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比較文學論文的範文
比較文學作為一門以跨越為特徵的邊緣性學科 ,其學科建設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下文是小編給大家整理收集的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
淺談比較文學與新聞的“真實”
【摘 要】文學的真實性突出的是藝術性，是屬於藝術範疇內的真實，有著藝術本身原則性的規律;而新聞的真實性是實事求是的真實發生的事件，不經過任何方式的加工的，純現實性的事件。二者的真實性在某種意義上有共同之處，但各自有著只屬於自身的真實性原則。
【關鍵詞】比較文學;新聞;真實性
文學的本質特徵是具有藝術性，有唯美性。新聞可以是文學的來源之處，經過作者的藝術加工變成優秀的文學作品。此作品根據文學的內在尺度修改潤色是對真實存在的新聞事實的超越，用唯美的手法揭示社會生活，是讀者產生信任感認同感並在情感上產生共鳴由此受到啟迪，這就是文學的真實性的體現。
而新聞的真實性就是要報道真真切切發生的事件，不存在什麼主觀的修飾法，只是客觀的再現事件的過程。為此，作為文學創作者和新聞從業者的職責在短時間內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的，但其最終的目的是有共同之處的。
新聞的真實性的具體含義是指在新聞報道中的每一個具體事實必須合乎客觀實際。即表現在新聞報道中的時間***when***，地點***where***，人物***who***，事情***what***，原因***why***和經過***how***都經得起核對。
這個要求看上去很簡單，但一到實際工作中就顯得很複雜。這種複雜的基本原因就在於：任何新聞報道都是經過選擇的。這種選擇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新聞工作者必須從每時每刻變化著的世界之中選擇及其有限的事件用以公開傳播;二是對選擇中的每一個事件還得再選擇其中的部分事實公開傳播，這裡有個主次，輕重，緩急的選擇。在這樣的選擇過程中，必定會有不同的認識，不同的價值取向。於是，同一事件，不同的傳媒，報道出來的新聞可能會大相徑庭，但誰都會宣稱自己的新聞是唯一真實的。
文學創作中的真實性是作家對物件世界的理解，反映和闡釋，只要合情合理，他的作品就會具有“真實性”的品格;而具有“真實性”品格的作品，能讓讀者產生信任感和認同感，並且因其與“善”，“美”相統一而為之所吸引，所感動，從而獲得思想上的啟迪和精神上的享受。“真”是文學審美追求的基礎。高爾基說：“文學是巨大而又重要的事業，它是建立在真實上面的，而且在與它有關的一切方面，要的就是真實!” [1]
凡是歷史上出現過和現實中存在的一切事物與現象***有些即為新聞事件***都是生活真實。生活真實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原形啟示，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然而藝術真實是對生活真實的超越，它在假定性情境中，揭示社會生活的本質及其必然性，以此作為自己的目標。從這個側面上說，藝術真實是內蘊的真實，假定的真實。
藝術真實是作家對社會生活的認識和感悟的產物。文學創作正是在既有理智體察又有直覺把握的心理機制和思維活動中，透過生活真實的表層對社會生活的內蘊做出藝術的揭示和表現。誠然，所謂社會生活的內蘊是個十分豐富的概念可以分出許多層次，並且由於創作主體的個性不同，其認識和感悟的側面及其深廣度也會有很大的差別。而且作為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的體現方式，藝術真實總是與發掘和表現社會生活的本質與規律聯絡在一起。《三國演義》雖然取材於歷史事實，但其對三國時代的戰亂的場面的描繪並非真如史實。
而是三分虛假七分真實的比例予以生髮，改造，誇張，誇飾，變形的表現――“擁劉反曹”為主體意識的封建正統觀念與勞動大眾的是非善惡美醜標準的混合所滲透。正如列寧說的，如果我們看到的是一位真正的偉大的藝術家，那麼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會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2]因此，用歷史的眼光，發現和反映社會生活的本質，遂成為文學創作的“價值”要求而為藝術家和美學家所看重。
文學的真實性是“假定的真實”這是由於文學既然不是對生活真實的照搬照抄，作家就必然會從自己的認識和感悟出發，對生活真實進行選擇，發掘，提煉，補充，集中，概括，通過想象和虛構予以重組，變形及再塑。如果說表現社會生活中某些本質性東西的價值取向是藝術真實的內在要求，那麼藝術情境的假定性是藝術真實的外部特徵。
以假定性情境反映或表現社會生活的內蘊是一切文藝的共同特徵。曹禺的《雷雨》讓兩個家庭八個人物之間的矛盾糾葛發生在兩個場合及一晝夜之內，衝突又那麼集中而強烈，這並非現實生活的常態，然而正是這種假定性的情境，使它成為20世紀20年代初期中國都市社會生活某些本質方面的真實縮影。可見，假定性情境是藝術真實呈現的基本方式，是文學反映生活本質這一求“真”價值取向存在的普遍形態。因此，魯迅說，藝術是“假中見真”的。[3]當然，“假中見真”的藝術效應，建立在它們符合事理邏輯或者符合情感邏輯的基礎上，建立在能為讀者所接受的基礎上。
求“真”是文學創造的審美價值追求之一，藝術真實的概念可以做以下表述：它是作家在假定性情境中，以主觀性感知與詩意性創造，達到對社會生活的內蘊，特別是那些規律性的東西的把握，體現著作家的認識和感悟。無疑，這是一種特殊的真實，是主體把自己的“內在尺度”運用到物件上去而創造出來的審美化真實。它既不像生活真實那樣與生活本身是同一的，也不像科學真實那樣能夠驗證和還原。
新聞報道要真實地反映一個事件，必須注意它上下左右的聯絡，這就要求新聞工作者從事實的全部總和中去抽取事實，而不是帶著固定的觀點到現實中找例子，或者孤零零地表現一個事件。新聞的本質真實其一指的是反映事物的客觀規律，應做到事實的準確和本質的真實;其二是指全面反映情況，應當全面，客觀，公正的報道;其三，是指正確的立場;其四是指捨去假象，偶然性的事實，而必須報道真實，必然性的事實。
縱觀文學中追求的真實性與新聞中所追求的真實性，兩者存在著交集，但也有極大區別。各自的特性由其各自的目的所限制所規定。文學是藝術的唯美體現方式，而新聞是事實的真實體現方式。
註釋：
[1]***蘇***高爾基.給安・葉・託勃羅伏爾斯基[A].文學書簡***上卷***[C].曹葆華，渠建明，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217.
[2]列寧.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A].列寧選集***第二卷***[C].人民出版社，1995：241.
[3]魯迅.怎麼寫[A].魯迅全集***第4卷***[C].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23-24.
篇2
試論比較文學
蘇珊・巴斯奈特在2006年的文章《二十一世紀比較文學反思》中認為，“比較行為必須基於差異：文字、作家或文學運動的比較最好是跨越語言邊界。”比較文學因此本質上是一種跨語言的研究。然而，我以為比較文學百年多來的發展其實早已跨越其他的邊界：跨國別、跨媒體、跨學科。對跨語言、跨國別文學的重視是歐洲比較文學的傳統，歐洲各國之間的作家、作品、運動和流派的互動產生了所謂的“影響研究”的模式，以追尋某種概念、形象、文體、風格、型別、樣式的越界移植和流變。當然，類似的移植和流變並不僅僅侷限於國別文學之中，還可以存在於不同的藝術種類、媒體和學科之間。
文學的概念可以來自詩學、美學、哲學，形象的塑造可以在文學、戲劇、藝術之間顯示差異，所以美國比較文學所謂的“平行研究”模式就在這方面創造出自己的特色。這裡不妨重溫亨利・雷馬克在《比較文學的定義與功能》一文中的界定：“比較文學是超出一國範圍之外的文學研究，並且研究文學與其他知識和信仰領域之間的關係，包括藝術***如繪畫、雕刻、建築、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經濟、社會學***、自然科學、宗教等等。”雷馬克所憧憬的是一門跨媒體、跨學科的比較文學。
我想強調，如果比較文學本質上是一門跨學科的學科，那麼有關比較文學的學科“危機”或“死亡”的焦慮自然就會不時產生，因為跨學科意味著學科本身並沒有獨一無二的特點。在這個意義上，巴斯奈特這次對比較文學學科地位的“放棄”，就不是《中國比較文學》“編者按”中說的“權宜之策”，而是坦誠直言;“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都不應該看作是學科：它們都是研究文學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閱讀文學的方法。”
巴斯奈特進一步建議我們“放棄對術語和定義的毫無意義的爭辯，更加有效地聚焦於對文字本身的研究，勾勒跨文化、跨時空邊界的書寫史和閱讀史。”巴斯奈特這裡對“文字本身”的重視，與蘇源熙在美國比較文學學會2003年十年一度的學科報告中提出的重新考察“文學性”觀念的建議遙相呼應。在歷經了歐美理論熱、文化研究轉向的比較文學，似乎又回到了專營文學的本行。
問題在於，蘇源熙的報告並不在意如何界定“文學性”，而“文學性”本身也不是比較文學的學科專利。近30年來，美國的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理論與方法也引起諸多的爭議。巴斯奈特認為，斯皮瓦克所推崇的“政治化的新型比較文學正規化並不適合歐洲比較文學”，原因之一當然是斯皮瓦克所代表的後殖民的去歐洲中心的立場。
我在十年前編輯一本英文的中國比較文學論文集時，就用《多中心世界的中國》作為書名。其實，不僅歐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文學本身也不再是文學研究的唯一中心。從新馬克思主義到後結構主義，這幾十年來主導西方文學研究的理論並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文學或美學理論，而更多的是社會或哲學理論。正因為比較文學的“學科危機”的背景是西方普遍的精英文學的危機，所以如果不從傳統的精英立場出發，目前的西方文學研究也就構不成“危機”或“死亡”之說。
與巴斯奈特相似，中國學者也對美國學界選擇文學以外“無所不包”的研究策略表示焦慮，擔心多元化發展比較文學將“進一步導致學科泛化”的現象。有的學者推測，理論熱與文化研究“不僅導致了比較文學研究失範，更導致了學科意識的進一步迷失”。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教科書中所指涉的比較文學學科意識與研究正規化，大多建基於歐美比較文學過去的發展。這種重視傳統的優點使中國學者比歐美學者更具備比較文學學科歷史的知識，但缺點在於國內教科書的描述已經不符合歐美比較文學當前的現狀。歐美學者關注的是消除人文學科的盲點，開拓研究課題的新意，而不是界定比較文學的疆域。
如何在國際學術對話的語境中發展比較文學是大家關注的重點。1980年代提出的“中國學派”代表了在多中心的世界中發表中國聲音的願望，近年的“跨文明”研究也表達了中國學者的創新意圖。
無疑，這兩種提議都符合斯皮瓦克所謂的比較文學的“將成”性和“將發生”性。自稱對“已成的”比較文學研究感興趣的巴斯奈特，這次呼籲大家重視翻譯：“任何比較文學的研究都需要把翻譯史置於中心位置”。翻譯研究是巴斯奈特擅長的學術領域之一，而對文學翻譯的重視顯然是北美以外大多數學者的共識。巴斯奈特的目的是“凸現讀者的作用，同時注意書寫行為和閱讀行為的歷史語境”。
文學翻譯是一種跨語言、跨國別閱讀後的重新書寫，而翻譯研究則是對這類書寫的再度書寫。譯者和學者一樣，同時都是讀者與作者，而且可以同時關注不同的媒體與學科。如果我們將電影的文學改編也看成一種文字翻譯，那麼巴斯奈特所描述的比較文學“方法”則可以擴充套件成跨媒體、跨學科。
總之，如果比較文學是一門跨學科的學科，其研究方法就不可避免地取自、以至傳播到其他學科――比較文學的學科歷史證明了這點。作為跨學科的學科，比較文學的學科意識應該是開放的，其研究正規化必然是多元的，其比較方法可以是跨語言、跨國別、跨媒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