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現代文學批評史新型寫作模式
摘要：歷史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現代文學批評試圖做一番總結性的思考，重新進行歸納、估價這三十年的文學批評思想，大量批評史著作相繼出版。現通過比較幾本有代表性的批評史著作，試圖突顯各自的風貌特徵和存在的缺憾；同時由此思考建立新型的批評史寫作模式。
關鍵詞：文學批評史寫作 批評立場 批評角度 新型批評模式
白新文化運動以來，有關文學批評的作品愈來愈多，文學批評這一文體也漸趨發展成熟。文學批評，不僅僅是對文學作品的鑑賞和批評，在現代文學三十年裡，他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可以說，是文學批評引導著主流文壇的走向。歷史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現代文學批評試圖做一番總結性的思考，重新進行歸納、估價這三十年的義學批評思想，大量批評史著作相繼出版。
在學界影響較大的有：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禮1993年版***、許道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筆者還對照參閱了美國學者夏志清著有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以便審視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對現代文學、現代文學批評的評價。
一、不同的批評立場和批評角度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一部文學史，側重對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定位，尤其關注作品的藝術價值在文學史中的意義，和其他三本的寫作物件有所區別自不待言。然而其他三本在寫作文學批評史時的角度和理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側重於對單個批評家理論的深入分析，對當時該批評話語所產生的語境略有介紹。作者明確指出：“批評史不等同於文學史，也不等同於思想史，雖然彼此有關聯，批評史應有自己的研究視角，它所關注的是對文學的認知活動與歷程，是對文學本質、文學發展、文學創作的不斷闡解與探討。”在該著作中，作者詳細論述了十四位批評家，分析他們各自的理論在文學審美特性上的建構及其理論意義。這樣以批評家為重點的闡述模式和高揚文學批評的審美特徵，在當今的批評史寫作中是具有別開一面的創新意義的。這是該書最大的優點，但也造成了它的缺陷，即缺乏對二三十年的文學批評進行整體性、邏輯性的歷史梳理。
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採用的體式和許道明的論著一樣，都是先概括每一個時期的整體風貌，然後再舉出代表性作家進行詳細分析，但二者在構建批評史的思路上有很大的不同。周只是在透過批評文字來建構“文學批評”這一文體是如何醞釀、如何發展，分析文學批評的結構型別和語言形態，將對現代文學批評文體自覺性的研究納入視野。該書不單是對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文學批評進行思考，當代文學批評的風貌也被納入其考察的範圍。概而言之，該書是在梳理“文學批評”這一具有獨立審美意義的現代文體在中國近一個世紀的流變風貌，這是卜分具有意義的。
以上是列四本書整體風貌上的概括，就各書具體而言，他們所選的作家、批評家也各有不同；不僅如此，對同一個作家、評論家做出的評價也有很大的差別。我們現已對魯迅先生的評價為例，更進一步分析各著者相異的批評角度和批評立場。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魯迅的總體評價並不高，他對魯迅的兩本小說集《吶喊》《彷徨》都給以很高的評價，而對其雜文，則認為“這些雜文往往有生動不俗的意象或例證，時而有絕妙的語句，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但整個來說，這些文章使人有小題大做的感覺”。“作為諷刺民國成立二十年來的壞風惡習來看，魯迅的雜文非常有娛樂性，但是因為他基本的觀點不多——即使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他十五本雜文給人的總印象是搬弄是非、噦噦嗦嗦。”在論魯迅那一章的結句是這樣說的：“他自己造成的溫隋主義使他不夠格躋身於世界名諷刺家——從賀拉斯、本·瓊森到赫胥黎——之列。這些名家對於老幼貧富一視同仁，對所有的罪惡均予以攻擊。魯迅特別注意顯而易見的傳統惡習，但卻縱容、甚而後來主動地鼓勵粗暴和非理性勢力的猖獗。大體上說來，魯迅為其時代所擺佈，而不能算是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
而許道明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中是這樣評價魯迅和他的雜文的：“魯迅是偉大的創作家，也是一個偉大的批評家，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他還是一個本色的批評家。他的小說滿貯著批評的意味，而他的更為著名的雜文，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在現代中國，雜文因為他的原因而成為一種戰鬥的文體。”同樣，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設有專節對魯迅的批評思想進行闡釋，並給予很高的評價。
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根本就沒有魯迅的立足之地，對魯迅的批評沒有給予關注。也許在溫儒敏看來，魯迅根本就算不上是個文學批評家吧。
面對魯迅和他的雜文，以上的學者為何得出的結論是如此的懸殊?不言而喻，這是由於各自的批評立場和批評視角不同所造成的。夏志清和溫儒敏兩位學者注重文學的審美價值，對社會價值不予重視。而許道明和周海波兩位學者則能在把握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和現代思想文化密切關係的基礎上，來建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而魯迅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個領軍人物，其文學批評當然更要予以重點的研究。
但這不禁讓我陷入思考：面對三十年的文學批評所產生的歷史語境，即啟蒙和救亡一直緊緊地纏繞著中國新文學，中國新文學一直以來都擔任著重要的政治任務，有時候甚至以文藝的政治價值來取代文藝的審美價值。面對這一複雜的文學現象和文學歷史，我們究竟該站在何種立場、採用何種標準來寫文學史和批評史?能不能找到一個客觀而公正的立場，站在這個立場上來審視、構建我們過去的文學和批評，並且這個立場能較好地處理中國現代文學自身內部包含的二律背反：審美和政治的矛盾關係?
筆者認為，對文學來說，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兩者都不可偏廢，過分關注文字的藝術價值而置文藝的社會價值於不顧是不可取的；同樣，過分關注文字的政治道德意義而忽略文字的審美意義，那就已不是文學，更加不可取。那麼，面對上述的批評史著作所存有的缺陷，重新建構一種新型的批評史寫作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關鍵詞：文學批評史寫作 批評立場 批評角度 新型批評模式
白新文化運動以來，有關文學批評的作品愈來愈多，文學批評這一文體也漸趨發展成熟。文學批評，不僅僅是對文學作品的鑑賞和批評，在現代文學三十年裡，他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可以說，是文學批評引導著主流文壇的走向。歷史進入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對現代文學批評試圖做一番總結性的思考，重新進行歸納、估價這三十年的義學批評思想，大量批評史著作相繼出版。
在學界影響較大的有：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禮1993年版***、許道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筆者還對照參閱了美國學者夏志清著有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以便審視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下對現代文學、現代文學批評的評價。
一、不同的批評立場和批評角度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一部文學史，側重對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定位，尤其關注作品的藝術價值在文學史中的意義，和其他三本的寫作物件有所區別自不待言。然而其他三本在寫作文學批評史時的角度和理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側重於對單個批評家理論的深入分析，對當時該批評話語所產生的語境略有介紹。作者明確指出：“批評史不等同於文學史，也不等同於思想史，雖然彼此有關聯，批評史應有自己的研究視角，它所關注的是對文學的認知活動與歷程，是對文學本質、文學發展、文學創作的不斷闡解與探討。”在該著作中，作者詳細論述了十四位批評家，分析他們各自的理論在文學審美特性上的建構及其理論意義。這樣以批評家為重點的闡述模式和高揚文學批評的審美特徵，在當今的批評史寫作中是具有別開一面的創新意義的。這是該書最大的優點，但也造成了它的缺陷，即缺乏對二三十年的文學批評進行整體性、邏輯性的歷史梳理。
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採用的體式和許道明的論著一樣，都是先概括每一個時期的整體風貌，然後再舉出代表性作家進行詳細分析，但二者在構建批評史的思路上有很大的不同。周只是在透過批評文字來建構“文學批評”這一文體是如何醞釀、如何發展，分析文學批評的結構型別和語言形態，將對現代文學批評文體自覺性的研究納入視野。該書不單是對現代文學三十年的文學批評進行思考，當代文學批評的風貌也被納入其考察的範圍。概而言之，該書是在梳理“文學批評”這一具有獨立審美意義的現代文體在中國近一個世紀的流變風貌，這是卜分具有意義的。
以上是列四本書整體風貌上的概括，就各書具體而言，他們所選的作家、批評家也各有不同；不僅如此，對同一個作家、評論家做出的評價也有很大的差別。我們現已對魯迅先生的評價為例，更進一步分析各著者相異的批評角度和批評立場。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對魯迅的總體評價並不高，他對魯迅的兩本小說集《吶喊》《彷徨》都給以很高的評價，而對其雜文，則認為“這些雜文往往有生動不俗的意象或例證，時而有絕妙的語句，也有冷酷狠毒的幽默。但整個來說，這些文章使人有小題大做的感覺”。“作為諷刺民國成立二十年來的壞風惡習來看，魯迅的雜文非常有娛樂性，但是因為他基本的觀點不多——即使是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他十五本雜文給人的總印象是搬弄是非、噦噦嗦嗦。”在論魯迅那一章的結句是這樣說的：“他自己造成的溫隋主義使他不夠格躋身於世界名諷刺家——從賀拉斯、本·瓊森到赫胥黎——之列。這些名家對於老幼貧富一視同仁，對所有的罪惡均予以攻擊。魯迅特別注意顯而易見的傳統惡習，但卻縱容、甚而後來主動地鼓勵粗暴和非理性勢力的猖獗。大體上說來，魯迅為其時代所擺佈，而不能算是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
而許道明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新編》中是這樣評價魯迅和他的雜文的：“魯迅是偉大的創作家，也是一個偉大的批評家，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他還是一個本色的批評家。他的小說滿貯著批評的意味，而他的更為著名的雜文，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在現代中國，雜文因為他的原因而成為一種戰鬥的文體。”同樣，周海波《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設有專節對魯迅的批評思想進行闡釋，並給予很高的評價。
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根本就沒有魯迅的立足之地，對魯迅的批評沒有給予關注。也許在溫儒敏看來，魯迅根本就算不上是個文學批評家吧。
面對魯迅和他的雜文，以上的學者為何得出的結論是如此的懸殊?不言而喻，這是由於各自的批評立場和批評視角不同所造成的。夏志清和溫儒敏兩位學者注重文學的審美價值，對社會價值不予重視。而許道明和周海波兩位學者則能在把握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和現代思想文化密切關係的基礎上，來建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而魯迅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個領軍人物，其文學批評當然更要予以重點的研究。
但這不禁讓我陷入思考：面對三十年的文學批評所產生的歷史語境，即啟蒙和救亡一直緊緊地纏繞著中國新文學，中國新文學一直以來都擔任著重要的政治任務，有時候甚至以文藝的政治價值來取代文藝的審美價值。面對這一複雜的文學現象和文學歷史，我們究竟該站在何種立場、採用何種標準來寫文學史和批評史?能不能找到一個客觀而公正的立場，站在這個立場上來審視、構建我們過去的文學和批評，並且這個立場能較好地處理中國現代文學自身內部包含的二律背反：審美和政治的矛盾關係?
筆者認為，對文學來說，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兩者都不可偏廢，過分關注文字的藝術價值而置文藝的社會價值於不顧是不可取的；同樣，過分關注文字的政治道德意義而忽略文字的審美意義，那就已不是文學，更加不可取。那麼，面對上述的批評史著作所存有的缺陷，重新建構一種新型的批評史寫作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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