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財政政策存在的問題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我國政府的一項正確決策，是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根據複雜形勢變化適時調整巨集觀調控政策的一次成功實踐。那麼，有哪些?小編為您分享。

　　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是我國政府的一項正確決策，是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根據複雜形勢變化適時調整巨集觀調控政策的一次成功實踐。但實施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應該引起足夠重視，對問題產生的原因要加以分析，進而採取相應措施解決這些問題。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國內消費需求並未有效放大，商品零售價格和消費價格指數負增長的趨勢還未根本改變。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積極財政政策針對提高農民收入的措施少，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糧食等農產品價格下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收入減少，手中無錢談何消費，僅通過減輕農民負擔無法增加農民收入，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繼續拉大，就使得農村消費市場發展遲緩。目前城市消費已處於相對飽和狀態，消費結構調整需要一定的時間，要擴大消費就必須面對擁有九億農民的農村市場，而積極財政政策中涉及農村的太少，國債專案只不過是農村電網改造、退耕還林還草等，資金投入少。另一方面城鎮居民在企業改制、機關減員等改革風險以及對未來生活“不可預知風險”的壓力下，消費願望受到抑制。增髮長期國債，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其受益者90%是城市。再加上提高工資，增加失業金和城鎮最低生活保障費發放等措施，應該說積極財政政策實施主要增加了城鎮居民收入。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深化，下崗、失業的仍在發展，居民存錢防變、防難意識有增無減。隨著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實物性、集團性、福利性消費逐漸減少，原有體制內居民自主性支出增加。這些居民已習以為常的生活依賴條件的變化，使居民認為未來生活變數太大。減收增支的預期、下崗失業的威脅都導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

　　其次，國債專案投資一元化傾向嚴重，配套資金貨幣投入少，實物投入大，民間投資並未擴大，使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受到一定製約。究其原因主要是積極財政政策在財政支出和投資本身的導向及結構問題。在積極財政政策國債資金專案安排中，一般比較偏重於資本密集、規模較大並且與公益事業相關的城鎮基礎設施建設，而這些公共基礎設施側重於社會效益，專案自身經濟效益甚微，甚至設施執行費還需要今後財政負擔。因而使得國債專案中投資主體主要是中央預算內補助資金、地方轉貸資金、國家開發銀行貸款以及地方各種形式配套資金。國債專案安排對於勞動密集型、中小規模以及其他社會民間資本適於參與的生產建設專案則比較少地考慮，但實踐證明單純依靠政府投資未能很快啟動非政府的社會民間投資。同時由於當前市場大多數商品供大於求，市場變化較快等因素，企業很難選準一個好的投資專案，於是企業資金就更多的採取收購、兼併等資本運作方式。再加上金融體制和信貸政策的運用上存在問題，導致了積極財政政策難以迅速帶動民間投資。據統計，國債專案直接帶動地方、部門、企業投入配套資金和銀行安排貸款約7500億元，扣除政策性銀行貸款、地方政府預算內外撥款以及地方政府以土地、減免稅費、以原有裝置投資、以當地出勞力代投等形式投入的配套資金，包括國有商業銀行貸款等其他投資很少介入。

　　第三、金融政策配合積極財政政策的措施力度不夠，調控效果不明顯。近三年來，中央銀行取消了對商業銀行貸款規模的限額控制，頒佈了《關於進一步完善和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建設的若干意見》，並先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準備金利率和再貼現率，主要是力圖刺激投資、減輕企業的債務負擔，促進和帶動經濟增長。但由於東南亞金融危機等國內外諸多因素的影響，國內投資與消費需求對市場利率並不敏感，預期的反應較為遲緩。國有商業銀行雖然推出了居民購房、購車等新消費貸款，但由於一般居民所向往和熱望的私人住宅和小轎車的價位與工薪階層的購買能力差距甚遠，所以遠未達到預期效果。因此即使銀行多次降息，居民仍傾向於儲蓄和持有貨幣，因而巨集觀經濟執行中的貨幣流動性較弱。

　　第四、國債投資在專案確定、施工進度、專案效益等方面存在問題。首先，國債專案安排點多面廣，使有限資金不能集中於重點城市和重點專案。自1998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各級政府和計委在申報和安排國債專案時，大多以為本地區多爭取國債資金併兼顧到各地市、各部門的專案和利益平衡為出發點，為照顧面，將一些前期工作不完備、配套資金不落實的專案申報並安排了國債資金。如某省1999年的66個國債專案，分佈於全省各地、市、縣，而且在申報國債專案時有23個未完成可研和初設。其次，國債資金下撥遲緩，工程專案大多不能按國家計委下達的投資計劃如期完工。上述66個國債專案共獲取國債資金19.2億元，但至2000年8月末未撥付專案建設單位資金達3.6億元，更有甚者1998年國債資金尚有3500萬元滯留在主管部門。還有8個專案按國家下達計劃應於2000年7月前交付使用，但仍在建設中。產生上述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投資計劃下達晚，資金到位慢制約了工程進度，如1999年國債專案國家計劃下達始於當年8月，中央財政資金下撥始於9月，只有一個季度的施工時間，年度投資額難以完成。

　　最後，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導致中央和地方財政收支緊張，償還債務風險加大。一方面中央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在加速膨脹。1998年中央財政赤字900多億元，發債額6500億元;1999年赤字增至近1800億元，發債額4000多億元;2000年赤字高達2500多億元，發債額4000億元。中央財政面臨著還債高峰，1999年中央財政還本付息金額達2300億元。另一方面，增發的長期國債中有很大部分通過轉貸形式交給地方有償使用，而專案又大多是社會效益大、經濟效益甚微的公共設施，地方財政承受還本付息的能力令人擔憂。還以某省為例，1998、1999兩年共使用國債轉貸資金36.7億元，2000至2005年共須支付轉貸資金本息18.38億元。如果再加上每年新增數額，金額將超過25億元，考慮政府本身已有的內外債，還債數額將超過地方財政收入增長額，財政收支壓力大。

　　積極財政政策問題的建議

　　首先，中央預算內補助資金應加大對國有企業技術改造、產品升級換代以及高科技產業投入，促進新的經濟增長點出現。這些專案的資金投入有利於幫助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同時因能得到效益的保證，也必然會帶動國有企業和社會民間投資，銀行貸款也會相應跟上。繼續增加對教育的投資，擴大院校教學和住宿規模，招收更多學生，這樣既解決大量待業問題，又能為社會提供高素質的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教育消費是現在的熱點，居民在這方面捨得花錢消費。金融政策方面要調整信貸政策，積極開展院校建設貸款、上學貸款配合積極財政政策。另外，在安排國債專案時要增加對農村的投入，多安排一些小城鎮建設、生態農業、貧困地區鄉村公路建設、山區造林專案，賑災扶貧工程，為農村創造更多發展機會，增加農民收入。

　　其次，以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為目標的擴大需求的政策，在我國目前可能會取得比投資拉動政策更好的效果。適當增加轉移性支出的比重，對住房、醫療、教育和就業制度需要財政支援的改革要制定反週期的操作。對居民支付的改革費用進行適當的貨幣化補償，以減輕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費用負擔，穩定居民的支出預期，進而刺激消費。同時以此提高部分企業的經營效益，並進而增加職工的收入等，從而使經濟進入良性迴圈。另外，在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的同時，應考慮對農民按其耕種的土地予以適當的財政補貼，籍此提高農民收入，擴充套件農村消費市場。

　　第三、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是十分必要的，但應當更多地由地方政府來擔當。因為地方政府能夠更清楚地分析各個專案之間的機會成本或比較收益，也會慎重考慮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壓力，相應確定重點專案，並且施工組織和管理也更直接和便利，達到既縮短工期又降低工程成本的目標，而且社會公眾也能夠更透明地予以監督和評價。

　　最後，擴大需求政策應當著眼於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因為目前我國的就業壓力已經比較大，其中包括農村流入城市、國有經濟停產待業以及政府機關下崗分流人員等等，因此只有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才能促進和保證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只有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城鎮居民才能感到未來生活穩定有保障，並消除消費心理壓力，逐漸增加信用消費，形成持續有效的消費需求，保證國民經濟快速增長。建議在發行長期建設國債的同時，可否考慮增發專項社會保障國債，為社會養老基金、失業基金等籌集長期資金。

　　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

　　既然積極的財政政策並非一種長期的政策選擇，那就必然有一個政策調整或政策轉換的問題，這是我們必須預作準備的。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能否出現或找到替代當前財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條件。就是說，要逐步改變以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為重點來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來加以替代或置換，從而為積極財政政策的“淡出”和轉型創造條件。我以為，從中長期看，這樣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幾個方面：

　　1、市場和消費替代。即當前財政、貨幣政策的著力點，應放在有利於進一步開拓市場和刺激最終消費需求方面，逐步減輕經濟增長對擴大政府投資規模的依賴。這方面可供選擇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進銀行的消費信貸;適當增加財政對刺激居民消費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別是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財政轉移性支出數量;切實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村和農民收入，為開拓巨大的農村市場奠定基礎，等等。

　　2、民間和企業投資替代。社會資金是永遠流動和相互轉化的。為實現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除了某些社會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依靠國家財政投入以外，民間和企業投資的增加，就能為政府基於拉動經濟增長目的而進行投入的適時退出創造條件。在這方面，我國是存在很大潛力的。比如，儘快減輕企業沉重的非稅負擔，改變有些企業存在的費大於稅狀況所能產生的企業投資潛力，就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同時，只要引導有方、政策得當，啟用我國鉅額儲蓄存款餘額和遊資的利用機制，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又比如，充分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經濟手段，以充分調動和吸納社會資金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方面的投入，收到“四兩撥千斤”之效。

　　3、出口需求替代。雖然國際經濟形勢動盪不定，不確定的因素較多，但通過深化我國外經貿體制改革，加強結構調整，改善政策激勵措施，提升產品國際競爭力等途徑所能產生的能量，也是不可低估的。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下，我國去年在引進外資方面所創造的成績，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