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孔子行政倫理思想體系的特點分析
論文摘要：孔子行政倫理思想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講求德政仁治，重視倫常，提倡和諧，追求***是其總體特徵，行政倫理的本質上獨具宗法性、行政道德的修養方面注重“實踐”性、行政人格具有雙重性、行政倫理規範上突出“情感”性、行政倫理體系中盡顯人文性等是其鮮明特色。這些特點初步奠定了儒家行政倫理文化的基礎，對後世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孔子；行政倫理；德政仁治；為政者
人類歷史上“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恩格斯在分析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即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有自己的特殊道德時曾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可見任何思想道德的理論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孔子行政倫理思想也不例外，它陷於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歷史背景之下，在繼承和發展前人行政倫理思想的基礎之上，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思想體系。
一、行政倫理的本質上獨具宗法性
孔子行政倫理思想繼承了西周政治制度中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成分，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宗法倫理，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它以孝悌為根本，維護親親、尊尊的等級制度。這一特點可追蹤到孔子的弟子有若的原話：“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從中可見“仁”的最低標準是不“犯上作亂”，用於維護統治秩序，“仁”的根本是“孝弟”，用於維護家庭秩序，是維護宗法秩序的根基。孔子本人也說：“孝慈，則忠”OMT為政可見他把“孝”作為忠於國家的前提，這樣就把維護統治秩序和家庭秩序統一到維護宗法秩序的軌道上來了。《禮記·喪禮》曾載：“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禮記·祭義》曾載：“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禮記·曲禮》也載：“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可見仁是合同的，禮是別異的，用仁愛團結內部，用禮節區別嫡庶、長幼、尊卑。這就是孔子提倡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度意識形態化的表現。《國語·晉語》中也明確提出“愛親之謂仁”。這些均說明仁愛始於愛親，孔子的仁愛思想遵循“親親有術，愛有差等”的原則，仁愛首先是愛“親”。他認為只有親近自己的親人，才是可尊崇而靠得住的人，見“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而，也只有愛“親”，仁愛才能在民眾中推廣開來，體現於“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泰伯。可見孔子行政倫理思想中“仁”的功能性目標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強調尊卑必分、長幼有序，防止“犯上作亂”，促使人人安分守己，從而達到社會和諧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這一思想曾受到當時墨子“兼愛”思想的猛烈抨擊。孔子行政倫理思想的宗法性還表現在《禮記·坊記》中曾託名孔子說：“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君主，一個權力中心，這在價值標準和思維模式上就賦予了君權天授的觀念。孔子本人也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才合天下之“義”。還有孔子關於平民與小人的論述，如“小人學道則易使”、“唯上知下愚不移”、“民可使其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觀點，這些除了是在繼承原有的宗法等級觀念基礎之上對平民的蔑視之外，同時也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和統治方法披上合理的倫理外衣。此外，孔子還主張延續“貴賤不懣”的等級制度，反對庶人議政，輕視生產勞動，過分強調盡孝、守孝和祭祀等。這些都帶有濃厚的宗法色彩。針對孔子倫理思想的宗法性特點，“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的矛頭首先對準的就是它，在當時被部分人譽為“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曾言：“儒家‘孝弟’二字為二千年專制政治和家族制聯結之根幹。其流毒不亞於洪水猛獸。”此批判雖值得商榷，但也道出了其宗法性本質的影響之深。
二、行政道德的修養上注重“實踐”性
孔子行政倫理思想強調為政者“志於學、志於道”，把“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作為其處世準則，處處約之於“禮”，時刻不忘“克己復札”，視弘“道”和天下歸“仁”為己任。其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堅信“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並把追崇的“仁”和弘揚的“道”努力躬行，致力付諸“實踐”***指為政者個人行政道德修養方面的踐履、篤行***。孔子特別注重為政者的個人修養、主觀踐履，主張為政者應努力學習和加強自身修養，認為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為政治國，出仕的宗旨是為了弘“道”、踐“仁”和行“義”。孔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道”《泰伯》、“學而優則仕、不仕無義、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微子、“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而且他強調對行政倫理和道德的認識應努力在為政治國的過程中自覺的躬行，認為只說不做、言行脫節、知而不行，只是道德虛偽，毫無實際的道德價值可言。體現於孔子所說：“君子恥於其言而過其行”憲問、“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孔子還提出了“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的躬行主張，把為政者的道德修養和安人、安百姓的政治使命緊密結合起來。孔子雖把學與思作為重要的修養方法，提出了：“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但他更強調學的重要性，不是將人引向智者的思辯，而是要求：“君子學而志其道”子路即通過學習把握“道”，修身養性以行其“道”，去推行他的濟世抱負：“仁以為己任。”泰伯就連培養弟子的落腳點也是為政治實踐服務的，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可見，孔子認為書讀得再多，如排不上為政的用場，這樣的學習是無用的。再有教育方法上也注重“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顏淵對孔子教育方法的評價也是“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述而可見孔子注重“行”，提倡“躬行君子”，反對誇誇其談、阿諛奉承。認為這種人沒有仁德：“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主張“言必信，行必果”子張、“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他選拔人才的原則也是“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他要求的“士志於道”、“志於仁”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均可見其反對消極避世，提倡積極用世，以“知其不可而為之”憲問的執著態度去推行自己的濟世主張。並進而提出了“殺身成仁”衛靈公的豪言壯語，既體現出願為實現其道德原則而獻身的大無畏精神，又把“仁”的意識落實到了行政實踐上。在踐行社會規範——“禮”上，他也要求為政者日日“克已復禮”，處處約之於“禮”，努力把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納入“禮”的軌道，使自己成為“立於禮”、“知禮”、“事禮”、“崇禮”的君子典範。從而奠定了他的“實踐”性行政倫理思想。
論文關鍵詞：孔子；行政倫理；德政仁治；為政者
人類歷史上“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恩格斯在分析現代社會的三大階級即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有自己的特殊道德時曾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可見任何思想道德的理論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孔子行政倫理思想也不例外，它陷於春秋末期“禮崩樂壞”的歷史背景之下，在繼承和發展前人行政倫理思想的基礎之上，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思想體系。
一、行政倫理的本質上獨具宗法性
孔子行政倫理思想繼承了西周政治制度中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成分，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宗法倫理，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它以孝悌為根本，維護親親、尊尊的等級制度。這一特點可追蹤到孔子的弟子有若的原話：“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從中可見“仁”的最低標準是不“犯上作亂”，用於維護統治秩序，“仁”的根本是“孝弟”，用於維護家庭秩序，是維護宗法秩序的根基。孔子本人也說：“孝慈，則忠”OMT為政可見他把“孝”作為忠於國家的前提，這樣就把維護統治秩序和家庭秩序統一到維護宗法秩序的軌道上來了。《禮記·喪禮》曾載：“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禮記·祭義》曾載：“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禮記·曲禮》也載：“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可見仁是合同的，禮是別異的，用仁愛團結內部，用禮節區別嫡庶、長幼、尊卑。這就是孔子提倡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度意識形態化的表現。《國語·晉語》中也明確提出“愛親之謂仁”。這些均說明仁愛始於愛親，孔子的仁愛思想遵循“親親有術，愛有差等”的原則，仁愛首先是愛“親”。他認為只有親近自己的親人，才是可尊崇而靠得住的人，見“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學而，也只有愛“親”，仁愛才能在民眾中推廣開來，體現於“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泰伯。可見孔子行政倫理思想中“仁”的功能性目標是維護宗法等級制度，強調尊卑必分、長幼有序，防止“犯上作亂”，促使人人安分守己，從而達到社會和諧有序，國家長治久安。這一思想曾受到當時墨子“兼愛”思想的猛烈抨擊。孔子行政倫理思想的宗法性還表現在《禮記·坊記》中曾託名孔子說：“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君主，一個權力中心，這在價值標準和思維模式上就賦予了君權天授的觀念。孔子本人也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才合天下之“義”。還有孔子關於平民與小人的論述，如“小人學道則易使”、“唯上知下愚不移”、“民可使其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觀點，這些除了是在繼承原有的宗法等級觀念基礎之上對平民的蔑視之外，同時也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和統治方法披上合理的倫理外衣。此外，孔子還主張延續“貴賤不懣”的等級制度，反對庶人議政，輕視生產勞動，過分強調盡孝、守孝和祭祀等。這些都帶有濃厚的宗法色彩。針對孔子倫理思想的宗法性特點，“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判的矛頭首先對準的就是它，在當時被部分人譽為“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曾言：“儒家‘孝弟’二字為二千年專制政治和家族制聯結之根幹。其流毒不亞於洪水猛獸。”此批判雖值得商榷，但也道出了其宗法性本質的影響之深。
二、行政道德的修養上注重“實踐”性
孔子行政倫理思想強調為政者“志於學、志於道”，把“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作為其處世準則，處處約之於“禮”，時刻不忘“克己復札”，視弘“道”和天下歸“仁”為己任。其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堅信“為仁由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並把追崇的“仁”和弘揚的“道”努力躬行，致力付諸“實踐”***指為政者個人行政道德修養方面的踐履、篤行***。孔子特別注重為政者的個人修養、主觀踐履，主張為政者應努力學習和加強自身修養，認為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為政治國，出仕的宗旨是為了弘“道”、踐“仁”和行“義”。孔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道”《泰伯》、“學而優則仕、不仕無義、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微子、“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述而。而且他強調對行政倫理和道德的認識應努力在為政治國的過程中自覺的躬行，認為只說不做、言行脫節、知而不行，只是道德虛偽，毫無實際的道德價值可言。體現於孔子所說：“君子恥於其言而過其行”憲問、“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孔子還提出了“修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的躬行主張，把為政者的道德修養和安人、安百姓的政治使命緊密結合起來。孔子雖把學與思作為重要的修養方法，提出了：“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張但他更強調學的重要性，不是將人引向智者的思辯，而是要求：“君子學而志其道”子路即通過學習把握“道”，修身養性以行其“道”，去推行他的濟世抱負：“仁以為己任。”泰伯就連培養弟子的落腳點也是為政治實踐服務的，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可見，孔子認為書讀得再多，如排不上為政的用場，這樣的學習是無用的。再有教育方法上也注重“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顏淵對孔子教育方法的評價也是“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述而可見孔子注重“行”，提倡“躬行君子”，反對誇誇其談、阿諛奉承。認為這種人沒有仁德：“巧言令色，鮮矣仁。”學而主張“言必信，行必果”子張、“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為政。他選拔人才的原則也是“聽其言而觀其行”公冶長。他要求的“士志於道”、“志於仁”里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均可見其反對消極避世，提倡積極用世，以“知其不可而為之”憲問的執著態度去推行自己的濟世主張。並進而提出了“殺身成仁”衛靈公的豪言壯語，既體現出願為實現其道德原則而獻身的大無畏精神，又把“仁”的意識落實到了行政實踐上。在踐行社會規範——“禮”上，他也要求為政者日日“克已復禮”，處處約之於“禮”，努力把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納入“禮”的軌道，使自己成為“立於禮”、“知禮”、“事禮”、“崇禮”的君子典範。從而奠定了他的“實踐”性行政倫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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