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高等教育研究實現社會責任的路徑
論文摘要：高等教育學是以高等教育為研究物件的應用性學科，是人們認識和研究高等教育問題的知識體系。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深刻的社會屬性，本文擬對高等教育研究實現社會責任的路徑這一問題做粗淺探析。
總體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必須通過三個途徑體現其社會責任：一是培養一個更具社會責任意識的研究者群體；二是創造、傳播和闡釋高等教育理念，探索和構建高等教育理論體系，最終對繁榮社會科學研究、引領高等教育良性發展，以及政府決策和公眾價值取向產生正面影響；三是直接參與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規劃的制定，研判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確定高等教育發展目標，甚至參與制訂高等教育政策，直接作用於高等教育實踐。
就我國的情況看，高等教育研究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社會對於高等教育研究的期望也前所未有地高漲，但與此同時，學術水平的良莠不齊、學術道德和自律的缺失等等問題的凸顯，也日益成為社會對於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在內的學界的普遍質疑之因。這種質疑，已足以動搖決策者對於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信任，侵蝕學科存在與發展的根基，甚或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桎梏。無論是從高等教育研究者內心的歸屬，還是從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以及高等教育實踐的角度，都有必要重拾道德的護衛，實現高等教育研究對於社會責任的擔當的終極目標。
一、研究者對真理和理想的不懈追求——指向研究原初動力的路徑
研究者對於真理和理想境界的嚮往和追求，乃是支撐研究者克服各種困難，實現研究者及其研究的社會價值的內在力量。在高等教育研究自發端至今的一百餘年曆程中，無數高等教育研究者以實現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為理想，對於大學精神的建構、現代大學制度的確立目標孜孜以求。弗萊斯納主張學者保持象牙塔式的學術純潔，他贊成讓大學研究自然界和社會的現實，但是不謀取權力去實施由這種研究所建議的政策。意即，心懷理想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應以學者的良知，堅持既入世（即聯絡社會實際）又出世（即堅持學術獨立自由，不以利益為價值取向）的學術立場。赫欽斯對於學者的社會良知有這樣精闢的論述——學者應該對社會的最令人困擾的問題進行儘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無法想象的問題。布魯貝克則進一步指出，真理能夠站得住腳的標準是它的客觀性，學術的客觀性或獨立性來自於德國大學所稱的價值自由。德里達則對研究者如何按良心辦事提出了建議，他充分理解，“在開展社會問題的研究過程中，要避免個人傾向或偏見是相當難的”，但“學者們應該記住，自己的首要責任是探索真理……研究者在進行有爭議問題的研究時應該特別小心謹慎。”用大學的“智囊”和“良心”來形容高等教育研究是再恰當不過了。高等教育研究對於高等教育乃至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如此巨大，以至於只有那些“在思想意識上最願意冒險面對嚴重的倫理道德難題的人”（德里克語）才有勇氣承擔重大的研究命題。從這個意義來說，高等教育研究者是勇者，而研究者也唯有高舉社會責任的旗幟，才可能從研究的起點回歸精神的家園，獲得良心的慰藉和事業的回饋。一旦高等教育研究失去了這樣原初的動力，其研究必然迷失，陷入蒼白、短視、無生命力的窠臼。
二、方法的科學化——指向學科建設的路徑
當前我國關於高等教育的研究基本沿兩條思路展開，即學科建設與問題研究。國內高等教育研究論文中採用實證研究方法的比例不足5%，調查法的使用比例不足3%。高等教育研究科學化程度不高，其實是高等教育研究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這種現象與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歷程有一定關係。在我國，儘管高等教育科學研究一開始就是作為一門學科來建構的，但高等教育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開展研究的歷史不長，僅有20多年，是一門正在走向成熟的學科。與之相對應的，是西方教育研究歷史的悠久和教育研究手段的不斷完善。1893年，被譽為“高等教育研究奠基者”的美國克拉克大學校長霍爾開設了世界上第一個高等教育研究的學位課程。到20世紀40年代，全美大學中大約有30門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學位課程。西方崇尚實證主義的傳統，也不斷地為高等教育研究注入新鮮的血液。早在1890年到1920年之間，教育研究逐漸成為一種實證的和專業的科學。大學史、大型實證調查、大學文化、大學行政等問題都進入了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視野。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高等教育研究進入新一輪的繁榮時期。1982年，伯頓·克拉克出版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論專著《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他認為，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應認真地領會各學科的主要作用和它們的研究方向。
他系統地提出了多學科、跨國家研究高等教育的新構想。在系統研究的基礎上，美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創設出大眾化、適切性、多樣化、私營化、國際化等影響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理念。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於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科學化的重視程度也明顯提升，研究方法趨向多元化、科學化。高等教育學正式成為教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呈現多學科融合的特徵，衍生出了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經濟學等若干新的分支學科，甚至出現了以高等教育學研究為研究物件的元學科；在研究方法問題上也達成了基本共識，如要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正規化，即在本學科研究中遵循共同的學術信念、學術話語與學術規範，並形成共同的研究方法、共同的解決問題的框架。採用思辨研究與質性研究、定量研究相混合的研究方法，便於對高等教育的不同物件進行分類研究，實現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取長補短。這些對於高等教育研究學科體系建構、研究方法等的爭辯，雖暫無定論，但既昭示著高等教育研究學科不斷髮展完善的必經路徑，也日益凸顯著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學界的社會責任。
三、制定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規劃和政策——指向實踐的路徑
大學和社會的良性發展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終極目標。高等教育研究來源於高等教育實踐，但它能指導高等教育的實踐方向，影響高等教育實踐的戰略和策略。高等教育研究所創設的理念的正確與否，還是要接受高等教育實踐的全面檢驗並通過實踐來實現，也就是通過其“實化”載體來進行的，比如，釋出專題檔案、建議書、報告書和制定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德里克·博克認為，大學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者——那些孜孜不倦、既能制定出巨集偉計劃又能以高等教育的至關重要性說服民眾的人。制定和推動高等教育發展計劃的研究對於大學乃至社會發展的意義是非凡的。以美國為例，20世紀40年代“威斯康辛理念”的奠基，把服務社會的職能加諸於大學，為美國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發展動力；20世紀70年代，為適應美國就業需求的新變化，以及受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廣泛影響的“人力資本理論”影響，馬丁·特羅大膽提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學說”，使美國高等教育很快步入大眾化階段；1997年，美國聯邦教育部頒佈《1998-2002年戰略規劃》，把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全面化列為優先目標，美國高等教育在較短時間內從大眾化階段步入普及化階段。美國高等教育研究的繁榮，理念的領先，使美國搶佔了人才和科技的先機，為美國在20世紀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然，在制定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的過程中，研究者要注意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脈動，遵循歷史的邏輯，切忌盲目冒進。以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程序為例，20世紀90年代開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國家教委開始組織專家對高等教育發展問題進行專門研究，但對高等教育規模仍採取嚴格謹慎的態度，每年擴大招生比例在3%-4%，原則上使其低於GDP增長的兩個百分點。1999年初，受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就業壓力的影響，國民經濟執行中出現社會消費需求一度萎靡的局面。針對這種狀況，中共中央於7月初批轉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報告《當前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與任務》，把擴大高等學校招生規模作為實施擴大內需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確定全國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計劃的戰略決策，1999年招生計劃達156萬人，比1998年增長44.4%，由此，我國高等教育改變了適度發展的態勢，轉入大發展的軌道。十多年的大眾化歷程，充分顯示了研究者和決策者既積極推進，又穩妥謹慎的治國方略。與此相反，20世紀50年代，韓國在“教育強國”的理念主導下，超越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大躍進式發展高等教育，造成大學生結構性失業嚴重，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應引以為戒。可見，在制定重大的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規劃時，高等教育研究要在準確研判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礎上，牢牢根植於本國高等教育的深厚土壤，在紛繁複雜的現象中把握規律，探明適宜本國本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路徑，制定既高瞻遠矚，又切實可行的戰略規劃，這是高等教育研究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
總體而言，高等教育研究必須通過三個途徑體現其社會責任：一是培養一個更具社會責任意識的研究者群體；二是創造、傳播和闡釋高等教育理念，探索和構建高等教育理論體系，最終對繁榮社會科學研究、引領高等教育良性發展，以及政府決策和公眾價值取向產生正面影響；三是直接參與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規劃的制定，研判高等教育發展趨勢，確定高等教育發展目標，甚至參與制訂高等教育政策，直接作用於高等教育實踐。
就我國的情況看，高等教育研究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社會對於高等教育研究的期望也前所未有地高漲，但與此同時，學術水平的良莠不齊、學術道德和自律的缺失等等問題的凸顯，也日益成為社會對於包括高等教育研究在內的學界的普遍質疑之因。這種質疑，已足以動搖決策者對於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信任，侵蝕學科存在與發展的根基，甚或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桎梏。無論是從高等教育研究者內心的歸屬，還是從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以及高等教育實踐的角度，都有必要重拾道德的護衛，實現高等教育研究對於社會責任的擔當的終極目標。
一、研究者對真理和理想的不懈追求——指向研究原初動力的路徑
研究者對於真理和理想境界的嚮往和追求，乃是支撐研究者克服各種困難，實現研究者及其研究的社會價值的內在力量。在高等教育研究自發端至今的一百餘年曆程中，無數高等教育研究者以實現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為理想，對於大學精神的建構、現代大學制度的確立目標孜孜以求。弗萊斯納主張學者保持象牙塔式的學術純潔，他贊成讓大學研究自然界和社會的現實，但是不謀取權力去實施由這種研究所建議的政策。意即，心懷理想的高等教育研究者應以學者的良知，堅持既入世（即聯絡社會實際）又出世（即堅持學術獨立自由，不以利益為價值取向）的學術立場。赫欽斯對於學者的社會良知有這樣精闢的論述——學者應該對社會的最令人困擾的問題進行儘可能深刻的思考，甚至思考那些無法想象的問題。布魯貝克則進一步指出，真理能夠站得住腳的標準是它的客觀性，學術的客觀性或獨立性來自於德國大學所稱的價值自由。德里達則對研究者如何按良心辦事提出了建議，他充分理解，“在開展社會問題的研究過程中，要避免個人傾向或偏見是相當難的”，但“學者們應該記住，自己的首要責任是探索真理……研究者在進行有爭議問題的研究時應該特別小心謹慎。”用大學的“智囊”和“良心”來形容高等教育研究是再恰當不過了。高等教育研究對於高等教育乃至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如此巨大，以至於只有那些“在思想意識上最願意冒險面對嚴重的倫理道德難題的人”（德里克語）才有勇氣承擔重大的研究命題。從這個意義來說，高等教育研究者是勇者，而研究者也唯有高舉社會責任的旗幟，才可能從研究的起點回歸精神的家園，獲得良心的慰藉和事業的回饋。一旦高等教育研究失去了這樣原初的動力，其研究必然迷失，陷入蒼白、短視、無生命力的窠臼。
二、方法的科學化——指向學科建設的路徑
當前我國關於高等教育的研究基本沿兩條思路展開，即學科建設與問題研究。國內高等教育研究論文中採用實證研究方法的比例不足5%，調查法的使用比例不足3%。高等教育研究科學化程度不高，其實是高等教育研究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這種現象與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歷程有一定關係。在我國，儘管高等教育科學研究一開始就是作為一門學科來建構的，但高等教育研究作為一個學科開展研究的歷史不長，僅有20多年，是一門正在走向成熟的學科。與之相對應的，是西方教育研究歷史的悠久和教育研究手段的不斷完善。1893年，被譽為“高等教育研究奠基者”的美國克拉克大學校長霍爾開設了世界上第一個高等教育研究的學位課程。到20世紀40年代，全美大學中大約有30門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學位課程。西方崇尚實證主義的傳統，也不斷地為高等教育研究注入新鮮的血液。早在1890年到1920年之間，教育研究逐漸成為一種實證的和專業的科學。大學史、大型實證調查、大學文化、大學行政等問題都進入了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視野。20世紀70年代以後，西方高等教育研究進入新一輪的繁榮時期。1982年，伯頓·克拉克出版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論專著《高等教育新論——多學科的研究》，他認為，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應認真地領會各學科的主要作用和它們的研究方向。
他系統地提出了多學科、跨國家研究高等教育的新構想。在系統研究的基礎上，美國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創設出大眾化、適切性、多樣化、私營化、國際化等影響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理念。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於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科學化的重視程度也明顯提升，研究方法趨向多元化、科學化。高等教育學正式成為教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呈現多學科融合的特徵，衍生出了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經濟學等若干新的分支學科，甚至出現了以高等教育學研究為研究物件的元學科；在研究方法問題上也達成了基本共識，如要建立高等教育研究的正規化，即在本學科研究中遵循共同的學術信念、學術話語與學術規範，並形成共同的研究方法、共同的解決問題的框架。採用思辨研究與質性研究、定量研究相混合的研究方法，便於對高等教育的不同物件進行分類研究，實現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取長補短。這些對於高等教育研究學科體系建構、研究方法等的爭辯，雖暫無定論，但既昭示著高等教育研究學科不斷髮展完善的必經路徑，也日益凸顯著我國高等教育研究學界的社會責任。
三、制定高等教育發展戰略規劃和政策——指向實踐的路徑
大學和社會的良性發展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終極目標。高等教育研究來源於高等教育實踐，但它能指導高等教育的實踐方向，影響高等教育實踐的戰略和策略。高等教育研究所創設的理念的正確與否，還是要接受高等教育實踐的全面檢驗並通過實踐來實現，也就是通過其“實化”載體來進行的，比如，釋出專題檔案、建議書、報告書和制定國家和地區的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德里克·博克認為，大學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者——那些孜孜不倦、既能制定出巨集偉計劃又能以高等教育的至關重要性說服民眾的人。制定和推動高等教育發展計劃的研究對於大學乃至社會發展的意義是非凡的。以美國為例，20世紀40年代“威斯康辛理念”的奠基，把服務社會的職能加諸於大學，為美國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發展動力；20世紀70年代，為適應美國就業需求的新變化，以及受20世紀60年代開始在世界範圍內產生廣泛影響的“人力資本理論”影響，馬丁·特羅大膽提出“高等教育發展階段學說”，使美國高等教育很快步入大眾化階段；1997年，美國聯邦教育部頒佈《1998-2002年戰略規劃》，把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全面化列為優先目標，美國高等教育在較短時間內從大眾化階段步入普及化階段。美國高等教育研究的繁榮，理念的領先，使美國搶佔了人才和科技的先機，為美國在20世紀成為世界經濟第一強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然，在制定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的過程中，研究者要注意把握經濟社會發展的脈動，遵循歷史的邏輯，切忌盲目冒進。以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程序為例，20世紀90年代開始，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國家教委開始組織專家對高等教育發展問題進行專門研究，但對高等教育規模仍採取嚴格謹慎的態度，每年擴大招生比例在3%-4%，原則上使其低於GDP增長的兩個百分點。1999年初，受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就業壓力的影響，國民經濟執行中出現社會消費需求一度萎靡的局面。針對這種狀況，中共中央於7月初批轉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報告《當前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與任務》，把擴大高等學校招生規模作為實施擴大內需任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確定全國擴大高等教育招生計劃的戰略決策，1999年招生計劃達156萬人，比1998年增長44.4%，由此，我國高等教育改變了適度發展的態勢，轉入大發展的軌道。十多年的大眾化歷程，充分顯示了研究者和決策者既積極推進，又穩妥謹慎的治國方略。與此相反，20世紀50年代，韓國在“教育強國”的理念主導下，超越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大躍進式發展高等教育，造成大學生結構性失業嚴重，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應引以為戒。可見，在制定重大的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規劃時，高等教育研究要在準確研判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礎上，牢牢根植於本國高等教育的深厚土壤，在紛繁複雜的現象中把握規律，探明適宜本國本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路徑，制定既高瞻遠矚，又切實可行的戰略規劃，這是高等教育研究責無旁貸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