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學年論文範文

　　比較文學是20世紀新生的一種跨越民族、語言、國家和文化邊界的文學研究。下文是小編給大家整理收集的關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

　　淺談韋勒克與比較文學

　　摘 要： 韋勒克對比較文學學科作出了重大貢獻，對該學科的方法也有自己的見解。作者對韋勒克的貢獻加以評述和肯定，同時對他的侷限之處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關鍵詞： 韋勒克 比較文學 貢獻 侷限之處

　　長期以來，學界多將韋勒克看作是英、美新批評派的代表人物，事實上，他憑藉自己的豐富學識，對文學研究涉獵廣泛，遠遠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文論家所涉及的範圍。一方面，他致力於對世界各國的文論家、文學批評術語進行梳理，另一方面，他明確倡導我們既需要文學史，又需要文學評論，只有比較文學才能達到的廣闊視野。

　　正是韋勒克的開闊的視域、堅持不懈的努力才使得比較文學的研究獲得前所未有的昇華。作為美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他對比較文學學科作出了重大貢獻，如對比較文學學科名稱進行了界定，把“文學性”作為本科的理論基石，同時他對比較文學的學科方法也有自己的理解。總的來說，他不僅對該學科當中的一些關鍵性問題給予了精闢的闡釋，而且對諸多學科的前沿問題進行了睿智的剖析。當然，他的研究也有侷限之處。我在閱讀了與韋勒克相關的研究後對他韋勒克的諸多貢獻加以詳述和肯定，同時對他的侷限之處也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在比較文學逐漸學科化的流變中，不少學者開始對當時佔據主導地位的法國學派的諸種觀念進行反思，韋勒克也參與了此類學術活動。他意識到法國學派的主張儘管自成體系，卻陷入了方法論的危機，不能適應世界發展形勢與各科重構的需要。1952年，《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年鑑》刊發了伽列為基亞的《比較文學》所撰寫的序言，實際上，這其中暗含著對於當時法國學派一些學者僵化的研究模式的挑戰，韋勒克隨後就在該年鑑上鮮明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對學科研究中陳舊的方法論提出質疑並予以嚴厲的批評，認為法國學派僅僅注重文學的外部研究。

　　在韋勒克之前，美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就已經具有了一定的學術基礎，1899年，在伍德貝里的倡導下，哥倫比亞大學創辦了第一個比較文學系，但由於始終受制於法國學派各種理論的牽制，美國學派並未真正形成自己的體系，其實力更不足以與法國學派相抗衡。而此後舉辦的教堂山會議實際上是法、美兩國學者的首次交鋒。韋勒克以“比較文學的危機”為題所作的報告，對“法國學派”的狹隘與僵化的研究模式發出挑戰，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不能脫離文學性，應當將文學文字本身置於其中心位置，而法國學派僅僅從外部範圍機械地規定研究的範疇，如此不僅使文學文字研究淪為文學的外屬，而且助長了文學研究之中的極端民族主義等傾向的滋生。

　　至此“美國學派”才以抗衡者的姿態開始了自己的發展歷程。韋勒克在教堂山會議上所發出的倡導，實際上成為以後比較文學領域長期論戰的導火索，而美國學者則從此開始有意識地進行自身的理論建構，經過韋勒克及其他學者的共同努力，“美國學派”以“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等研究方式衝破了法國學派僵化的“影響研究”的研究模式，引導國際比較文學研究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客觀而言，韋勒克所進行的相關探討為新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然而，必須指出，他雖然對法國學派進行了駁斥，卻並非一味排斥該學派所有的理論觀念，而是肯定該派在學科發展中的歷史功績。

　　無論是他的《比較文學的危機》，還是《今日之比較文學》等論文，其中所否定的都只是陳舊的認知模式與方法論中的不恰當之處。但儘管韋勒克所針對的僅僅是一種方法，而並非一個國家，但仍被理解成為美國學派的宣言。實際上，韋勒克對於法國學派的挑戰，其出發點是針對該派在其研究中所呈現的刻板化與極端化等弊端，而並非徹底反對該派所進行的影響研究。同時，他也並未完全忽視法國學派所發揮的重要歷史作用，並在其論文中，對法國學派從巨集觀與微觀的層面予以歷史性的清理與理論性的辨析。

　　二

　　韋勒克對於比較文學學科的獨特貢獻還在於他在學科發展歷程對諸種問題的先覺、全面深刻的洞察及其所作出的相關論斷。可以說，他對於該學科的諸種概念與範疇的界定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當時的學科走向。在《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的基礎上，他還於1965年與1970年相繼發表了《今日之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學的名稱與實質》等文章，進一步發展並完善了其關於比較文學研究的一系列理論主張。客觀而言，正是由於他就比較文學法國學派的研究中存在的諸多弊端所進行的發難，美國乃至法國的諸位學者才開始對於該學科的研究物件、範圍及方法等問題予以重審。此外，韋勒克在其學術實踐之中，率先提出將歷史的、社會的等方面的研究劃入“外部研究”，而將對於文體、格律等問題的研究歸入“內部研究”。

　　他的這些論述在比較文學研究界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中一些美國學派的學者對此競相仿效，如雷馬克的《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用》，奧爾德里奇的《比較文學：內容與方法》等文章儘管褒貶兼有，卻都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韋勒克對於學科發展趨勢的預見與倡導。可以說，韋勒克不僅打破了學科發展中長期存在的法國學派及其影響研究模式一統天下的局面，引發了以文學文字的美學形式分析以及平行研究為特徵的美國學派的崛起，而且不斷拓展研究深度，從而逐漸提出並完善了相關的理論觀念。

　　許多學者都將韋勒克的《比較文學的危機》一文視為該學科發展史上的經典之作，以及美國學派的宣言書，與之相應，他的名字與比較文學美國學派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性。實際上，他雖然身為該學派的元老及平行研究法的主將，但卻未曾盲目地侷限於這種方法，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超越。就韋勒克對於美國學派的繼承與超越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層面：首先，作為一位學者，他不管是對權威的質疑，還是對經典的詰問，都表現得很直接，且有很強的創新精神。

　　他還特別關注學科前沿，為學科發展尋求新的發展契機。他還撰寫了不少文章，如《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文學史上的現實主義的屬於與概念》等，力求把握文學現象、思潮與流派的演化及其發展方向。可以說，他所進行的研究，不拘於陳規，重視對於學科的理論觀念與於學術範疇等自身機制的不斷修正，體現了富於建立性的學術氣魄。其次，韋勒克關注比較文學自身的歷史演變，對其進行了深入的梳理、探討、論證。他早在1952年就定期參與《比較文學與總體文學年鑑》的編纂工作。

　　可以說，他以其穩健紮實的治學學風，對於此前一些有關比較文學的論著予以了客觀評價。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界卓越的權威，他在繼承前期諸種觀念的基礎上，又將其完善與發展，在豐富的研究實踐中廣泛涉及對於學科框架、概念範疇等很多層面問題的探討。再次，在對於學科理論體系的建構的同時，他還追求學術觀念的開放和多元模式的發展。

　　韋勒克善於從現象自身出發，針對迥異的研究物件，運用多種研究方法，採取互補性與包容性的研究策略，因此，他的許多分析都充分展現了比較文學所獨有的廣泛性與開放性的學科特徵，併為比較文學的發展開拓了有效路徑。最後，他對於學科發展中所出現的新動向予以重視，並對學科自身所面臨的挑戰相當警覺且提出相應對策，他曾經針對學科的不同發展階段先後出現的研究空間過於狹窄或過於寬泛的傾向發出過警告，也曾對於譯介中對諸種現象的剖析淺嘗輒止的情況提出自己的意見。

　　三

　　韋勒克既關注學科理論建設，又注重對於方法論及其存在模式等問題予以透視。他的學術活動在比較文學的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特別是對於學科名稱的界定、“文學性”觀念與比較文學研究的本質規定性等問題，韋勒克作出了極大貢獻。

　　第一，對於比較文學的學科名稱問題。

　　他首先追溯了“比較”一詞的歷史流變歷程，其次，他還對“文學”一詞的起源予以了較為詳盡的溯源研究，就“比較文學”這一學科概念的界定而言，法國學派的梵第根曾在《比較文學論》中對此加以論述，他的界定為比較文學學科的生成與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但他的定義違背了該學科的開放性原則，鑑於此，韋勒克在《比較文學的名稱與實質》一文中，對法國學派學者的學科概念予以了較為詳實的回顧、解讀、修正，進而提出了自己的學科定義。

　　他明確指出：“比較文學是從國際的角度研究所有文學……依據此觀念，比較文學是一種沒有語言、倫理與政治界限的文學研究。……比較法也不能侷限於只用以研究實際存在的歷史聯絡。”他的界定將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對文學外在關係的歷史實證轉向了對於文學內在結構的美學分析，為學科身份的界定提供了支撐。

　　第二，對於“文學性”問題。

　　韋勒克在《文學理論》一書中就文學的本質特徵進行了闡釋，依次駁斥了當時學界所存在的有關文學本體特徵的諸種觀念，然後明確表示了他所倡導的文學內部研究法是指以文學的本體為中心，進而對文字自身予以考察，他的目的在於揭示文學的審美特性與文字的存在方式。在《比較文學的名稱與實質》一文中，他對於比較文學的研究範圍與學科視域進行了重新審視，並且針對當時學界存在的拘泥於文學現象之間的事實聯絡、囿於考察“外貿”等弊端，明確指出：“比較文學就是憑藉將一切文學創作與經驗視為統一體的意識，從而以國際的視野去探究所有的文學。”就他而言，其主要的著眼點仍在於“文學性”問題。並且，韋勒克以“文學性”研究為本位的研究原則，始終貫穿於他對比較文學學科的功

　　能、範圍與走向等一系列問題的闡釋過程中。“文學性”問題的提出，對於糾正法國學派的比較文學研究中的“貿易交往”式的偏差，促使美國學派在研究上注重探求文學內在結構之間的審美意蘊，都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四

　　作為傑出的文獻理論家、文學批評大師及比較文學家，韋勒克對於美國學派的建立發展及比較文學學科的發展、走向作出了難以估量的貢獻，他的理論研究對於後人具有很大的啟發意義。然而，人無完人，韋勒克的學術視野和治學路徑也不免存在一些缺憾之處。比如，韋勒克的學術實踐沒有能夠成功地履行他有關的世界性的承諾，他所進行的研究多囿於西方文化圈之中的同一文化內部或相似的文化間的文學文字與文學理論，缺乏對於真正具有跨文化意義的諸種問題的關注。

　　而如何跨越東西方文化差異進行維修研究在美國學派之後成為了比較文學研究領域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他對於法國學派的觀點不當之處有所糾正，但有時又存在矯枉過正的問題，如他對法國學派的形象研究的認識就有所偏頗。總的來說，儘管他的理論與實踐之中的確存在一些不完美之處，但他的嚴謹治學態度，紮實的學術功底，以及銳意的開拓精神，仍對比較文學的學科發展和後來的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1]Rene Wellek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

　　[2]Rene Wellek Discriminations：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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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胡燕春.比較文學視域中的雷納・韋勒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篇2

　　淺析比較文學主題學

　　摘 要：主題學產生自19世紀末，憑藉其強大的生命力成為了比較文學學科重要的分支。研究主題學，旨在求同存異，一方面在同一性中發掘人類共同情感和文學普遍規律，另一方面在差異性當中認可主體的獨特性，從而促進不同文學和學科間的平等對話。

　　關鍵詞：比較文學;主題學;求同存異;差異性

　　主題學研究，至今為止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然目前學界關於比較文學主題學研究這一課題仍然聚訟風雲、莫衷一是。國內對於主題學的定義為：“主題學是比較文學的分支領域，研究的是同一主題、母題、題材、情景、意向等在不同國家、文化間的流變，並努力通過異同研究揭示出個人、民族背後的心理特徵和審美追求。”那麼對於秦、陸二位學者的《阿Q和堂吉訶德形象的比較研究》的主要內容，也從母題、題材和主題三個方面來講述：

　　誠然，我們必須得承認阿Q與堂吉訶德的人生道路、價值觀念以及體現的民族意識都相隔千里。但論者也說：“在他們各具特性的血肉之軀中卻包裹著一個具有普遍性意義的靈魂。”文學即人學，不同的文學作品往往呈現出共通的生命體驗，從而蘊含起共同的主題。當然，主題學視野之下的同一主題並不僅限於羅列研究物件的相同點，我們仍要把關注點放在同一主題的不同之處。

　　首先來看堂吉訶德和阿Q在母題上的比較。簡單來說，母題是主題的“子集”。以“精神勝利法”為例――阿Q“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臉上連著打了兩個嘴巴”使自己“轉敗為勝”。堂吉訶德在一群商人面前口出狂言，結果被“打得像碾過的麥子一樣”。結果竟然還“私自慶幸，覺得這種災殃是遊俠騎士分內應有的”。所以此二人可以說是十足的“精神勝利法”信仰者。

　　但是，堂吉訶德使用精神勝利法是為了使自己不至於被一時的失敗泯滅了行俠仗義的抱負，他的精神勝利法是主觀能動的。而中國的農民阿Q則是內心退縮型的，即便被逼到絕路，也不是進行反抗而是“自己打自己”，在虛妄的幻想中自欺欺人，麻木自己那顆痛苦的心。同樣惹人發笑、令人同情的“精神勝利法”在堂吉訶德和阿Q身上，有著不同的內在含義，這是因為不同作者站在不同的時代浪潮上，他們在人物身上所寄予的精神必然是有差異的。

　　引用論者的話說：“在阿Q和堂吉訶德身上，顯著的差異是和驚人的相似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它們都統一在一個嚴整而複雜矛盾的性格之中。比較文學研究的任務就在於既從類似之中發現差異，從而肯定它們各自的獨創性貢獻;又要從差異之中發現類似，以便發現它們的特點、原因和型別。”

　　第二，有關堂吉訶德與阿Q的形象在題材研究中的比較。

　　我們可以把堂吉訶德和阿Q兩種看似不同的題材歸為一類，那就是人的毀滅。他們的荒謬可笑，是因為把幻想看作現實，把失敗作為勝利，以為自己是了不起的英雄。但實際上他們是最軟弱無能，最被現實玩弄的人。喜劇的背後往往蘊含著更深層次的悲劇――阿Q的愚昧頑固不是天性，而是當時黑暗現實的迫使他養成了這樣悲劇的性格;而堂吉訶德，他為維護騎士制度作出的種種努力，是那樣的虔誠、真摯，沒有絲毫的矯飾。因此，作為具有喜劇性格的阿Q和堂吉訶德，仍然給人以強烈的悲劇印象。

　　最後他們都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毀滅――阿Q被無情地槍斃;堂吉訶德回鄉大病一場，鄰幡悔悟，卻與世長辭。悲劇與喜劇的雙重性在他們二者身上完美統一，讓人們在譏諷中嘆息，在同情中感到可笑。但，堂吉訶德的理想，是崇高的。因此，人們可以從他的失敗中肯定其對理想的忠誠和執著。而阿Q 那朦朧的階級意識，從未促進他對社會有新的見解。他不像堂吉訶德，最終讓我們在為之惋惜的同時得到教益和啟迪。所以儘管阿Q和堂吉訶德的故事都是一部辛辣諷刺最後走向毀滅的悲喜劇，但作者塑造人物之後的所指是分道揚鑣的。

　　最後，讓我們來比較一下堂吉訶德與阿Q的主題上異同。阿Q和堂吉訶德人物形象具有相似性，是和西班牙與中國當時的時代背景分不開的。16世紀末的西班牙和五四時期的中國都處於新舊衝突的動盪時代。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揭去了矇昧的面紗，肯定生命、個性和理性。塞萬提斯者借堂吉訶德之口表達了自己人文主義的進步思想。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禮制餘毒殘害全國。阿Q是魯迅創造的被中國封建意識毒害的犧牲品，是國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魯迅諷刺阿Q，也就是揭露社會的黑暗和罪惡，批判封建專制和禮教。所以兩部作品的主題都的是通過諷刺主人公的愚昧無知來達到諷刺的目的。但和而不同的是塞萬提斯把自己的愛憎與希望寄託在主人公身上，他的創作是為了否定騎士小說的荒誕不經。而魯迅同樣用否定的筆法，批判國民劣根性，療救社會病苦。

　　這兩部作品流傳至今，如同他們的作者一度顛沛流離。但從浩繁的卷帙中將他們細細拾出，其荒誕不經的筆法和深刻的內容依然經久不衰。如今將他們並肩其列，在發現世界文學的芬芳繁盛之時，更是探索民族精神的本質特徵。主題學研究，就是在求同存異當中一邊發掘出人類共同情感和文學的普遍規律，一邊又辨認出其差異性和獨特性。這樣文學的研究發展才能夠全面客觀，使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在主題學的關照之下生成一種新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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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立.主題學的理論方法及其研究實踐[J].學術交流，2013***01***.

　　[5]張德超.堂吉訶德與阿Q之比較――兩個滑稽、荒唐的精神勝利者[J].江蘇社會科學，2007***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