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和國際經驗

我國自1998年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政策效應。其中，固然有適合中國國情、滿足當前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迫切需要等方面的原因，但此項政策具有充分的理論依據，並注意借鑑了國外境外的相關經驗。也是不可忽略的一個重要緣由。

一、積極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

簡要地說，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運用財政政策調節經濟景氣的理論依據，主要根源於財政政策在巨集觀調控中所處的重要地位與作用，以及作為巨集觀調控兩大政策支拄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客觀需要。
長期以來的理論分擠表明，在經濟紫縮或經濟偏冷時期，由於貨幣政策的時滯期較長，政策的傳導環節較多，而且結構調整的效果不如財政政策明顯，體現政府的調控意願和鼓勵方向也不如財政政策那麼直線因此各國都傾向於更多地使用財政政策手段，特別是通過擴大政府支出規模，來拉動投資和消費的增長，刺激經濟的回升，以達到反週期的目的。

其次，現代市場經濟和經濟理論的發展歷史表明，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佔統治地位的機械預算平衡或年度預算平衡理論，早巳為補償性和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理論所取代，在同時注重“自動穩定器”主要指累進所得稅制和社會福利制度作用的基礎上，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運用顯得更加頻繁，也更為重要。這是一種帶規律性的歷史和理論發展趨勢。因為在科技進步影響、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市場競爭格局變動，以及經濟全球化趨勢日漸加強，即在國內外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穩定性因素日漸增多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反週期作用，熨平經濟波動的任務和必要性，也越來越顯得重要和明顯了。特別是在經濟、緊縮或經濟蕭條期，在民間投資意願和大眾消費需求趨減的形勢下，政府就不宜再囿於保持財政年度收支平衡的目標，而需通過增支、減稅等補償性或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的靈活運用，來刺激需求，保持和促進經濟的適度增長。
再則，理論分析表明，儘管擴張性財政政策容易導致抑制社會投資的所謂‘‘持出效應”，但在不同的情況下，需對這種“擠出效應”進行具體分析，不宜一概而論。一般說來，在有大量生產能力、生產要素可供利用，而民間投資又不能有效吸收、消化這些閒置的經濟資源時，政府支出規模包括投資規模的擴大，非但不會導致通常所說的“擠出效應”，不會產生由於供求失衡而誘發的通貨膨脹，而且還將對閒置資源的利用，促進和帶動民間投資的增長，引導社會資金的流量與流向等產生積極作用。政府投資所進行的社會基礎設施建設，還會為全社會投資環境的改善，為國民經濟後勁的提高和增強；創造良好條件。所以，只要把握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力”和“度 ”，就可以避免經濟學含義上所說的那種“擠出效應”。

二、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國際經驗

自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第一次經濟大危機開始，特別是在所謂“凱思斯革命”之後，西方經濟發達國家就頻繁使用財政政策來進行景氣調節，尤其是在經濟蕭條時期，擴張性財政建策的運用，就成了一種不可或缺的巨集觀調控工具。其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效的教訓。縱觀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政策運用史糖幻是在經濟收縮期蕭條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運用史，可資借鑑的主要經驗大致有四：
一是準確的形勢判斷。
這是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能否取得預期效果的關鍵之所在。這方面成功的例子，30—40
年代，有眾所周知的美國的“羅斯福新政”。由於當時擴張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運用，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美國經濟面臨全面崩潰的厄運。從50年代到 1973年，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形勢下，日本政府所採取的緊縮財政政策；以及在1973—1975年危機之後所採取的，以實行普遍減稅、大量增加公共事業投資和提高招利支出比重等為中心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也取得了較好的刺激效果。然而，自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不景氣的狀態之中，其間的1995、 1996兩年雖略有復甦，但仍具有“體質虛弱”和內需不足之弊。但此時的日本政府，卻作出了經濟不景氣已經走出谷底的樂觀判斷，採取了大幅度提高某些稅種稅率、縮減財政赤字等緊縮措施，導致經濟狀況大大惡化，於是在1997年之後，只好又被迫轉而實行以擴大內需為主旨的“綜合經濟對策”；可見，形勢的正確判斷，時機的準確把握，的確是至關重要的。

二是合理的政策取向 ：
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擴大政府的支出，必須抓住影響經濟增長、抑制需求擴充套件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方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綜觀各國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正反兩方面經驗；要使其具有合理的政策取向，般應注意如下幾點：
——把增加投資規模與刺激、拓展最終消費需求相結合。因為在市場經濟——買方市場條
件下，需要刺激的重點是消費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資和生產固然也是在提供需求，但這只是中間需求，它究競朗財經濟增長髮揮多大的作用，究竟朗否提高經濟效率，則取決於最終需求的狀況。正是有鑑於此，經濟發達國家在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時，一方面固然有用於公共工程、基礎設施建設、地區開發等等的大量投資性支出，同時，諸如城稅政策特別是降低所謂稅稅率的做法，提高社會福利性支出比重，增加對低收人者的財政救助措施等，又對最終消費需求的增長產生刺激作用。
—— 使財政支出總量的擴張與經濟結構的調整、優化相結合。因為無論在什麼時候或什麼條件下，市場的疲軟，投資和消費需求的不足，往往總是與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層面的結構扭曲如收入分配體制障礙、各階層收入差距的懸殊等，以及供給層面的結構失調緊密相關的。正因如此，結構調整或結構轉換，才成了現代經濟發展的永恆主題和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取向。近些年來，為了擺脫長期以來的“滯脹”陰影，促進知識經濟的發展，增加經濟的競爭力，有利於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美國國家財政在總量擴張的同時，其支出結構政策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特別是通過增加以資訊科技為主的高技術產業投資，增加研究與開發經費，增加教育投入，似實現布什政府制定的美國2000年教育戰賂等，為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創造了條件。事實上，財政總量政策與結構政策的有機結合，無論在經濟擴張期，抑或在經濟蕭條期，都是同樣必要的。只不過在後一種情況下，顯得更為緊迫罷了。
——使擴大內需的即朗政策效應與中長期政策效應的相結合。因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既然需求不足將是一種常態，是制約各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當樹經濟問題的解決，就不能只顧眼前、不計長遠，在政策取向、政策效應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須把短期與長期、當前與今後加以統籌考慮。’這種統籌考慮，既要顧及實現國家巨集觀經濟i社會發展目標的現實需要，又要顧及財政本身的承。受朗力，使二者雙向協調、有機結合，處理好經濟決定財政和躍政反作用於經濟的辯證關係。在各國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運用實踐中，雖然沒有可資模仿的“樣板”事實上，由於各國的具體國情相異，也難以找到這樣的模式，但有一點卻是確定無疑的，這就是決不能陷入經濟和財政雙危機的泥潭。因為這樣的雙重危機，不僅格使經濟景氣的調節喪失財政政策這一重要手段，而且經濟的進＝步惡化，又必將給國家財政造成基礎性和災感性的後果。如果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就意味著反週期時政政策運用的徹底失敗，應立即改弦易轍了。

三是明顯的政策效應。

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初衷就是為了達到調整經濟景氣或反週期的目的，因此在經過一定的時間（政策的時滯期）之後，是否取得了這樣的效果，就是評價這種財政政策必要性的一個重要標準。如果既付出了財政代價，甚至冒了一定的財政風險，而又未能達到刺激投資、消費需求和增強淨出口的目的，沒有產生應有的拉動作用和帶動效應，那麼這種政策的可行性就是值得懷疑的了。

四是適時的政策轉換

包括進入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時機把握，以及逐步退出直至最後放棄此種政策的時機的選擇，都需要進行認真的形勢分析和利弊得失判斷。上述美、日的例子，已經說明了擴張性財政政策適時轉化的必要性。一般地說，進入時機的遲誤，將對經濟的發展出現缺位的現象，從而不利於增長與就業；而該退出時不適時退出，則又不僅容易產生上述的“擠出效應”，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逆轉，而且還將造成不應有的財政負擔或財政拖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