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積極財政政策論文
積極財政政策遲早要淡出,早在淡出前,對政策的認識和操作也要適當調整。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積極財政政策論文，供大家參考。
積極財政政策論文範文一：積極財政政策方式研究論文
但隨著包括大江大河大湖堤防工程、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公路鐵路建設、中央儲備糧庫建設和國企的技術改造與產業升級等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逐步完工，積極財政政策的功效正在逐步降低，弊端正逐步顯現。
現有投資體制運作下，國債投資正出現某些“投資效率遞減”的現象，再持續大規模地通過增發國債來進行政府公共投資，無疑必將會對民間投資活動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
1.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潛在風險正在不斷積聚
以國債發行和擴大政府投資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在對國民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在產生著潛在的財政風險。
雖然目前國債負擔率、國債依存度、國債償還率等都在公認的警戒線內，但如果在名義赤字、名義國債規模的基礎上，再加上諸如糧食系統虧損掛帳、國有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各地方政府舉借的債務以及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資金上的缺額和其他潛在的債務，債務風險其實已不可小視。
“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由於政府赤字和債務是很容易具有“剛性”和“慣性”的，財政投資對整個需求的拉動只是起一種短期調節作用，只能剎住經濟下滑的勢頭，起到一個啟動經濟的作用，很難支援長期的穩定增長。而長期使用赤字和債務政策的結果，卻往往對經濟的持續增長埋下通貨膨脹、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隱患。在經濟出現重大轉機之後，積極財政政策是否還應繼續乃至持續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撐力，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自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來的大半個世紀，世界經濟變化的經驗和教訓已反覆表明，財政赤字、國債政策只宜在經濟波動中發揮短期的緩解矛盾的作用，不能作為刺激經濟中長期增長的推動力。正確處理好深化改革、體制創新與積極財政政策的關係至關重要。從中長期看，我們應將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體制創新作為中國經濟快速、穩定增長的基本動力，儘可能地控制財政赤字和國債規模，防止財政赤字和債務對改革的“擠出效應”。如果我們不能抓住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較好的時機，抓緊解決深層次的矛盾，而是通過發行政府債券來緩解矛盾，則可能坐失良機，積累體制矛盾。
2.我國財政有掉進流動性陷阱的可能
進入2002年以來，我國經濟執行已出現一些新的特點，突出表現在：一是經濟增長與財政收支形勢形成明顯反差;二是巨集觀經濟增長與微觀經濟效益提高明顯不同步;三是經濟增長與社會矛盾的緩解明顯有差距。由於積極財政政策這一調控方式難以從根本上改變供大於求的市場總體格局，微觀經濟主體的消費動機、投資動機和出口動機很難在這樣一種經濟大環境下被激發，再加上阻礙消費與民間投資的體制性因素尚未得到徹底解決，一味依靠政府支出的增長非但不能引起消費、投資、出口的相應增加，反而會產生一定的“排擠效應”，影響將來的經濟發展。鉅額財政支出所帶來的鉅額赤字極易引發債務風險，甚至導致財政危機，並使財稅政策有掉進“財政的流動性陷阱”的可能。
這種“財政的流動性陷阱”的存在是由於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匱乏，消費者缺乏消費熱情與能力，影響投資的諸多因素尚未消除。面對這一狀況，走出陷阱的根本出路只能是進一步深化改革，調整一味依賴國債的積極財政政策的趨向，綜合運用各種擴張性巨集觀管理政策，唯有這樣才能最終使我國的經濟擺脫“財政的流動性陷阱”的困境。
二、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主要途徑與方式
鑑於當前影響改革、發展和穩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經濟增長波動，而是風險過度集中於政府財政負擔較重、社會矛盾不斷累計、特別是就業壓力日趨增大等，探尋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下，實現積極財政政策的成功淡出，已成大勢所趨。
首先，可通過調整財政支出政策，對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行戰略性調整要降低積極財政政策對國債發行的依賴度，防範與化解財政潛在的風險，增加社會產品的有效供給。當前切實有效的措施是應允許非國有經濟廣泛運用財政貼息、政府控股或參股、財政擔保等手段，增強對基礎設施、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等方面的投入。應有選擇地運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稅收支出優惠等手段，引導、刺激企業的科研開發和技術改造熱情。通過加強政策性融資的力度，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基礎設施建設，變直接投入為間接拉動與協調引導，充分發揮經濟槓桿作用來影響其他投資主體的行為，以最大限度地擴大財政支出的乘數。
1999年下半年，黨中央、國務院果斷作出增發國債、支援企業技術改造的決策以來的事實證明，國債技改專案的啟動，不僅極大鼓舞和調動了企業技術改造的積極性，還有效引導了銀行貸款投向，帶動了其他社會資金的投入。據測算，已下達的1218個專案，總投資2810億元，其中銀行貸款1721億元，國債貼息資金265.4億元，1元國債帶動了10元社會投資、6元銀行貸款。有力地推動了工業結構調整，促進了產業優化升級[2]。
其次，繼續對稅收政策進行適度的結構性調整。
***1***適度進行稅收政策的結構性調整。
中國經濟要走出困境，具體到政策層面上，就是要千方百計啟動民間的有效投資和消費，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尤其是那些最具活力和增長潛力的民營經濟的發展。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政府減稅是一條積極可行的、便利有效的政策選擇。不論對流轉稅、所得稅和其他各稅。儘管不同稅收之間有著不同的功能特點，但是在具有擴張效應這一點上是共同的。所得稅的減稅，可通過增加人們的可支配收入，影響社會的需求;而流轉稅的減稅，則可刺激社會的供給。
目前，民間投資啟動緩慢的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民間投資進入領域的“門檻”較高。這需要取消對非國有單位的投資限制，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進入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領域、高科技和高新技術領域以及金融等新興服務行業。應該說今年剛通過的《中小企業促進法》，已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二是稅賦較重。民營企業除了一般33%的企業所得稅外，還要繳納相當部分的個人所得稅;國家對企業技術開發費、技術改造投資購買國產裝置抵扣所得稅的政策優惠，往往將私營企業排除在外;所得稅減免對外資企業是從“獲利年度起”，對民營企業則是從開辦日期起。在許多地方，大部分民營企業要上繳50種稅費，不少地方收費多達70餘種，其中相當部分是不合理收費[3]。
考慮到我國現行稅制和財政的承受能力，雖然全面減稅的條件尚不具備，但結構性的減免稅收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如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徵點和所得稅的稅前扣除標準，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對某些消費***如：化妝品、汽車等消費稅率較高的消費品***放開限制，給予減稅;在現有減稅基礎上，進一步降低有關購房的稅費負擔，以盤活商品房市場;對吸納下崗職工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應給予適當的稅收照顧，以利於擴大就業;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適當提高出口產品的出口退稅率，以擴大外貿出口;變生產型增值稅為消費型增值稅，以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儘快按WTO原則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並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努力把企業所得稅稅率降至25%左右***，對高新技術企業適當減免稅收，以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適時開徵財產稅、遺產稅、社會保險稅等新稅種，以緩解個人收入差距過大的矛盾等等。當然，強調減免稅必須要科學界定減稅的物件和範圍，而且減免稅收的權利應集中在中央和省級政府，以免損害國家利益，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延緩經濟的復甦和增長。
***2***加快農村費稅改革，有效啟用農村消費市場。
工業消費品的潛在大買主應當是農民，9億農民的未來就是中國經濟的未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近幾年來，農村消費卻一直呈現持續低迷的態勢，其與城鎮消費的差距在不斷擴大。1998年農村消費增長率比城市低0.7個百分點，2000年和2001年則分別擴大到2.3和3.8個百分點，今年1-5月份，農村消費增長率比城市低2.9個百分點[4]。我國消費需求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為農村消費需求的明顯不足，這一方面是由於受農業比較利益下降及農民向城市、非農業轉移困難而導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農民的各種負擔偏重所致。目前，除了各種農業稅賦外，各種收費和攤派名目繁多，隨意性較大。農村基層政權建設和維持、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開支、計劃生育等費用也大多需要農民來負擔。故整頓農村公共收入秩序，規範公共收入籌集方式，把農村公共收入制度各環節全面納入法制軌道，應當成為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十分緊迫而重要的任務。
再次，逐步實現由單一型積極財政政策向整體擴張型的巨集觀經濟政策組合轉變。
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戰略性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當前出現的通貨緊縮絕不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和防範財政金融風險也不是短期內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極可能將成為我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長期矛盾。如果只是一味採取單一型積極財政政策而不注重貨幣政策和其他政策的配合，很可能事倍功半。因此，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作用，實施適度寬鬆的金融政策，尤為重要。從長期看，必須採取有遠見的巨集觀經濟政策來消除通貨緊縮的根源。當前，首先應著重解決基礎貨幣投放和擴大貨幣供給問題。
因為從表面上看，1998-2001年四年間，我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比1997年底增長了74%，貨幣供應增長比經濟增長率與消費物價增長率之和平均每年約高出7.3個百分點，似乎通貨較為寬鬆。其實，如果分析一下中央銀行貨幣供應量的運用結構就不難發現，在1998-2001年四年間，在貨幣供應量的運用結構中，平均每年的海外資產就佔到14.7%，也就是說，中央銀行每年提供的貨幣中有近15%並沒有用於國內的實體經濟活動，而是僅僅作為購買海外資產的外匯儲備等在進行利息的增值。四年中，用於國外的資產一共增長了93.4%，年均增長17.9%，而用於國內的資產則僅增長了59.6%，年均增長12.4%。再從貨幣供應運用於財政與企業的結構與增長情況分析，我們又會發現，自1998年以來，在銀行體系的淨債權中，政府部門淨債權以年均61.6%的增長速度在增長***累計增長581.4%***，遠遠快於對企業債權年均10.4%的增長速度***累計僅增長48.6%***。企業信貸量佔全社會信貸總量的比例已經從1997年底的84.69%持續下降到2001年底的72.35%，下降了12個百分點[5]。實體經濟貨幣偏緊已是不爭的事實。
為此，需要進一步增強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力爭擴大貨幣供應量，提高貨幣的流動性。這一方面可通過適當下調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利率，對超額儲備金實行零利率，強化國有商業銀行的利潤約束機制，以增強商業銀行向企業貸款的主動性，進而擴大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的再貸款需求。另一方面也可通過擴大公開市場的交易規模，適當增加公開市場的交易品種，以吞吐基礎貨幣。
當然，寬鬆的貨幣政策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取決於企業、居民等微觀經濟主體能否作出積極反應，增加投資與消費;取決於暢通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迫使商業金融機構作出積極反應，以支援實體經濟的發展;取決於股票市場發展的穩定。而所有這些，無不依賴於改革的整體推進和配套措施的逐步落實。
特別是應該在改革金融體制和投資體制上做好文章。把如何更加有效地促進民間投資和消費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積極探索促進民間投資和非政府投資的有效增長支援方式。通過徹底放開國有商業銀行的政府行政管制，大量容納各種形式非政府資本的股份;可把實際上已經大量存在的灰色金融甚至是黑灰色的金融納入新的市場金融體制的規範序列;應在政府規範管理下允許舉辦適度規模的民營銀行，特別是中小規模的民營銀行，來加強對中小企業的支援力度。除此之外，應努力解決好“三農”問題，保障構成GDP不斷增長的工業產品在廣大農村市場得以銷售的暢通渠道;加快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革，保障商業銀行面對的是一大批市場性的客戶;進一步完善消費信貸制度，促進新的消費熱點的形成等。
【參考文獻】
[1]項懷誠.積極的財政政策：巨集觀調控的成功實踐[J].求是，2002,***6***.
[2]李榮融，充分發揮國債技改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N].光明日報，2001.
[3]楊曉林.加快啟動民間投資[N].經濟日報，2002-07-08.
[4]王小廣.消費增長為何乏力不振[N].中國證券報，2002-07-08.
[5]夏斌.當前企業貨幣資金是緊是鬆[N].經濟日報，2002-07-12.
積極財政政策論文範文二：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分析
[關鍵詞]財政政策;效應;分析
我國近年來採取的積極財政政策，有其特定的實施背景。從理論上講，積極財政政策與擴張性財政政策之間的聯絡，在於兩者均以刺激有效需求為主要目標;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積極財政政策更多地依靠增發並運用國債的手段作為支撐。從實踐上看，積極財政政策所產生的積極效應是明顯的，而且也為我們應對經濟執行中的難點問題積累了經驗。今後，應該圍繞如何形成擴大有效需求的內在機制，改進財政政策手段的運用方式。
自1998年起，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動盪、國內經濟執行中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問題，中國政府採取了擴大內需的方針，著力實施了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同時輔之以適當的貨幣政策。目前，已有許多關於這一政策的收效和存在問題的分析。與此同時，我們認為，也應該對與積極財政政策有關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一、擴張性財政政策與積極財政政策
中國1998年以來經濟執行的一個突出特點，表現為社會總需求小於總供給，需求的相對萎縮使得經濟增長的勢頭放緩。應該說，自建國以來，我們在應對通貨膨脹問題方面是有一些成功做法的，然而在治理通貨緊縮問題方面卻缺少經驗。面對新的經濟形勢和問題，需要有新的理論加以指導。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是歷經數百年的時間發展起來的，其觀巨集經濟理論和政策也較為成型。儘管我國的具體國情與之有所不同，但國外巨集觀經濟政策方面的成功做法，卻值得我們進行研究和借鑑。
西方國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被認為是巨集觀經濟學的起點。正是這場空前的危機，給傳統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以巨大的衝擊，尤其是否定了以薩伊定律為代表的對經濟放任自由的傳統經濟理論，從而引發了一場“凱恩斯革命”，所謂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理論也應運而生。凱恩斯學派運用總需求模型對經濟大蕭條與大規模失業現象的內在成因進行了分析和解釋，認為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主要導源於投資機會減少和投資需求下降。受邊際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偏好等諸多心理因素的作用，總需求價格通常是小於總供給價格的，而市場機制卻沒有力量使總需求價格達到足以與總供給價格相等的地步，於是便出現了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亦即出現了蕭條和大規模的非自願失業現象。凱恩斯學派得出的結論是，大蕭條已證明了私人經濟具有內在不穩定性，如果放任不管，它便會自我陷入蕭條，其出路只有制定和實施擴張性的經濟政策，尤其是反週期的財政政策來減少週期性的經濟波動。凱恩斯經濟學關於經濟政策的基本主張是維持經濟穩定，通過調節有效需求***即所謂“需求管理”***，蕭條時反蕭條，通脹時反通脹。其中，當出現經濟蕭條時，在通過自動穩定器發揮作用的同時，政府要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運用減稅、增支***包括擴大政府購買支出***、發債乃至實行赤字預算等可操作的工具，治理通貨緊縮和失業問題。
中國自1998年以來應對通貨緊縮所採取的財政政策，被稱為“積極財政政策”***proactive fiscalpolicy***。應該說，從實施背景和具體內容上看，我國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與凱恩斯經濟學所主張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之間，是既有聯絡又有區別的。其中，有許多內容和措施是近似於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首先，從支出的角度來看，加大了財政資金的投入，用於加快農林、水利、公路、鐵路、糧食倉儲、環保等基礎設施建設。為此，國家於1998年增發1 000億元長期國債，所籌資金用作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1999年，國家又對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力度和具體措施做出進一步的調整，其中包括：***1***繼續增發國債，用於在建的基礎設施、一些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重大專案裝備國產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環保與生態建設以及科教基礎設施等方面。對大型骨幹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專案，實施了貼息的辦法。***2***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以刺激消費需求。***3***恢復對存款利息所得的徵稅，收入專門用於城鎮低收入居民和下崗職工的生活補貼。
增加國債發行，提高投資水平，也是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治理通貨緊縮，中國實行了以國債政策為支撐的積極財政政策。1998年，中國首次發行了建國以來的特別國債，用於補充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基本滿足《巴塞爾協議》的要求。同時，又增發了1 000億長期國債，用於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並且配合中央銀行準備金制度的改革，由財政向商業銀行發行專項國債423億元。1999年，根據當年第二季度表現出來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回落、出口下降、消費需求持續不振的情況，繼續增發國債。2000年，在上半年國民經濟出現好轉表現之後，為了鞏固這種重大轉機，在年初決定發行1 000億長期國債的基礎上，下半年又增發500億長期國債。新增國債重點投向五個方面：一是水利和生態專案建設;二是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專案建設;三是教育設施建設;四是城市環保專案建設;五是企業技術改造、高新技術產業化等重大科技專案。
稅收對投資、儲蓄和消費產生著重要影響，在財政政策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在我國1998年以來所採取的積極財政政策中，稅收政策只是處於輔助性地位的。1998年除了提高出口退稅的政策外，幾乎沒有動用稅收政策。自1999年開始，積極財政政策的內容才開始逐步擴充套件到運用稅收政策，包括繼續提高出口退稅、恢復對存款利息所得徵稅等。
從總體上看，在近年來治理通貨緊縮的過程中，我國把擴大需求的短期政策與改善供給的長期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不僅成功地拉動了經濟增長，而且為我國經濟的中長期持續穩定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經驗及若干約束條件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總體上講，至少可以總結出如下六個方面的基本經驗：第一，將刺激需求與改善供給有機地結合起來，著力於經濟結構的調整;第二，將刺激需求與調整分配政策結合起來，尤其是提高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著力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第三，注重發揮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鼓勵投資和消費，促進技術進步;第四，並沒有完全按照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中關於實施減稅的教條，而是通過保證一般性公共支出，同時通過推行稅費改革，適當減輕企業和居民的負擔水平;第五，充分運用財政手段，帶動銀行貸款的增加，促進民間投資的增長;第六，將鬆中有緊的財政政策與緊中有鬆的貨幣政策結合起來。
在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所發揮的有效作用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積極財政政策的初步執行結果與拉動民間投資和消費的預期目標之間仍有一定的距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現行財政體制中仍然存在著諸多約束條件，制約著政策效應的發揮。這些約束條件主要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府投資***購買***的乘數效應不足。二是稅收負擔方面的約束。三是轉移支付方面的約束。
三、改進積極財政政策的幾點思考
我們認為在今後的一段時期內，仍要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以穩健的貨幣政策相配合。但需要指出的是，今後在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應該注意解決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積極財政政策的完善應該從轉變政府投資方式入手。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從財政投資這種直接手段轉向利用財政投融資、財政貼息等間接手段，使政府投資成為槓桿，有效地帶動社會投資。具體包括：***1***改變財政投融資方式，逐步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財政投融資制度，以便從制度上解決財政投資需求與投資供給之間的矛盾。***2***採取多種手段吸納社會資金。運用財政貼息、財政參股、財政擔保等手段，吸納社會資金，尤其是民營企業參與社會基礎設施、高新技術產業和房地產開發等領域，從而產生“四兩撥千斤”的功效。為此，在社會投資來源、銀行可貸資金較為充裕的條件下，可考慮在國家有限的財政投資中，拿出相當一部分資金用作間接手段。這樣做，不僅有利於在公共投資領域內建立起競爭機制和風險約束機制，而且也有助於拓寬公共投資資金來源渠道，提高專案本身的運作效率。
值得進一步指出的是，民間投資的增長對於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來，在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較快，但如果民間投資增長緩慢，則會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因此，除了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外，還應全面落實引導擴大民間投資的政策，如落實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門檻，在稅收上切實實行國民待遇，防止稅負不公、雙重徵稅等歧視性措施。要加強金融支援，除了銀行給予積極的貸款支援外，應引導和鼓勵發展股份制的地方金融機構和民間金融機構，拓寬中小企業的直接和間接融資渠道，加強法律保障和服務機構。
第二，運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國內需求增長。二戰之後，西方國家大都通過擴大公共支出、發行公債來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以促進經濟的恢復和快速增長，並且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但是由於實行高福利、高支出的政策，進而又導致了高額財政赤字，引發了通貨膨脹。因此，8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轉向了有節制的效率型財政支出政策。根據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應充分利用有利條件，適當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等投資風險小、既有經濟效益又有社會效益的專案。這樣做，不僅可以改善經濟發展的環境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長期以來制約經濟增長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於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緩解就業壓力，增加城鄉居民消費。
第三，調整收入分配關係，啟動最終消費。在這方面，一是要從調整體制內人員的收入水平入手，以處於類似於我國發展階段的國家其國內體制外的工資水平收入為參照系，結合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貨幣化的政策，調整體制內人員的工資待遇。具體包括：提高工交人員和國有經濟職工工資收入***還包括提高國有企業家的年薪收入，使其與所承擔的責任和風險相適應***，普遍提高低收入和離退休人員的收入等。二是要通過改革，認真落實對企業和農民的減負政策，為提高職工和農民收入水平和購買力創造有利條件。三是要適當增加轉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國家財政對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支援力度，對住房、醫療、教育和就業制度等需要財政支援的改革，要制定反週期的操作。要力求減輕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費用負擔，穩定居民的支出預期。
第四，應充分注意政策的適時調整和漸進轉換，主要是通過市場和消費替代、民間和企業投資替代、出口需求替代，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轉型創造條件。與此同時，還應該加大財政政策引導結構調整的力度，增強經濟發展後勁，形成一整套帶動產業調整和不斷升級的創新機制;建立規範化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財政的巨集觀調控能力，為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創造條件;優化稅制結構，規範稅費關係，使稅制本身對經濟景氣產生有效的調節作用，同時也增強政府的調控能力。
參考文獻：
[1]項懷誠 . 關於200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
執行情況及200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
案的報告[J].中國財政，2003.
[2]凱恩斯 .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中譯
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3]蘇明. 財政支出政策研究[M] .北京：中
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4]高培勇. 公共財政 ： 經濟學界如是說
[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5]劉尚希，趙全厚. 政府債務： 風險狀況
的初步分析[J].管理世界，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