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政治哲學轉向與馬克思恩格斯倫理思想

　　摘要：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就是社會倫理學說。他們從人出發研究社會這一作為人必須與之交往的虛擬主體與人的關係，對它們加以道德評價，因為人是社會關係的產物，社會制約人、決定人。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侮辱人、奴役人，是不道德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社會，因而是道德的。馬克思主義以人的解放為目標，中心是改造社會關係——消滅奴役人的舊社會，建立最無愧於人的本性的共產主義社會，使社會成為道德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哲學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都是對上述人的解放理論的論證，科學社會主義則是對實現人的解放具體途徑的探索。

　　關鍵詞：政治哲學;哲學革命;社會倫理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的倫理思想，按照以往的理解，主要包括兩個部分：其一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道德理論;其二是共產主義道德規範，例如集體主義、愛國主義以及對愛情的忠貞和對朋友的忠誠。在今天看來，對這樣的理解我們還可以做進一步的推敲。唯物史觀本身並不是道德理論，它只是馬克思恩格斯研究社會問題時使用的基本方法，其中包含了一些他們對道德問題的看法。根據這一方法，我們可以說道德是有階級性的，是歷史地發展著的，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但這些結論取代不了對現實生活中各種道德問題的具體研究。如果只是重複這些盡人皆知的結論，不但於事無補，而且會妨礙我們面向實際生活進行獨立的創造性的研究思考，更何況唯物史觀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至於共產主義道德，實事求是地講，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直接的相關論述，為數太少，遠遠不足以讓我們形成完整的認識。這不奇怪，因為按照唯物史觀，道德屬於上層建築，只有當經濟基礎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反映這種變化的思想觀念才能形成。不要說馬克思恩格斯，即使是現在，共產主義尚未實現，具體地談論共產主義道德，也為時過早。

　　一、政治哲學轉向

　　對馬克思恩格斯倫理思想的上述理解，在今天需要我們認真加以反思。它遇到的突出問題，是研究工作很難深入與出新，更不用說回答現實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了。唯物史觀揭示了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迄今為止人們只能對它加以解釋和運用，創新是說不上的。至於共產主義道德，一方面出自對馬克思恩格斯片言隻語的闡釋，另一方面出自對人們設想的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之後共產主義社會應有特徵的演繹，更多的是出於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實生活中的政治需要。它是用來指導和匡正現實生活的，主要存在於理論宣傳和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在這樣的理解中，關於共產主義道德的理論自身沒有多少發展空間，沒有多少從現實生活中吸取營養反映實際生活不斷變化著的需要的可能。用鄧小平的話說，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30多年來，國際環境和中國的生活實際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多種形式、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使人們的思想觀念以及社會的組織形式與以往不可同日而語。新的社會結構日漸形成，新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成為主流，隨著具有強烈主體意識的一代新人的出現，人際關係急劇改變。生活實際中流行的已經得到各方預設的道德觀念，常常令老一輩人瞠目結舌。中國共產黨在十七大之後提出了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大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是上述巨大變化的表現。生活走在了一切理論的前面。以往建立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遇到極大挑戰。這些年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比較沉悶，少有創新。不管是否承認，事實上我們在過去形成的對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的理解已經被日益邊緣化了，因為它們不能適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際生活的變化。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種對馬克思恩格斯倫理思想進行政治哲學解讀的傾向迅速流行。這裡所說的政治哲學，人們往往也稱作政治倫理、制度倫理甚至社會倫理。它以人的權利與義務為基本物件，以尋求社會的公平正義從而保持穩定和諧並增加人的幸福感為宗旨。我國的許多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倫理學家，把注意力轉向了政治哲學研究。關注政治哲學，在學術界已經蔚成風氣。[1]

　　對馬克思恩格斯倫理思想的政治哲學解讀不是孤立的現象，學術界普遍認為，我國的倫理學界和哲學界，乃至整個世界的哲學領域，正在經歷的一場以政治哲學或者說政治倫理學的興起為標誌的重大轉折。倫理學家萬俊人先生指出：“羅爾斯的《正義論》?穴1971年?雪發表後，不僅整個西方哲學，而且整個世界哲學的發展都發生了根本性的理論轉向，注重哲學之知識合法性論證的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逐漸淡出哲學的主題論壇，讓位於關注社會現實生活與價值秩序的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儘管尋求哲學知識的技術化和合理性之理論熱情仍然保留了下來，而且日益精密和深入，但越來越多的哲學家已經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理解‘生活世界’本身及其意義、目的和行為實踐，更應該成為哲學的思想關切和理論責任。哲學似乎又一次返回到了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或者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時代?薰再一次重溫‘軸心時代’的哲學智慧。”[2]哲學家孫正聿先生則說：“政治哲學成為日益耀眼的顯學——我們時代的哲學。”[3]鄒詩鵬認為，20世紀末，在世界範圍內哲學主流由語言分析迅速轉向政治哲學。[4]鬱建興更直接斷言：馬克思哲學是政治哲學。[5]原本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段中橋教授，多年來一直致力於介紹並倡導推動政治哲學研究，他說：“當今世界的新變化使得原本在經典馬克思主義中關注不夠的平等、公正、正義等問題變得十分突出;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這是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而艱鉅的任務。”[6]除萬俊人先生之外，其他幾位都是國內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家。

　　作為上述哲學轉向的表現，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關於政治哲學的論著顯著增多。哲學家們從政治哲學的角度重新考察馬克思主義，就其共產主義學說、社會公平、社會正義、階級剝削、政治結構建設等進行了深入探討。人們不無驚奇地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是極為重要的政治哲學家。黑格爾哲學，整個人類哲學史，也被作了政治哲學解讀。在西方思想家中，柯亨的政治哲學轉向受到關注，與此相關，諾齊克、哈耶克、羅默、胡薩米、伍德、佩弗的思想得到重視。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及其後繼者霍奈特的承認理論，被作為由馬克思主義演化而來的重要政治哲學理論來研究。政治哲學的興起並迅速引起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家、哲學家的高度關注，充分說明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研究，的確需要找而且找到新的思路了。挑戰總是與機會並存，政治哲學轉向是對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研究的有力推動，而且由於與我國的和諧社會建設有著緊密聯絡，現出一派生機。

　　就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理論譜系而言，許多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早在上個世紀便轉向了政治哲學研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哈貝馬斯。哈貝馬斯在1968年的學生運動中因站在學生的對立面而飽受批判，運動失敗之後，他由對社會現實的批判轉向“建設”，探討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怎樣才能獲得自己的合法性，人怎樣才能擺脫工具理性對自己的支配，社會怎樣才能由衝突走向和諧。佔據其思想中心的不是革命，不是批判，而是對交往實踐的研究，是探討人們如何通過相互交談、取得共識，把經濟、政治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支配顛倒過來?薰從而為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政治制度和舉措提供合法性支援。這完全是政治倫理理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他幾乎最早實現了政治哲學轉向，並且提出一種系統的與羅爾斯的理論異曲同工可以相互比肩的政治哲學理論。只不過沿著這個方向，哈貝馬斯的思想馬克思主義色彩越來越淡，他還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成為問題，至於當今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掌門人霍奈特，走得就更遠了。

　　在這場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世界哲學轉向中，起關鍵作用的是羅爾斯。哈貝馬斯曾說：在最近的世界哲學史上，“羅爾斯的《正義論》標誌著一個軸心式的轉折點，因為它將長期受到壓抑的道德問題重新恢復到嚴肅的哲學研究物件的地位。”就是說，羅爾斯的以研究公平正義為基本內容的政治哲學理論具有普遍意義。這樣的認識是符合實際的。羅爾斯的《正義論》在1971年問世之後得到高度關注、受到普遍讚譽，政治哲學大有席捲全球之勢。這一事實充分證明，作為美國的倫理學家，羅爾斯對社會生活公平正義的研究，他的《正義論》，不僅是美國社會的產物，而且是時代的產物，反映了人類文明發展普遍而且客觀的需要。這也說明，政治哲學的崛起以及把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哲學統攝在政治哲學研究之中，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研究中的政治哲學轉向，決不是偶然的，它的背後有一種歷史的必然性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