳地指出:“無論何種運動,都要多培實力,少作空談。女權運動的真意義,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覺,從智識能力上力爭上游,務求與男子立於同等地位。這一著辦得到,那麼競業參政都不成問題。辦不到,任你攪得海沸塵飛都是廢話。”

  四、戒除纏足

  對戕害婦女肢體的纏足惡行,梁啟超深惡痛絕之。在《戒纏足會敘》、《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論女學》、《論幼學》和《倡設女學堂啟》等文中對此陳規舊習施以猛烈炮火般的批判,可謂口誅筆伐,毫不留情。《戒纏足會敘》[1]P120一文尤其如此。

  大加撻伐提倡、推行纏足運動的人。梁啟超把那些曾經提倡婦女纏足者直斥為“汙君、獨夫、民賊、賤丈夫”,把他們比作“剖孕斮涉”的商紂王和“關獸戲蛇”的劉鋹,並詛咒他們應當絕後、下地獄。同時,對某些男子將婦女的“三寸金蓮”當做觀賞之物的行為,梁啟超也不肯放過,指責他們為了滿足個人的變態審美心理,拿別人殘疾的身體當玩物。另外,對“群盲”,即麻木不仁的世俗之人,梁啟超也有批判。這類人雖不如直接提倡纏足的人那般可恨,也沒有把婦女小腳當做玩物的人那般可惡,但是,由於受到幾千年來封建專制制度的影響,缺乏獨立思考與判斷能力的他們對纏足陋習不以為怪,反而深以為然。無形之中,甚至成了纏足運動的支持者。這些愚昧之人為了迎合世俗,在女孩子五、六歲的時候,就開始給她們纏足。為纏足,女孩子要遭受各種極為殘酷的肉體折磨:骨頭斷裂、皮肉潰爛、膿血淋漓、創傷累累,甚至好幾個月都站不起來,一年之後,才能勉強行走。從某種程度上說,纏足運動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就是因為“群盲”的這種集體無意識在作祟,是他們對纏足之風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說他們助紂為虐,一點也不過分。因此,梁啟超對此等人的批判也很不客氣,指摘他們“以骨肉之愛,天性之親,狥彼俗情,為此荼毒。嗚呼!可不謂愚人哉!嗚呼!可不謂忍人哉!”

  熱情褒揚為戒除纏足而作出努力的人。順治十七年,清世祖福臨特意下達聖旨,詔告天下,痛改纏足陋習,並制定法律:“其女若婦抗旨纏足者,其父若夫杖八十,流三千里。”即女兒如果違抗聖旨纏足的,父親就要受到杖責八十且流放遠方的刑罰;妻子如果違抗聖旨纏足的,丈夫就要受到杖責八十且流放遠方的刑罰。可惜“舊汙太深,奉行不力,沿謬蹈弊,仍數百年”。雖是如此,梁啟超對順治皇帝這一舉動,仍然讚歎為偉大的聖人之舉。賴弼彤、陳默庵等人,痛感纏足魔習對女同胞的傷害,發誓拯救眾家姐妹,在全國廣泛網羅人才,竭力創辦“戒纏足會”。梁啟超大為感動,熱情撰文鼓吹,稱他們為豪傑之士,並希望他們成立的這一組織能夠起到很好的引導作用,正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然後將這種聲勢擴充套件到全國,直至最後成功。

  梁啟超不但為上述“戒纏足會”等組織撰文宣傳,還曾創辦“不纏足會”,並作有《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2]P20。章程明確規定:“凡入會人所生女子不得纏足”、“凡入會人所生男子,不得娶纏足之女”、“凡入會人所生女子,其已經纏足者,如在八歲以下,須一律放解;九歲以上不能放解者,須於會籍報明,方準其與會中人昏娶。”等等。這就表明梁啟超對婦女纏足問題的關注並非只停留在文字上的揭露、批判與稱揚,他還用實際行動切實幫助婦女,使她們最大限度地減少因纏足而造成的肢體傷害。

  必須強調一點,梁啟超戒除婦女纏足的思想,絕不僅僅侷限於關愛婦女肢體不受傷害的層面上。婦女纏足首先毀傷的是肢體,但比這更嚴重的是,經歷纏足之後的她們,求學受到直接影響。這是梁啟超最關心的。女子“生六七歲,入學之時也。今不務所以教之,而務所以刑戮之倡優之,是率中國四萬萬人之半,而納諸罪人賤役之林,安所往而不為人弱也?”一向把興女學看做是國家興亡關鍵的梁啟超再次把女學與中國的積弱聯絡起來,“中國之積弱,至今日極矣。欲強國本,必儲人才,欲植人才,必開幼學,欲端幼學,必稟母儀,欲正母儀,必由女教。”同樣的表達也見於《論女學》[1]P37:“彼方毀人肢體,潰人血肉。……而安知有學,而安能使人從事於學。是故纏足一日不變,則女學一日不立。”

  梁啟超對婦女問題的關注,還見於《禁早婚議》[4]P107。該文雖不是專門談論婦女問題的,但婚姻關涉到男女雙方,早婚有害,自然包括了對女子的傷害,這應看做是梁啟超對婦女婚姻問題的思考。《林太恭人壽序》[5]P7、《湯母蔡太夫人壽言》[5]P8、《蔣母楊太夫人墓誌銘》[5]P16和《範母謝太夫人七十壽言》[5]P26等文對婦女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夫死守節等傳統美德多有稱讚,這反映了梁啟超作為一個處於從古代到近代過渡時期的士大夫還不能完全擺脫中國傳統文化中一些舊思想的影響,自覺不自覺地會用賢惠、淑柔等傳統美德去要求婦女。這是梁啟超傳統婦女觀的體現。

  綜上所述,梁啟超在婦女求學、擇業、參政、纏足、婚姻等方面皆有論述,較全面地體現了作者的婦女思想。當然,梁啟超對婦女問題的關注,絕不止這些。筆者僅就其婦女思想的主要方面作了簡要論述。梁啟超既秉承中國傳統文化,又注意借鑑、吸納西方先進思想、理念,在闡述女性求學、擇業、參政等諸多重大問題時,對飽受了數千年精神奴役的女同胞們,從來不曾流露出一絲一毫的輕視與嘲諷,而是表示了極大的尊重與深切的同情,釋放出悲天憫人的慈愛情懷。在此前提下,為婦女尋求走出困境的方法與途徑。這是一種超越時代的現代思想,又是一種至情至性的人道主義情懷,更是一種哀時憂世的愛國精神。梁啟超對婦女問題的關注,不要說在當時振聾發聵、驚世駭俗,縱使是在今天,仍發人深省,具有深遠的借鑑意義。

  參考文獻:

  [1]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一,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

  [2]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三十八,第5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

  [3]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三十九,第5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

  [4]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七,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

  [5]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卷四十四上,第5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