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中世紀文學批評的幾種主要模式

　　論文摘要：歐洲中世紀有著相當豐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資源，它既繼承和發揚了古典主義時期的一些批評傳統，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語境的浸潤下產生了新的批評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開啟了文藝復興以後近代批評的先河。特別是在其比較的批評型別中還可以找到今天作為一門學科的比較文學的最原初形態，而當時的語法學批評、修辭學批評等，也可以看做後世影響巨大的形式主義批評的最原初形態。中世紀對詩歌有四種最重要的定位：語法學的、修辭學的、邏輯學的和哲學的。其中語法學定位歷時最久，並且是中世紀人文主義的載體；修辭學定位在古典主義後期幾乎已銷聲匿跡，其後以語法學論文的形式出現；邏輯學定位與經院哲學密切相關，哲學定位則與柏拉圖主義血肉相連，從古典主義後期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時代。
　　論文關鍵詞：中世紀；文論；比較文學；批評模式
　　對歐洲中世紀的文藝理論史，學術界向來關注較少。這種狀況即使在西方的文藝理論史研究領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國國內關於中世紀文藝理論史的研究則更為薄弱，長期處於被忽視狀態，不僅資料匱乏，缺乏整體的瞭解和把握，而且還存在著許多誤解。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複雜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歷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紀70年代，西方一些頗有見地的理論家就已充分意識到連線古代與現當代的中世紀文論的重要性。1974年，紐約城市大學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聯合他的同事們編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紀的文學批評：翻譯與解釋》在當時就產生了不小的影響。他們對通行的關於中世紀批評的一種經典論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國文學批評：中世紀階段》——提出批評，認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僅帶有偏見，而且，簡直把該課題推向了絕境”。十年後的1984年，當人們爭相討論時髦的現代理論時，該書下半部分“中世紀的文學批評”的主要編者、曾執教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專業的小哈迪遜教授，在該書單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評史是當前文學研究中最活躍的領域之一。最近十年來。理論界對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符號學等等興趣很大，所有這些新領域的初衷都在於發現更為有力的批評方法。這種興趣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批評史的研究變得越來越重要。”他還說：“對於古典時期和中世紀後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評，我們都有足夠多的研究和文獻。然而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的這一千年間，批評歷史和文獻卻是一個巨大的空白。這種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卻是……不可原諒的。它導致了對古代文學美學和文藝復興文學美學之間關係的一種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種顯然很離奇、但事實上卻非常嚴肅的對待文學的態度……”這批有見識的理論家們對中世紀的一些經典批評文字進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譯，給我們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紀批評整體風貌及其內在發展線索的可能。
　　中世紀文藝理論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它的文學批評模式，而且，儘管在中世紀修辭學和詩學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絡，但是屬於兩種不同的學科3。中世紀的人們依據不同的分類基礎對知識進行了分類，基本的分類方式有兩種，一種是三分法，即以語法學、修辭學和邏輯學“三學科”為分類基礎的分類法；另一種是四分法，即以幾何、算術、天文和音樂“四學科”為分類基礎的分類法。我們可以以“三學科”為參照系分別探討詩與三學科的關係，梳理出中世紀文學批評的幾種主要的批評模式。然後，將詩與“四學科”也視作一種批評模式，整體論述它們之間的關聯。
　　1．詩與語法學
　　中世紀的詩學是在語法課上出現的，並且在語法課上佔據著最傳統和最持久的位置。昆提良在《雄辯家的培養》中將語法學定義為正確言談的科學，是詩人的學問，為詩學與語法學的聯絡提供了一個基本公式。維克托瑞納斯在《論語法藝術》中把語法學看做是解讀詩人和歷史學家的科學。由此，語法學的批評傳統是中世紀人文主義的主要載體，眾多的學者將文學研究或閱讀詩人看做人文學科的中心。

　　詩歌與語法學的這種聯絡產生了三種各具特色的批評型別。
　　第一種是評註和註釋，即對某些文字進行評註和解釋。儘管這些評註和解釋並未形成一篇獨立完整的文章，但在當時是一種較為典型的文字批評模式。它一般都是首先簡述作者生平，然後評論作品自身的形式和風格，而主要部分則是對文字中個別詞句的註釋。這些評註的目的不是為了說明作品的審美特徵，而是為了讓人們更好地學習這些作家的寫作技巧以增加文采。這些註釋可以用來定義生僻的詞句，解釋複雜的語法結構，指明修辭手法，有時還能揭示文字的道德寓意。當時的作家們註解了維吉爾、特倫斯、賀拉斯等古典主義後期的作品，由於中世紀文學處於基督教的語境之下，所以一些基督教作家對作品的註釋顯然是為解釋《聖經》做準備的。l2世紀利拉的尼古拉斯的《普世聖經註釋》是中世紀“聖經註釋”一部公認的力作。
　　第二種是音韻學批評，即評價詩的韻律。古典語法學包括拼寫、音節劃分和母音音量的研究，其中最後一種研究的擴充套件形成韻律學，它的基本理論是：詩歌不是內容和方法的，而是韻律的；它對應的不是歷史，而是散文。也就是說，形式重於功用，我們說一部作品是“英雄史詩”是囚為它使用了六韻部英雄詩體的格律，而不僅僅是依據它的內容。當時的詩韻學論文主要有奎爾的《拉丁語法》、貝德的《論韻律》、但丁的《論俗語》、德肖的《修辭藝術》等，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特瑞希諾的《詩論》和貝勒的《保衛和發展法蘭西語言》以及蓋斯克因的《教育筆記》中都還明顯保留這種批評風格。
　　第三種批評型別可以稱作作家比較。文學傳統從一開始就是可以比較的，昆提良在《雄辯家的培養》中列舉了作家名單，目的是將一部羅馬作品與其所模仿的希臘作品作修辭學方面的比較，這可看做這種批評型別的第一次嘗試。在這裡我們還可以找到今天作為一門學科的比較文學的最原初形態。中世紀基督教作家繼承了比較的傳統，並將比較轉向了拉丁作家和希伯來作家之間，而且他們的視閾中既有基督徒作家，也有異教徒作家，相容了基督教經典和世俗文學，儘管他們提醒人們說，研究世俗文學的主要理由是為註釋《聖經》作準備，但這種對不同作家相容並進行比較的批評傳統與前兩種批評型別一樣，成為中世紀人文主義產生的溫床。
　　2．詩與修辭學
　　語法學批評的型別有著明確的形式，相比之下，中世紀修辭學批評的情況要複雜得多，主要表現在詩與修辭學的關聯上。在某些方面，古典主義時期詩與修辭學的聯絡比中世紀還要緊密。在古代的著作中，唯有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不是完全藉助於修辭學的。許多被視為古典主義的批評作品，如德米特里烏斯的《論風格》、朗吉努斯的《論崇高》，其實都是關於修辭術的批評，只不過是運用於詩的文字罷了。
　　古典主義後期有三部正規的修辭學批評作品。第一部即傳統上認為系“朗吉努斯”所作的《論崇高》殘稿，該作品宣稱天才勝於訓練、想象重於佈局，這些問題在古代修辭學中都討論過；第二部是多納圖斯的《維吉爾作品釋義》，文中盛讚維吉爾堪稱修辭學大師；第三部作品是邁克羅比烏斯的長篇對話《農神節》，討論“維吉爾是一位演說家還是一位詩人”?該作品論證了維吉爾對論辯風格的運用能力，認為他盡汲十位阿提卡演說家之所長，這部作品修辭學批評論述的廣泛和細緻在古典主義時期的作品中是無可匹敵的。中國文論界所熟知的賀拉斯的《詩藝》從羅馬修辭學中得益甚廣，所謂模仿、詩人的修養、天才與學養的對立、寓教於樂原則等話題在以往的修辭學中都有論述，這部作品成為整個中世紀修辭學批評的母本文獻，成為中世紀語法課的必讀教材，學生們詳細鑽研它的修辭風格，並由此產生了大批論詩藝的著作。古典主義修辭學習慣引用詩歌來證明表達效果，而語法課上閱讀詩人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讓學生們熟悉修辭格的運用技巧。儘管加洛林王朝時代以後，純粹的修辭學批評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取材於修辭學的語法學論文，但詩與修辭學的這種聯絡從古典主義時期延續下來並貫穿於整個中世紀。

　　3．詩與邏輯學
　　詩與邏輯學的聯絡早在古典主義後期關於亞里士多德的評論中就已經建立，不過，在中世紀早期這一聯絡並不被重視，直到12世紀才隱約可見它的影子，到13世紀，人們已經更樂意用邏輯體系而不是修辭方法來劃分修辭格的類別了。實際上，將詩重新定位於邏輯學領域的契機也正是由於亞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發現，並被人們從阿拉伯註釋和譯文大量譯成拉丁文。“詩學是邏輯學的一部分”這樣一個命題從此被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奉為金科玉律。這種定位不可避免地含有一定反人文主義的因素：把詩學看做邏輯學的一部分就是說詩只是一種“工具”或“才能”，不具有“內容”；只是一種像形式邏輯、辯證法和詭辯術一樣的製造象徵符號的“技藝”，而不是像政治學和天文學那樣的“科學”；同時，這種定位也否定了“寓教於樂”的傳統。在整個中世紀，閱讀詩人的一個重要理由就在於詩不僅教給人們一般知識，還能通過例項提供道德教化。基督教詩歌的教化傾向自然不言而喻，而基督徒們閱讀異教作品也是為了把其中的道德內容像“埃及黃金”一樣帶走，為己所用。
　　然而，當詩被納入邏輯學之中，所有這些都失去了意義，這對於中世紀人文主義的理論基礎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這一理論矛盾到聖托馬斯和培根那裡終於稍得緩解。他們採取折中的立場，承認詩在科學體系中具有雙重身份：它既是一門技藝，可歸於邏輯學，同時又是一種創造活動，因而也具有道德價值。然而，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先驅們卻不屑於這種中庸態度，但丁就明確宣稱《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學，莫薩多和薄伽丘也支援他的觀點，甚至提出更激進的主張，認為詩是神學的同盟。
　　4．詩與四學科
　　幾何、算術、天文和音樂四學科中與詩關係較近的是算術和音樂。數，在古希臘早期哲學中具有本體論意義，“用數創造”被認為是一種模仿手段；音樂，更是詩的要素的一種，聖奧古斯丁的《論音樂》就詳細分析了音樂節奏和古典主義詩歌韻律之間的關係。然而，這些關係並不是中世紀批評家們的興趣所在，他們所做的是把詩獨立於四學科之外，視之為哲學或神學的一個分支，並由此產生了一種重要的批評型別：諷喻批評。
　　我們知道，原始詩歌常常被當作預言和啟示，體現著某種世界觀。古人們把詩人的智慧分成科學知識、倫理知識和宗教知識，與此相應哲學也被分成三部分：自然哲學、道德哲學和理性哲學。既然詩是哲學的一部分，批評家的工作就是要找出隱藏在詩的文字背後的哲學意義。諷喻，因此成為他們最有效的工具。對古典主義後期和中世紀早期的批評家來說，諷喻不單是經過偽裝的書本知識，還是不宜於理性推論的真理的神祕流露。這種觀點顯然來自於柏拉圖。原始詩歌的哲學意義、柏拉圖思想的神祕主義傾向在中世紀這個神學至上的特殊時代找到了繁衍的土壤，柏拉圖主義的影響貫穿著整個中世紀。普魯克拉斯的批評理論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他認為詩是一種啟示，詩人是具有靈感的先知，其才能是超理性的，諷喻猶如一道面紗遮掩著神性的真理。不過，他並沒有完全走到新柏拉圖主義極端神祕的一方，尚能承認倫理教化是詩的重要功能，只不過不是最主要功能罷了。
　　諷喻批評傳統在中世紀必然面臨這樣的問題：異教徒是否也可獲得靈感?靈感的真正源泉是什麼?除了一些極端保守的教士，基督徒們對前者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維吉爾的第六田園詩《救世主》，它被認為是對基督誕生的預言。許多中世紀聖經批評和中世紀中期的神祕主義思想都贊成對異教文學進行諷喻性的讀解。諷喻批評直到14世紀人文主義者那裡仍然頗受青睞，但丁、薄伽丘等人的觀點都證明了這一點，他們的理論主張預示著15世紀佛羅倫薩新柏拉圖主義者的出現。
　　由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中世紀對詩歌有四種最重要的定位：語法學的、修辭學的、邏輯學的和哲學的。其中語法學定位歷時最久，並且是中世紀人文主義的載體；修辭學定位在古典主義後期幾乎已銷聲匿跡，其後以語法學論文的形式出現；邏輯學定位與經院哲學密切相關，哲學定位則與柏拉圖主義血肉相連，從古典主義後期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時代。這說明，中世紀有著相當豐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學批評和文藝理論資源，它既繼承和發揚了古典主義時期的一些批評傳統，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語境的浸潤下產生了新的批評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開啟了文藝復興以後近代批評的先河，特別是作為其主要批評形態的語法學批評、修辭學批評等，可以看做後世影響巨大的形式主義批評的最原初形態。顯然，中世紀對古希臘羅馬的文明有著某種承繼關係，對後世近現代文學批評也可以說有某種源流關係，如果斬斷這種關係就如同斷根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