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武術的出場學

　　中國武術的出場形態對出場語境、出場路徑具有高度的依賴性。每一次社會歷史出場語境的變化，歷史地平線的轉化，都將導致中國武術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的轉變。每一次出場語境的轉變都將武術置身於新的場位中，這種新的場位形成了武術新的時空關係，呼喚著武術新的出場形態，即中國武術的“永恆在場”可能性在於中國武術不斷出場的持續性，在於中國武術在差異的歷史時空語境中不斷地出場，根據時空語境變化選擇新的出場形態。因而中國武術不是“先驗在場，永恆在場”，更不是一種超越歷史時空的永恆不變的圭臬。在實踐中，我們不能以一種脫離歷史語境的“肓人摸象”式的錯誤視域，去理解武術的形態和功能。我們應當立足於新全球化時代語境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語境，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審視中國武術的當代發展和出場形態。這就要求我們既要用全球化的眼光考察武術，又要用本土的眼光聚焦武術，重新確立中國武術的當代時代場位;同時既要注重武術的時代性和民族性，又要關注中國武術的大眾化，重寫武術的當代出場形態，從而推動中國武術這一優秀的中華民族文化在當代新的歷史地平線上重新出場，造福於人類。下面是小編為專門您整理好的：。

　　1 出場學的基本範疇

　　出場學是一種與時俱進的理論研究正規化。它是從出場視角研究事物在時代和空間語境中在場的可能性。它的基本範疇主要有出場語境、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出場語境是指事物賴以出場的歷史時空語境和與主體相關的改變世界的實踐造就的現實條件。出場路徑是指在一定的歷史出場語境中，事物賴以出場的方向。出場形態是指在一定語境中，沿著一定的出場路徑，事物在現實中顯現的現實形態。出場語境、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三者之間具有辯證關聯性。因此，出場學認為，事物的“‘出場’是在一定的‘出場語境’中，選擇一定的‘出場路徑’而形成一定‘出場形態’的行動過程。[1]換句話說，事物出場永遠是在出場語境中，“對出場路徑、出場方式與出場形態的時代選擇。”[1]

　　任平教授認為[1]，出場學存在著兩個迴圈，分別是：出場與在場的迴圈和同一與差異的迴圈。就出場與在場而言，事物的出場是為了在場，事物的在場狀態是出場狀態的相對完成，事物的出場方式決定事物的在場狀態。“在場的一切可能性狀態，都是由出場的本質、結構、指向等造就的。”[1]兩者相互對立，在對立中求同一。在場是為了維繫自身存在方式和狀態的持續性、永恆性，而出場是為了超越在場。就同一與差異而言，同一是在場的本質，在場就是要秉持當下自身存在狀態和存在方式，而出場是對空場或者現存在場的否定和消解，是對在場狀態的超越。它是差異的集合。從過程來看，事物的出場不是對原有在場狀態的簡單重複和複製，而是一種重新亮相。因此，“每一次出場都具有獨特的個性，因而是差異”[1]、“每一次出場都是一種重新開啟、一種創新、一種與原初在場的差異性行動。”[1]由此，“在差異中堅守同一，在否定中保持肯定，在多元中守護一元”[1]是同一與差異的辯證邏輯。

　　2 出場學對中國武術研究的價值

　　從出場學看來，要科學地理解事物的出場形態，必須要穿越事物形態，深入背後去把握歷史出場語境、出場路徑和事物形態的關聯性。因此，出場學告訴我們：***1***對當代中國武術的理解不能僅僅寄託於對中國武術目前生存語境的簡單探源和解答，必須要立足於時代的底版，從時空差異性歷史語境去解讀中國武術，探索和回答中國武術在過去和當代的歷史地平線轉化上如何出場，秉持其當代的在場性。***2***對中國武術形態和價值功能的認識，不能僅僅立足於當下語境，看到武術某一方面形態和功能而否定其在其他出場語境中曾存在的出場形態和功能。如，我們不能因為在當今文化全球化時代發展背景下，中國開始注重武術的民族文化性教育與傳播，或者說，在文化全球化發展語境中，中國武術以民族文化形態出場，就否定或者質疑武術在冷兵器時代語境中的技擊出場形態和功能價值。事物的出場形態對出場語境和出場路徑具有高度的依賴性。武術的出場形態在中國歷史不同時期必然會隨著社會歷史大語境變遷而不斷地更新自己的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換句話說，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由於社會這一歷史出場語境的嬗變，武術必然以不同的出場形態和價值功能在社會歷史的大舞臺上不斷地出場與退場，從而維持其在場性。因此，我們既不能在特定出場語境和出場路徑中出場的武術形態和價值功能定格為在場的永恆經典，也不能以一種出場語境和出場路徑中的武術出場形態和價值功能否定另一種出場語境和出場路徑中的武術出場形態和價值功能。因此，這就要求我們要審時度勢，根據不同的社會歷史出場語境去解讀武術的出場形態和價值功能，絕不能以偏概全、以“盲人摸象”視域去片面地曲解乃至誤解武術。
 

　　3 出場與差異：審視和把握中國武術在場性的“行動指南”

　　從出場學視域研究中國武術，就是從出場角度審視中國武術在時代和空間的語境中在場的可能性。出場與差異是出場學的兩個核心要素。“‘出場’是一種‘未在場者’向‘在場者’身份轉變的謀劃，是一種‘不在場’狀態向‘在場’狀態的轉變，是在特定歷史場域中的‘親臨’和‘現身’。[1]出場是相對於缺場、空場、退場而言的，它是一種朝向在場開放與轉變的過程，出場的形態、語境和路徑的變化都會導致整個場域結構的重新設計和編排。差異是打破同一的原有結構而造成的特性。差異性或者表現為場域的差別，或者表現為出場語境的差別，或者表現為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的差別，還有可能表現為出場者的不同，等等。總之，差異性的表現是多樣化的。但是，不管差異性如何多樣化，“差異作為一種動態過程，作為一種空間和歷史連續性的斷裂，……，在差異中，出場意義之間存在著連續與斷裂的統一。”[1]

　　就中國武術而言，當代的時空歷史語境較之於過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歷史語境的重大變化必然導致武術的出場形態變化。因為任何事物的出場形態都依賴於一定的出場語境和出場路徑。原始社會惡劣的自然和社會生存環境迫使武術這種生存手段誕生，成為人們一種社會生活的延續性手段。可以說，武術最初的“出場”是原始先民們應答其生存環境的產物，它和先民們的生存息息相關。繼而，隨著時空歷史語境的轉換，武術也曾不斷地出場和退場。每一次出場和退場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僵化的固定形態。唐朝以前，中華民族表現出了一種張揚、勇武的性格，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2]的尚武社會環境氛圍。在這種社會環境氛圍中，武術教育是一個以技術教育為主的勇武教育階段。武術的在場性主要依託於武術技術，即武術的出場形態是技術的武術。宋朝至清朝，質文的社會背景和“尚文輕武”的思想影響，迫使中國武術的整體地位開始下降。但是，出現了文人開始關注武術教育，注重總結武術理論，從而使這一時期的武術在場性呈現出文化性，即武術的出場形態是文化的武術。在近代，由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種社會語境中，就武術而言，由於“強種救國”的時勢需要，孫中山先生就指出，“惟火器輸入中國之後，國人多棄體育之技擊不講，則至社會個人積弱愈甚，不知最後五分鐘之決勝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時，為今次歐戰所屢見者。則謂技擊術與槍炮飛機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而我國人曩昔僅襲得他人物質文明之粗末，遂自棄其本體固有之技能以為無用，豈非大失計耶。……我同胞然處競爭激烈之時代，不知求自衛之道，則不適於生存……。”[3]於是，在近代中國這種特殊的歷史時刻，武術以一種技術的出場形態開始出場。在當代，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武術不可能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場域中缺場或者退場，相反，武術積極地面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教育、體育、文化等多個領域，以學校武術、競技武術、傳統武術等多元化出場形態呈現在世人面前。

　　從古代、近代到現代，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武術的每一次出場，其出場語境、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都存在著差異。應該說，在武術歷史中，出場與差異的矛盾是始終客觀地呈現。一方面人們自己不自覺地將武術當作一成不變的現成在場形態;另一方面人們又不斷地以自己的方式將武術理解為各自的、多元的現存體系，出場與差異的矛盾就會反覆觀念的現身。武術的在場一旦進入這些理解中就會不斷地被撕裂為多元化的存在形態。

　　武術的每一次出場都具有獨特的個性，每一次出場之間都具有差異性。不同出場語境中的武術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是不同的。每一次出場語境的不同都導致武術的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出現差異，正是在這種差異中，武術出場之間存在一種既斷裂又連續的統一。統一性在於武術的每一次出場都是為了維繫自己的在場，每一次的在場又為下一次出場提供了條件。武術每一次出場都存在差異，可以說，武術的出場是差異的集合體，正是由於武術的每一出場和差異，構成了對武術的肯定理解中包含著否定的理解，從來不把武術的每一次出場奉為永恆的在場，從來不把武術的每一次出場形態理解為“超越歷史的一般武術形態”，曠世不易、實現簡單跨時代的僵化教條平移。因而，出場學視域絕不是對武術現成在場狀態的簡單反映和概括，而是維繫武術現實和未來在場可能性的謀劃和探索。出場與差異是審視和把握中國武術在場性的行動指南。

　　對中國武術的把握和理解，應該從武術“當年”和“當代”兩個出場語境框架去把握和詮釋武術的出場路徑、出場形態和在場性。武術“過去”的出場語境必然不同於“當代”語境，那麼，它的出場路徑和形態以及在場性功能必然有別於“當代”。差異性出場語境是我們正確理解和詮釋當代武術在場性和出場形態的前提。拋開這種差異性出場結構去談武術今天形態以及將其盲目地和過去相比，勢必將武術引入歧途。我們只有牢牢把握武術“當年”和“當代”兩個出場語境的差異性，才能正確闡釋武術因時間向度的演進而具有的時代性和在場性形態。

　　4 新全球化和中國社會轉型：中國武術的當代出場語境

　　出場學的首要原則就是，追問事物的出場濫觴，對事物出場的考量深入到歷史語境中。因而，正如列寧認為的“只有瞭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徵，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那樣，我們只有深度考察武術的當代出場語境，才能正確地理解武術的當代出場形態。

　　我們正處在新全球化浪潮和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新全球化浪潮和中國社會轉型正在深刻地改變著武術的出場歷史地平線。這種新的歷史地平線構成了中國武術的當代出場語境。相較於以工業資本為主導的全球化，任平教授認為，今天的時代是以知識資本為主導的新全球化。它的本質、結構和特點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5]：其一，新全球化時代產業經濟基礎以資訊與通訊技術、電子、空間技術等新科技為軸心。其二，新全球化時代以後工業文明為基礎，在全球建立了“後工業文明——工業文明”的發展格局。其三，新全球化時代除了國家依然是重要行為體之外，非國家形態的全球化公司、跨國公司、民族性和多元文化等大量出現，並以此為基點，以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為媒介形成“一體化”和“多元化”的並存格局，兩極之間具有很大張力。其四，新全球化時代，西方中心論對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人才掠奪，或資訊、科技、政治、文化等，藉助手段主要是全球網際網路、話語生產、知識經濟和文化傳播等，從而造成全球衝突將從實體層面向資訊文化層次轉換。其五，新全球化時代主要思維方式是後現代的，在深刻改變舊全球化時代實踐結構同時深刻變革了舊全球主義，從而轉向以多元文化為特質的新全球主義。

　　在這種新全球化時代，中國正處於急劇的社會轉型期，“從社會的基礎性結構上看，當代中國社會正在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從社會的前導性結構上看，當代中國社會正在從工業社會轉向資訊社會;從社會的生活方式結構上看，當代中國社會正在從匱乏型社會轉向發展型社會;從社會的經濟型別結構上看，當代中國社會正在從計劃經濟社會轉型市場經濟社會。”[6]

　　就民族文化發展而言，新全球化時代的歷史語境和後現代思維一方面提倡世界文化的多元化發展，拓展了各民族文化發展的空間，為各民族文化交流和借鑑提供了舞臺;另一方面也給各民族文化發展帶來了挑戰，客觀上，造就了各民族文化不得不接受西方強勢文化對其生存空間壓縮的現實。就武術而言，新全球化時代的歷史語境和思維方式迫使武術不得不在普適性和民族性兩個關節點上尋求平衡，一方面發掘武術的普適價值，走向世界，讓世人分享中國這一優秀民族文化;另一方面要維繫武術的民族性，走本土化道路，不失去自身個性，加強自身的民族文化認同。

　　相對於社會轉型期而言，中國社會轉型期前的社會正如費孝通先生曾指出的那樣，中國社會是一個鄉土社會。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最大特性就是，人的社會關係結構呈現出“差序格局”，類似石頭投進水裡形成的同心圓波紋，每一個人在社會裡面都是以自己為中心，從自己推出去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些人形成一輪輪的波紋差異，社會是由無數私人關係構成的網路。[7]從儒家思想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種差序格局的典型特徵，在這裡面，以自己為同心圓圓心，推及到家、國，最後到天下，從自己往外推，是一圈圈地往外推，最後形成了以自己為圓心的家、國和天下的三級同心圓“波紋”的差序格局。就武術而言，在這種鄉土社會的人際關係結構的歷史語境中，武術的出場形態深刻地留下了這種“差序格局”的鄉土社會特質。從武術門派而言，各個武術門派都以自己為中心形成了自己的差序格局，其中武術界講究的正宗和非正宗就是這種特性的最好體現;就每個門派而言，又以師父為中心，形成了縱向上的徒兒、徒孫等關係和橫向上師兄弟等關係的差等次序的差序格局網路結構。中國武術領域中呈現出的這種差序格局特徵，誠如費先生所言那樣，“在差序格局中，社會關係是逐漸從一個一個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聯絡的增加，社會範圍是一根根私人聯絡所構成的網路。，因此，在這種私人關係的差序格局圖景中，人與人之間注重的是攀關係和講交情，由於人與人之間存在一個差等的差序格局，勢必存在著一個相對於“自己”而言與他人不同的親疏關係，這種親疏關係的存在勢必導致自己與他人的交情不同，那麼，武術在這種語境下，由師父傳出去的武術勢必因人而異、各不相同，從而在武術中出現了入室弟子和非入室弟子、正宗嫡傳和非正宗嫡傳的武術人文景觀。事物的出場形態依賴於出場語境。因此，要理解中國武術中類似這些景觀離不開對中國的差序格局的鄉土社會語境考察。

　　相對於鄉土社會而言，當下，中國社會的轉型是全方位的，既包括經濟的，又包含政治的，還包括文化的。就武術而言，中國社會的轉型一方面使武術面臨一種新的出場語境，即一種原有社會結構基礎被瓦解而新的社會結構基礎還未來及成型的現實語境。在這種語境中，武術曾賴以生存的人文環境日漸消失，從而導致武術部分流失;一方面鄉土社會中武術的差序格局的人際關係網路開始瓦解，武術門派意識淡化，特別是市場經濟的影響，人們對武術原有的內心信念和價值尺度受到衝擊，產生了動搖，甚至崩潰。因此，原有的武術差序格局的人際關係“在場性”受到挑戰，市場經濟的歷史語境迫切呼喚一種武術新的人際關係“出場”。

　　質而言之，新全球化時代和中國社會轉型的雙重性歷史語境是中國武術當代出場的前提。在雙重性歷史語境中，中國武術面臨著不同於過去的發展問題域。那麼，武術如何維持當代的在場性，已經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答的時代性問題呈現在我們面前。就出場學視域而言，我們應該以武術當代重大的發展問題作為反思和解答的主線，必須要衝破過去那種對中國武術僵化的教條主義理解方式——中國武術是一種永恆不變的現成在場，而應根據武術的當代出場“場位”，選擇武術的當代出場路徑、方式和出場形態，從而實現武術的可持續發展。

　　5 中華民族性、時代化、大眾化：中國武術的當代出場路徑

　　5.1 中華民族性：中國武術阪依主體本真立場的根本行動綱領和出場路徑

　　就出場學的同一性和差異性迴圈而言，同一性和差異性在中國武術空間維度中呈現為世界性和民族性的關係。中華民族文化是中國人的根，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武術作為中國悠久的民族傳統體育的一個代表，作為中國人體文化的結晶，它不僅是中國優秀民族傳統文化的真實存在，也是中華民族對人體運動探究實踐的結果。”[8]誠如伍紹祖先生所言那樣——“武術源於中國，屬於世界。”民族性應是武術在新全球化時代發展的根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新全球化時代的出場語境迫切要求，武術應沿著民族性的出場路徑閃耀出場。武術的民族性出場路 徑就是在武術的現代化發展中，要維繫武術的“傳統”，維護武術文化的核心價值取向。“中華武術的民族特色不但不能淡化喪失，更不可走形變質。”[9]中華民族性是中國武術之根，是中國武術的身份標識。沒有中華民族性的武術不能稱之為中國武術，失去了中華民族性，中國武術也就失去了身份的認同。因此，我們認為，中華民族性是中國武術阪依主體本真立場的根本行動綱領和出場路徑。

　　5.2 時代化：中國武術秉持在場性不可或缺的出場路徑

　　時代化就是時代造就了武術從過去走向當代的某種出場語境、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的變化和差異。每一時代的武術都是當時代的產物，它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出場路徑、出場方式，因而具有不同的出場形態。可以說，任何歷史語境中的武術始終都是屬於和居於一定時代語境中的武術，武術的出場路徑和出場方式、出場形態隨歷史時空語境的轉換而轉變。因此，時代化是武術秉持在場性不可或缺的出場路徑。

　　就出場學的同一性和差異性迴圈而言，同一性與差異性在中國武術的歷史維度中體現為古代武術與當代武術的關係。中國武術是一種以自然主義和經驗主義為基礎的農耕文化模式，中國封建農耕社會是其原初的出場語境，依賴於這一出場語境的武術出場形態必然內蘊封建文化的糟粕因子。因為每一時代的武術出場形態都是在縱向歷史座標上繼承前代武術的成果和在橫向歷史座標上對話同時代文化精華的有機合成形態。任何事物出場形態都依賴於一定出場語境和出場路徑下。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社會語境客觀上要求我們不得不衝破武術原有的體系，根據新的出場語境，重新選擇武術的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打造新的武術體系。因為武術中存在著一些不適合現代語境的要求的文化因子。辯證法告訴我們，“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10]因此，在當代中國武術發展中，既不能把武術全盤“打包”繼承下來，“對照講”或者“接著講”，又不能全盤“拋棄”武術傳統，“重新講”;而應該在新的時代出場語境下，對武術發展是“既有繼承又有創新的超越式講”。這就要求我們在實踐中，一方面要合理地吸收西方體育文化中符合武術現代發展需要的先進文化因子，內化為武術富有生命力的要素;另一方面要拋棄武術文化中的封建的落後的文化因子，發掘出武術文化符合時代精神的文化因子，從而在不改變武術文化主體生命基因的基礎上使武術內蘊一種時代的新生命力，實現武術新的出場。

　　5.3 大眾化：中國武術服務人民的價值皈依

　　大眾是建設中國、發展中國的主體。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離不開大眾的齊心奮鬥。因此，服務大眾既是中國武術的當代出場路徑立場選擇，也是中國武術的當代出場價值旨歸。沿著大眾化出場路徑，中國武術應該以一種健身性出場形態服務於人民。眾所周知，中國武術在健身形態上具有自身的四大優勢：一是中國武術內容豐厚，既有主剛的外家拳，又有主柔的內家拳;既有徒手形式的套路演練，又有器械形式的套路演練;既有套路練習形式，又有格鬥練習形式，還有功法練習形式。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不同喜好、年齡、體質等情況，在豐厚的武術內容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健身內容。二是中國武術對練習場地、時間等要求不高。武諸曰：“拳打蝸牛之地。”練習者可以根據場地的大小選擇相應的武術內容，既可以選擇原地練習武術，也可以選擇行進間練習武術，不像羽毛球、籃球等體育專案需要固定的場地和器材才能練習。三是中國武術作為健身專案，相比較於其他體育專案，具有經濟性。中國武術既可以徒手練習，也可以持器械練習。即使是武術器械練習，這些器械也不像籃球、羽毛球、網球等體育專案中的器械那麼貴——需要練習者付出昂貴的經濟支出。可以說，就經濟性而言，武術作為一種健身手段，是相當便宜而又實惠。四是武術是一種內外兼修、形神兼備的健身專案。如太極拳在外在形體上要求，虛靈頂勁、含胸拔背、鬆腰斂臀、圓襠送胯、沉肩墜肘、舒指坐腕、尾閶中正、運動如抽絲、邁步如貓行;在內在上要求，氣沉丹田、內宜鼓盪，外示安逸、以心行氣，以氣運身。[11]通過武術練習，人們既可以外塑形體，又可以內練精氣神，達到“一箭雙鵰”的健身效果。

　　質而言之，中國武術沿著大眾化的出場路徑，必然會在“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質、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促進人際關係和諧、養生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

　　6 中國武術的當代出場形態

　　合理的事物出場形態都是時代的、歷史的、有條件的，是受事物出場形態所賴以出場的歷史語境和出場路徑決定的。在冷兵器時代，中國武術的出場形態對軍事戰爭語境具有高度的依賴性。中國武術和軍事武藝具有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攝關係，一方面武術作為重要的軍事訓練內容和手段作用於戰場，另一方面軍事武藝又是古代武術得以不斷髮展、完善的滋養源頭。[13]在軍事上，武術是主要的軍事訓練內容和戰場作戰的主要手段。在明代大將戚繼光看來，“凡武藝，不是當應官府的公事，是你來當兵防身立功殺賊救命本身上貼骨的勾當。你武藝高，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的呆子!”因此，在冷兵器時代歷史出場語境下，中國武術出場形態是相對單一的，技擊性是古代中國武術主要出場形態。

　　當代，新全球化時代和中國社會轉型構成了中國武術的雙重性歷史出場語境。技擊性不可能再是中國武術當代的主要出場形態。面對這種新的出場語境，解答中國武術當代發展問題，應該突破原來“就武術談武術”的發展模式，從對武術的僵化技擊本質理解中走出來，以問題為中心，在當代武術的深層語境上探求武術的當代出場路徑，形成武術新的出場形態。

　　當代武術面臨新全球化時代和中國社會轉型的雙重性歷史語境，它的當代出場形態和在場性功能必然不同於“當年”。武術的本質從技擊的一元化本質轉向了文化、健身等多元化本質，武術本質的轉換，產生了學校武術、大眾武術、競技武術等多元化的出場形態。這些多元化的武術形態固然有武術的技擊本質，但是，這些武術出場形態的著眼點不再是僅僅聚焦於技擊，而是著力於武術的文化、健身、競技等價值功能，避免重蹈競技武術一花獨秀的發展狀態。

　　歷史地平線的轉換，出場語境的變化，是武術出場形態變化的前提。換句話說，歷史語境的重大變化必然導致武術的當代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的變化。我們認為，任何武術形態都是特定歷史時空語境中的武術出場形態。誠如馬克思所說的“任何思想都是時代的思想”那樣，武術出場形態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一種超歷史的武術形態。武術出場形態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變則使武術的發展有生機、有活力;不變則會使武術的發展停滯、僵化、教條、乃至走向死衚衕。當代新的歷史出場語境需要武術新的出場路徑和出場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