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文化建設的兩個基本問題

同志在關於黨的建設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黨是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所以全黨同志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努力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文化傳統，努力學習和吸收一切外國的優秀文化成果，從而不斷地創造和推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使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使社會全面進步。”同樣，中國企業文化建設作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部分，也面臨著如何繼承發展優秀文化傳統、學習吸收外國先進的企業文化成果這兩個基本問題。

一、繼承和發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

企業文化是亞文化，必然根植於傳統文化的土壤中。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根系深厚，博大精深。文化，正如黑格爾所說，“不是一尊不動的石頭，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離開它的源頭愈遠，它就膨脹得愈大。”中華文化幾千年的發展，在不斷的嬗變中日益壯大，它是中華民族的“民族靈魂”，是東方文化的傑出代表之一。在面向２１世紀培育中國企業文化時，要注意繼承和發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從中吸取有效的營養成分。應該認識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不僅可以與市場經濟相容，而且能夠成為現代企業文化的深厚基礎。世界各地的華人企業家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在世界範圍內已經形成了一個跨國家、跨行業華人經濟圈。應該說，這些華人企業家在世界各地取得的成功與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勤儉、敬業的創業精神以及儒家商業文化傳統、儒家經濟倫理和文化價值觀是密不可分的。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兵家和道家思想在許多方面與現代企業管理理論所倡導的經營理念、戰略思想和管理原則是相符的。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曾將儒家管理思想的精華歸結為“重在治國、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知人善任”，將兵家的管理思想精髓概括為“深謀遠慮、雄才大略、隨機應變、速戰速決”。顯然，儒家的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人本管理理論主張、現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原則要求是十分吻合的；而兵家的管理思想則可以完全對應於現代企業戰略管理所歸納的企業戰略制定的指導原則、程式和戰略措施的擬定、實施。道家對於世界萬物和規律的認識方法非常值得現代企業家借鑑。《孫子兵法》被美國人納入５０種管理學必讀書目，它還被認為是戰略概念的起源。也許因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現代企業管理者無法深刻體會儒家以和為貴思想的作用，但在戰略管理中融入《孫子兵法》中的戰略思想則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就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這無疑是指導企業管理者制定和實施戰略的至理名言。

建設中國企業文化要十分注意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功能。中華文化在社會價值觀方面具有的凝聚力包括崇人精神、尚群精神以及和合精神。崇人精神要求把人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認為“人，天地之性最高者也”?《說文解字》　，“夫民，神之主好”?《左傳》　，提倡“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與現代企業人本管理理論要求尊重人、理解人是一致的。尚群精神、和合精神則直接體現了中華文化強調集體主義、追求人的和諧的價值觀。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下為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敬業樂群”、“仁義誠信”是中華民族所崇尚的道德準則。市場經濟是信譽經濟，西方近些年所提倡的尊重、協調、公平、守信、合作等企業價值觀念，同樣是中華傳統文化所推崇的。

應說明的是，對於中華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揚一定要融入現代意識，要融入市場經濟意識。例如中國歷史的社會多是重“人治”輕“法治”，這種思想至今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市場。但市場經濟、企業管理現代化要求“以法治企”，不斷完善各項管理制度，追求科學管理，這必然要求企業從習慣的“人治”向現代的、科學的“法治”轉變。管理是科學，也是藝術，強調“法治”，並不是否認企業家和管理人員個人素質、管理能力和知識經驗對企業管理的重要性，關鍵是處理好“人治”和“法治”、科學和藝術之間的關係，把二者有效結合起來。

二、學習與吸收國外先進的企業文化

隨著我國企業改革的深化、國內經濟市場化程序加快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推進，不同文化的交流滲透成為普遍現象，中國企業學習市場經濟國家先進的企業文化成為培育中國企業文化的重要途徑。如何正確看待和科學移植國外的企業文化，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成為中國企業文化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我國文化的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交流，博採各國文化之長，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成就。堅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這不僅為我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交融中指明瞭發展方向，而且也為我國企業在企業文化建設中如何學習和吸收國外的先進企業文化提供了指導原則。具體而言，中國企業在學習吸收國外先進企業文化成果時尤其要注意以下幾點。

一是要認真研究雙方文化差異及其對管理的影響，對國外企業文化的先進性、適用性和可移植性進行科學分析。企業文化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源於對日美企業管理比較。通過跨文化的比較研究，可以描述雙方文化差異以及這種差異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美國學者吉特·霍夫斯泰特在１９８０年曾給出了著名的描述民族文化的四個維度：權力距離?指社會承認的權力在組織機構中不平等分配的範圍，可以理解為職工和管理者的社會距離　；不確定性避免?用於描述一個社會感受到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情景的威脅，並試圖通過提供較大的職業安全，建立更正式的規則，避免偏激觀點和行為）；個人和群體的關係?主要體現為是個人主義傾向還是集體主義傾向　；男性化傾向?用於描述男性價值觀，如自信、獲得物質和金錢、不關心他人、強調生活質量等，在社會中佔優勢的程度　。它為跨文化管理分析提供了理論分析框架，進一步也為企業文化的移植奠定了分析基礎。世界範圍內跨國公司的跨文化管理實踐以及對於我國“三資企業”的管理實踐本身也是檢驗企業文化先進性、實用性和可移植性的“試驗”。合資企業的文化能夠為我國一般企業學習和吸收國外企業先進企業文化提供實際經驗和教訓。

二是在學習借鑑國外的先進企業文化過程中，要注意進行管理創新，構建適合中國企業發展需要的企業文化新模式。對於企業而言，學習和移植國外先進的企業文化成果是十分必要的，但一定要結合我國社會經濟環境及企業的具體情況，有選擇性地學習和借鑑，絕不能盲目照搬，要在消化吸收基礎上進行創新。日本企業在學習借鑑美國企業的ＣＩＳ方法時就強調要與其“大和民族”文化理念結合；韓國企業匯入ＣＩＳ則是與當時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政策相適應，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援下推進的。對於發展中國家的企業而言，學習——消化——吸收——創新是各類企業追求管理現代化的有效途徑，我國企業學習國外先進的企業文化、提高管理現代化水平自然也是如此。

三是處理好學習引進國外企業先進文化、進行企業文化管理創新與國有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關係。企業管理創新與企業改革是互相依賴的，必須協調推進。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改造只能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提供前提條件。是否能建立起規範化的現代企業制度，形成健全的企業經營機制，還必須依靠企業自身加強管理，進行包括文化管理創新在內的各類管理創新，形成一套科學的管理制度，提高企業的管理現代化水平。因此，在進行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還必須進行管理創新，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文化、管理制度和管理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