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學術論文範文

　　自然科學的研究內容隨著學科的發展越來越廣泛，下面是由小編整理的，謝謝你的閱讀。

　　篇一

　　中國自然科學“諾獎”之困的四維解析

　　[摘要] 通過文字分析，總結了諾貝爾獎得主大國獲獎的三個方面的社會因素。基於他山之石，解析了中國自然科學諾貝爾獎之困的四個方面的原因，即體制內的傳統分配製度、“尊尊”的傳統文化基因、“以學為事”的基礎教育積弊、“功利導向”的學術科研氛圍與體制。指出中國體制內的傳統分配模式應由倒金字塔結構調整為紡錘形結構來改變中國年輕人的生存壓力。改變“聽話”教育，避免少年兒童過多接觸《西遊記》這種偉大而不適合少年兒童觀看的電視劇作品。中學的特級老師，是中國自然科學諾貝爾獎道路上的障礙。行政權力與高校文憑之間的尋租，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被誤讀為“唯生產力是問”，導致大學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關鍵詞] 諾貝爾獎;中國教育;創新人才

　　[中圖分類號] G4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893X***2013***02?0001?05

　　據統計，巴基斯坦立國後29年便獲得了第一個諾貝爾獎，印度是30年，前蘇聯是39年，捷克是41年，波蘭是46年。新中國成立第63年，本土作家莫言終於獲得了文學獎，自然科學諾貝爾獎仍渺不可知。人文科學與評委的個人藝術價值觀、意識形態等主觀因素關係較大，獲獎者沒人敢說自己的作品代表國內、世界最高水平。而自然科學的評價標準則相對更客觀、科學、公允，主觀因素影響較少。然自然科學方面中國本土還一直無人問鼎，而美籍華人***華裔***卻有8人獲此殊榮。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被公認為有著相當重要的指標意義，沒有得獎說明在理論研究方面的確存在較大的差距。乘莫言獲獎之際，除了祝賀，我們更多的是需要對本土人才成長的社會環境進行冷靜和理性的檢討：恰如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中國為什麼培養不出傑出的創新科學家?諾貝爾獎作為世界公認的最權威、最具創新性的獎項，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科學家至今與它無緣?

　　一、諾貝爾獎大國的社會因素探析

　　有研究以自然科學獎為例，從1901―1997年近百年裡，共有448人獲得諾貝爾獎。其中，美國186人，佔41.52%;英國67人，佔14.96%;德國59人，佔13.17%;法國25人，佔5.58%。這四個國家獲獎人數佔獲獎總人數的3/4以上，其中以美國位居榜首。榮獲2000年生理學或醫學、物理學、化學和經濟學等諾貝爾科學類獎的11人中，美國科學家佔了8名，比例高達72%。截止到2007年，美國已經擁有諾貝爾科學獎得主273名，佔到了有史以來相應獎勵總數的47.2%[1]。是什麼原因使得美國、法國、英國和德國這四個國家成為獲諾貝爾獎的大戶?通過對《諾貝爾獎得主成長記錄》《論美國的民主》等資料的分析，我們認為可歸因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對科學技術發展的積極支援

　　從微觀方面，對1969―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中發現：出生於富裕家庭和中產階級家庭的獲獎者人數比例較高，分別佔45.61%和40.35%。獲獎者在幼年時期家庭經濟環境較好，但當生存和學習條件得到保障之後，富裕程度的差異對諾貝爾獎得主的影響就不再明顯了。另對在美國出生的71名諾貝爾獎得主統計，父親是專業技術人員、經理或企業主的佔了82%。可見，優越的家庭背景為他們的成長提供了穩定的經濟基礎，並創造了良好的教育環境[2]。

　　從巨集觀層面看，強有力的經濟支援是諾貝爾獎大國科學技術發展的最重要的物質原因。以美國為例，聯邦政府一直將企業不大喜歡做的基礎研究作為美國科技投資的重點。聯邦政府一直是最主要的基礎研究經費的提供者，其份額佔1/2到2/3之間，有時更高[3]。二戰前，美國總統羅斯福要求美國科學研究與發展辦公室主任V・布什就“如何將科學對戰爭勝利所起巨大作用的經驗用於和平時期，使科學服務於美國戰後的國富民強”提出意見。布什帶領研究成員，於1945年7月寫成了《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的報告上呈總統，強調了基礎科學的重要性，提出國會應當建立一個新機構來專門管理基礎科學。1950年5月，美國由聯邦政府撥款成立了專門支援基礎科學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迄今為止，美國大約有一半的諾貝爾獎得主都曾經獲得過該基金會的資助。還有，美國民間基金會的發展使之成為科研經費的另一重要來源。資料顯示，到1980年，美國工業界對科學研究的支援就已超過美國政府，並呈持續上升趨勢。美國充裕的資金為科學家的工作提供了必須的物質保障和資金支援，這是美國科學家在全世界重要期刊發表的論文數、取得的科技成果數以及獲諾貝爾獎的人數都處於世界領先水平的重要物質原因。

　　***二***自由、民主的科學研究環境

　　美國雖然沒有歐洲國家那樣悠久的歷史，但卻是一個較早形成民主制度的國家，沒有傳統沿襲的桎梏與負累。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保證了科學家想象、選題、設計和實驗所需的高度自由的氛圍，不受任何行政權力的干擾和限制。美國早在《人權宣言》中寫道：“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見是最珍貴的人權之一;因此，所有公民，除了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對濫用自由應負責任外，都可以自由地發表言論、寫作和出版。”美國能寬容“意見自由市場”的存在，美國民主政治確立了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這些自由有助於培養勇於探索、不斷進取、不迷信權威並具有創造性思維的社會個體。這就使得人們在討論科學問題時基本上能體現平等、真正做到尊重和保護任何個人的首創精神。這種制度吸引了來自全世界各國的精英和傑出人才為其服務。除了麥卡錫主義時代，美國的寬鬆科研環境能夠給予科學家充分的心理安全與自由，使科學家的研究沒有條條框框的約束，沒有官僚風氣的壓制，從而為諾貝爾獎的獲得提供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科研氛圍。

　　美、法、英、德四國在其長期的發展中，形成了完善的科學研究的管理制度，重視加強科技立法。美國憲法規定：國會權保障著作家及發明家對其作品及發明物於限定時間內之專有權利，以獎勵科學和實用技術的進步。這是世界最早對科學技術進步以憲法形式作出規定，較早形成了人才市場調節機制。美國住房、醫療、保險等的社會化，為人才的市場化配置奠定了基礎，較早形成人才競爭、人才考評機制、公平與多樣化的分配機制。由於美、英、德、法這四個國傢俱有了培育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社會環境，使人才的智力因素得以有效發揮，科學事業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三***注重獨立思考、創新精神的教育與文化

　　文化是科學技術進步的母體，歷史經驗表明，文化影響著科技的生成、發展與傳播。西方“權利本位”文化強調個體獨立自主，富於冒險精神，鼓勵追求個人的成功和個人自由的表達，而這種強烈的個人主義文化，使優秀的西方人普遍不甘於現狀而崇尚創新。他們不滿足於概念化的人，而是要充分體現自己的個性和才能，崇尚標新立異、出人頭地;他們肯定人是現實世界的創造者、主宰者和享受者，追求個性解放、冒險和個人奮鬥，尊重和獎勵發明創造[4]。

　　美國諾貝爾獎獲獎人數從1901年以來一直位居世界榜首，這與美國人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是分不開的，而這種創新素質又直接得益於美國的教育。美國的教育提倡學生獨立思考，重視培養學生的主動精神，他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較強的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諾貝爾獎獲得者朱棣文教授說：在美國，老師和父母讓他們的孩子從小時候開始就養成自己思考與評價事物的習慣，特別是他們要求孩子看待事物要有自己的新觀點。因此，美國的中學生學習成績不如中國學生，但他們有創新及冒險精神，有時作出一些難以想像甚至發瘋的事情，所以往往也創造出一些驚人的成就。美國的大學教育更多地提倡獨立思考和主動精神，這是美國比其他國家取得諾貝爾獎多得多的重要前提。據美國一項權威的跟蹤調查，在小學和中學階段，美國學生的理科統一考試成績普遍不優秀，在世界各國的排名歷年處於第30位左右。到大學階段這種狀況發生了逆轉，一些考試成績不頂尖而善於獨立思考的學生後來居上，在科學領域做出了卓越貢獻[5]。可見美國頻頻獲得諾貝爾獎是與美國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創新精神的傳統是分不開的。

　　二、中國諾貝爾獎之困的病灶

　　傑出人才的成長、成功是個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多方面的積極因素聚合發生反應。分析諾貝爾獎得主大國的原因後，啟示良多，筆者認為下述因素制約著當前中國在自然科學方面獲得諾貝爾獎。

　　***一***體制內的傳統分配製度

　　新中國成立後，經濟落後、物資貧乏嚴重製約了中國教育和科技的發展。但計劃經濟年代，個體之間貧富無懸殊，人們生活水平大致差不多，分配製度單一，導致社會效率不高但較為公平。人們價值觀和思想較為單純，對領導的個人崇拜，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和愛國奉獻精神，凝聚成執著的精神力量，中國一大批知識分子以超常的堅韌與殉道精神，克服物質條件的制約，成功地人工合成了牛胰島素，併發射了“兩彈一星”等。但因為諾貝爾獎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必須是完全創新的純理論成果。1958年英國化學家桑格獲獎的原因是他的發現完全是原創的。中國人工合成了牛胰島素，卻沒有獲諾貝爾獎，是因為其基於桑格發現，用的方法都是已知的。但中國老一輩知識分子那種淡迫名利的殉道奉獻精神是獲取諾貝爾獎的寶貴品格，可惜當時受到物質技術條件的制約且對外科學技術交流的不夠。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中國的高等教育規模、博士教育規模居世界第一，但我們還是沒能在自然科學方面問鼎諾貝爾獎。從微觀方面看，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以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大部分人邁入了小康生活。但社會多元化發展使人們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特別是經濟、政治、文化教育資源集中的一線二線城市，生活成本高。青年人的工資都普遍偏低，主要財力、精力都在買房、結婚和生兒育女上。而有研究對美國諾貝爾獎得主獲獎年齡進行了統計，人的創造能力最旺盛的時期往往是在30～45歲之間[6]。

　　在中國體制內，傳統的分配模式是工資隨著年齡和工齡增長而遞增的倒金字塔結構。這種倒金字塔結構的分配製度導致大量中國有志青年的寶貴年華都窮於應對生計。到了50～60歲多數人將老而創新乏力之際，工資卻會高於年輕時期，而此時，除了負擔子女讀大學，自己的開銷已相對減少。鑑於此，中國體制內主流的傳統分配模式應該由倒金字塔結構調整為紡錘形結構***兩頭小，中間大***，即30歲以下的年輕人作為入職初期工資應低點，然後逐年遞增，到30～45歲期間，應該是人一生中工資收入的最高期間，45歲以後逐年遞減。這樣從經濟收入上為青壯年成才、成功提供物質保障條件，這也從本質上體現了按勞分配的實質正義，因為青壯年是人精力旺盛、工作和創新能力最強的階段。

　　除現行倒金字塔分配模式存在先天缺陷外，中國的分配製度近年出現了“權力分配”的現象。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菸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的2～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這種依賴於政策保護和資源壟斷的“權力分配”，有悖於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嚴重侵害了個人發展權，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7]。其結果是近年來大學畢業生爭“吃皇糧”，甚至出現千餘人競爭一個公務員崗位的現象。這導致國家最優秀的青年都進入了公務員隊伍，高校等科研機構卻無法吸納和留住一流的人才。而國家行政機關公務員的工作性質並不是以創新為主，其工作規範強調下級服從上級，大量青年才俊的創新能力在機關論資排輩的等待中耗空。因此，我國需儘快啟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結合深層次原因設計系統的改革方案。

　　***二***“尊尊”的傳統文化基因

　　中國西漢統治者採用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成為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治理國家的綱要。“君君”“臣臣”等森嚴的等級秩序和“為尊者諱”的“尊尊”禮教文化和“和合”文化成為了中國人言行準繩和思想的皈依。即使經歷了辛亥革命的炮火和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洗禮，中國人心裡的“尊尊”“和合”無形辮子一直沒有去掉。梁啟超曾經感嘆：“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為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為轉移，此不可謂非學術界之一缺點，……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8]

　　中國人從幼年開始，受到的就是這種“尊尊”“和合”文化的啟蒙，父母長輩給小孩長期進行“聽話”教育，要求小孩在家要聽父母、爺爺奶奶的話，到幼兒園、學校要聽老師的話，工作要聽領導上級的話。我們幼兒園對小朋友日常管理規範是“排排坐，分果果”，要求小朋友必須聽話排排坐，否則分不到垂涎的果果，甚至還會視為另類被孤立。許多人在幼年都會接受很嚴厲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被教導不要犯錯，一定要聽家長的話或者聽老師的話，一定要記住不能還嘴，家長或者老師說的才是對的，從幼年開始就樹立起家長或者老師的權威形象。而童年時候的經歷還告訴許多人聽從權威就會受到獎勵，否則，就會受到懲罰。這樣的教育會潛移默化影響到我們成年之後也特別迷信權威。更甚的是，我們的主流電視媒體一到寒暑假就播放《西遊記》這部電視劇。《西遊記》是一部偉大的著作，它預見了當下中國的政制，但它不適合反覆給小孩看，因為它最淺層的教育就是“尊尊”的聽話教育。它塑造了一隻無宗無父無母、從石頭中蹦出來的猴子，上天入海大鬧天宮本領大得很，深受兒童喜歡。按理它無父母宗親可尊，可以目無天尊，但結果怎樣，不聽話被壓在山底，套上緊箍咒，乖乖地跟隨唐僧取經，再怎樣也逃不出如來佛掌心。小說結尾告誡人們：只有“尊尊”、聽話才能修成正果。中國絕大多數人都是從小在《西遊記》的薰陶中成長的。這種傳統文化教育的惡果導致中國人長期養成了聽話、保守、迷信權威的心理，缺乏創新精神。　　2012年5月31日《現代健康報》一文《“暈厥哥”是中了“權威”的毒，美女老總文頤被塑造成“法語權威”》報道，求職類節目《非你莫屬》中，一位自稱在法國留學十年並拿了三個文憑的留學生郭傑，他的法語水平、文憑***國際旅遊專業碩士Bac+5、社會學本科、電影導演本科***被現場BOSS團成員文頤一再質疑，郭傑不堪打擊當場暈倒。郭傑的文憑是真實的，由於把奢侈品權威的文頤誤認為“法語權威”，在“權威暗示效應”下，而不自信暈倒。這是中國學生迷信權威的典型案例。所以許多國外大學的校長會說，中國留學生很勤奮，但是似乎缺乏創新精神，權威崇拜很嚴重。由此可見，中國要進入創新國家行列，必須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何者當因、何者當革，建構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三***“以學為事”的基礎教育積弊

　　世界經濟論壇***WorldEconomicForum***預計，美國81%的工程專業畢業生可以立刻勝任工作，而只有25%的印度畢業生做得到這一點，中國的這個比例是10%。中國某大學的系主任說，中國學生能夠照貓畫虎地解決一個問題，但一旦需要獨創的思維和自己的發明創造時，就沒轍了。[9]這段材料揭示了中國教育長年來的積弊：“以學為事”，而不是“以事為學”。

　　學習本身是過程，是手段，但我們的教育把學習當成了目的，基礎教育階段的應試教育愈演愈烈。大中城市針對中小學生的各種培訓不計其數，學生的大腦一直被老師在執韁跑馬，除了休息基本沒什麼時間來獨立思考。教育和學習應當是“以事為學”，是訓練思維、探索、發現和總結的思考過程。而我們的教育是老師把這些過程全包辦了，老師用自己十幾年的心血把一些解題技巧、規律總結出來，直接灌輸給學生。因為家長、老師要的是高考的分數，是孩子能不能進中國前幾十名的重點大學。因此，當下中國那些把解題技巧、規律總結得越好，傳授得越有效果的老師，便被追捧為高階、特級教師。所謂的名校裡“盛產”的就是這些老師，他們就是中國基礎教育“以學為事”的罪魁禍首，中國自然科學諾獎道路上的障礙。

　　2012年夏，有媒體調查了1977～1999年湖南24名高考狀元的職業狀況，竟發現無一人成為所在職業領域的領軍人物，大多已湮沒無聞，有人甚至成了全職太太。中國校友會網課題組負責人、中南大學教授蔡言厚在2007年公佈的中國首份《高考狀元職業狀況調查報告》中調查了近400名高考狀元，其中也鮮有領軍人物。[10]這種“以學為事”的教育積弊，很多人或許已經意識到，但要根除它，卻非一朝一夕之力。在這個崇尚權威、迷信權威的時代，重點大學的畢業生在就業上佔有優勢，在職場上能佔得先機，這使人的一生會受益良多。所以，這種“以學為事”的分數教育被中國人接受和認可。

　　***四***“功利導向”的學術科研氛圍與體制

　　在中國封建專制社會，“學而優則仕”的官員選拔制度相對身份世襲來說，具有重大社會進步意義，但到了民主法治社會，“學而優則仕”卻沒有了社會進步意義。當官從事行政工作與做學問搞科研畢竟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工作，其思維模式完全不同。前者是求同思維要求服從，複雜問題簡單化追求管理效率;後者是求異思維要求創新，簡單問題複雜化追求科學真理。在當下世界各國行政權力膨脹的趨勢中，中國尤甚。權力、官本位對大學、學術科研滲透和掌控過度。由於權力掌握資源的分配權，在高校裡教授、博士對行政權力趨之若鶩。而大學對中層職能崗位的設定多要求教授職稱、博士學位，這就導致大學裡的優秀人才多流向了管理層，造成人才高度浪費，本來應是出人才、出思想、出科研成果的大學學術科研水平不強、創新能力低下，大師難產，乏善可陳。對於既當學校行政官員又佔有教學科研崗位的現象，我們美其名曰“雙肩挑”。但現實中，誰見雙肩挑重還能健步前行的人?

　　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曾在一個高等教育論壇上直言，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並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場，官員讀博已蔚然成風。全國政協楊春時委員調查指出，某直轄市的區級領導中，有一半在某大學讀博。他進一步指出，官員讀博假多真少。這些官員不經過正規考試，即使考試也是走過場。而讀博後，基本不參加學習，畢業論文不是請人代勞就是抄襲。[11]官員佔領了有限的博士學位指標，其直接後果就是，真正想讀博士且有學術追求的人被擋在了博士殿堂外。針對這一嚴重現象，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曉秋戲謔道，在北大有“一流的本科生，二流的碩士生，三流的博士生”。他認為博士就應該由對研究工作有興趣、有志於獻身學術的人來讀，這麼多官員出於功利目的讀博，自然會從整體上損害博士聲譽。[11]在高等教育最高層次博士生的教育上，如果不能消除行政化、功利化的干擾，中國高校確實沒法培養出拔尖人才。這種現象持續下去，中國只能成為自然科學諾貝爾獎得主的“看客”而不是“常客”。究其因，一方面資源控制在行政官員手中，高校需要更多資源;另一方面高校頒發文憑，官員需要文憑升遷。於是這種權力與文憑之間的尋租就不可避免。鑑於此，大學去行政化，增強高校的獨立性，應推行專家治校、教育職業經理人管理的大學治理模式。

　　近年來，中國有了全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規模，中國博士數量世界第一，但有專家擔憂中國離諾貝爾獎反而越來越遠。[12]其認為中國現在是有高科技產業，但是卻沒有科學。近三十年來中國誕生的幾乎所有新興產業基本都是靠市場換技術得來的。中國現在所謂的“高科技”產業並沒有高科技，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因為核心技術都在國外。還有就是中國缺乏純正的理論工作者或基礎理論科學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被誤讀為“唯生產力是問”，“科技產業化”主導一切。在物慾橫流的今天，天下熙熙攘攘均為利來利往。中國沒有一個部門能安心搞純理論，都急功近利去搞生產力了，而不搞理論研究的中國是沒有可能得到諾獎的。

　　參考文獻：

　　[1] 毛新志.中國未獲得諾貝爾獎的社會因素分析[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54-56.

　　[2] 黃子容，吳卓平.諾貝爾獎得主與我國院士成長經歷對創新人才培養的啟示[J].科教導刊，2010***10***：1-2.

　　[3] 王振新，吳新年.美國政府科研經費劃撥及啟示[J].科技管理研究，2007***6***：67-68.

　　[4] 谷賢林.學術精神與諾貝爾獎――劍橋哈佛的啟示[J].北京科技大學學報，1999***3***：6-9.

　　[5] 周大平.中國高校為何摘不到諾貝爾獎?[EB/OL].人民網，http：// 705.html，2012-11-10.

　　[6] 萬文濤，餘可鋒.從美國諾貝爾獎得主的成長曲線看其創新教育[J].比較教育研究，2008***7***：36-40.

　　[7] 新華社調研小分隊.我國貧富差距逼近“紅線”，隱性收入五花八門[N].經濟參考報，2010-05-10.

　　[8] 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00.

　　[9] CanUSUniversitiesStayOnTop?[N]. WSJ***Asia edition***，2012-10-16，***5***.

　　[10] 雷昕，尹丹霞，錢洋洋.調查顯示湖南24名高考第一名無一成領軍者[N].三湘都市報，2012-07-12，***A3***.

　　[11] 葉鐵橋，原春琳.委員稱最大博士群在官場，建議清理官員讀博[N].中國青年報，2010-03-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