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與供給側

　　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空間。報告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在適當兼顧總需求條件下應將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關於的相關資料，希望對你有幫助!!!

　　

　　報告顯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效果。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空間。報告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在適當兼顧總需求條件下應將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釋出關於地方財政經濟執行情況的調研成果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各地經濟發展促進效果顯著，同時應重視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雙重疊加的問題。

　　權衡考慮兩種風險

　　中國財科院日前開展的“地方財政經濟執行”調研，分別針對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並面向全國開展“地方財政經濟執行”線上問卷調查。

　　調研報告顯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經濟發展發揮了積極效果。比如，東部地區經濟執行穩中向好、領先發展，呈現諸多積極變化，工業執行平穩，進出口降幅明顯收窄或轉正，經濟執行質量提升，結構優化升級態勢明顯。

　　報告表示，前3季度，東北地區經濟執行情況有所回暖，大部分調研地區的經濟執行先行指標，如工業用電量、貨運量、金融機構貸款餘額呈增長態勢。

　　報告在肯定經濟發展諸多亮點的同時，也著重關注了風險問題。“我國當前正處於轉型升級、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在這個關鍵時期整體風險在加大。”中國財科院院長劉尚希表示，調研顯示，當前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都有所上升。

　　報告所述的公共風險，包括經濟風險、社會風險、結構性風險等，具體表現為經濟下行的壓力依然較大，城鎮化、老齡化、人口流動對公共服務提出挑戰，地區之間的分化明顯，傳統行業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等。

　　財政風險則是指財政收支面臨的壓力，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市縣財政收入負增長或零增長，收支缺口越來越大，債務增長的壓力大。這其中既有“擠水分”的因素，也有經濟下行在財源上的反應，應警惕財政執行風險。

　　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萬東華也認為，要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就要更多地發揮財政的作用;另外，經濟下行對財政的壓力也很大，因此在政策空間方面也提出一些挑戰。

　　“這顯然是一個兩難問題，財政風險和公共風險的權衡組合是當前制定巨集觀政策的一個基本依據。實際上這意味著必須進一步拓展財政改革的空間，從根本上防範化解當前的公共風險和財政風險。”劉尚希強調。

　　地方債應透明規範

　　調研顯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管理近年來取得了較大進步，尤其是置換債券對於優化債務結構、降低負債成本、明確政府權利義務、降低地方政府債務的不確定性風險意義重大。

　　報告指出，無論是東北、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擔保債務和救助債務的規模不斷下降，政府債務的償還責任更加明確，政府債務的整體風險水平也相應降低。

　　與此同時，報告也揭示了一些地方政府債務面臨的問題，包括經濟下行和減稅等政策性因素影響財政收入增長、區域性地區債務率偏高、地方融資平臺轉型難度大、不規範的融資行為等。

　　比如，對東北地區調研顯示，有的地方債務率超過了100%的警戒線。與此同時，支出剛性難以改變，收支矛盾較大。中部地區調研則顯示，不少地方“發展依賴於專案”的現象較普遍，融資平臺的政府投融資職能很難簡單免除，一些地方存在不規範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這些都可能為未來政府債務的增加帶來隱患。

　　報告建議，要控制和化解地方債務風險，防止財政風險蔓延，具體措施包括實行債務規模限額控制，嚴格控制違規舉債行為，確保債務規模增長與地方經濟發展速度相匹配，杜絕盲目舉債;規範發展PPP模式，避免保底承諾、回購安排、明股實債等“偽PPP”“假PPP”。

　　“當前，加強地方債務管理，透明度提高，規範性增強，債務的增長明顯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地方的支出壓力和債務增長壓力並沒有減弱。”劉尚希指出了地方政府面臨的收支矛盾。

　　對於我國政府債務問題，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孫學工表示，我國政府槓桿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當中是最小的，風險總體可控。“以前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主要不在規模，而在於不規範、不透明。現在建立了規範透明的融資方式和防控風險的一整套制度，可以通過加強政府和市場的約束，更好地發揮專項債券的作用，支援地方政府基礎設施建設。”他認為。

　　用好積極財政政策

　　劉尚希認為，明年積極的財政政策還將延續。以前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更多著眼需求方面，現在積極財政政策主要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角度考慮，在適當兼顧總需求的條件下重點放在促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報告認為，進一步減稅降費在未來巨集觀政策中具有重要性和導向性，並提出以下建議：針對關鍵環節完善稅收制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加大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力度，增強企業競爭力和市場活力、落實降低社保費率政策，在現行已適度降低失業、工傷、生育保險費率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適度降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費率。

　　“政府要為市場創造條件，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避免過多地採取各種手段直接或間接地介入市場活動領域。”報告建議，在當前化解過剩產能工作中，應更好發揮市場調控作用，減少直接行政性干預;政府投資基金的政策性或引導性應通過投資領域來體現，採取清單管理模式，將具體專案選擇權和投後管理等委託專業投資管理公司負責。

　　報告還對進一步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建立法治化的財政體制提出建議，認為要加快推進事權與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積極推動《國務院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在實踐層面的落地;完善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間的稅收分享機制;探索各級財政支出責任法治化。

　　完善財政支農政策體系和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強調，“新形勢下農業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重要講話精神，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堅持問題導向和底線思維，強化責任意識和擔當精神,緊緊圍繞改革目標推動財政支農政策創新，積極主動調整完善財政支農政策，更好地適應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改革精準對接發展所需、基層所盼、民心所向。

　　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從供給側發力，通過重大改革的推進來解決重大的結構性問題，是黨中央、國務院著眼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立足經濟社會發展全域性作出的一項事關長遠的戰略性舉措。農業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中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保障其他領域結構性改革順利推進的基礎支撐，不僅事關農業現代化目標，而且影響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局。

　　***一***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符合農業發展客觀規律，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階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將過去經濟增長主要通過強調擴大由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淨出口增長“三駕馬車”構成的總需求拉動，調整為更加註重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以此推動經濟結構性改革，轉換和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確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基礎，也是短板和關鍵領域。當前，我國農業經過連續多年的穩定發展，糧食實現“十二連增”，主要農產品供給充足，一方面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贏得了很好的“時間視窗”，另一方面生產與消費、生產與資源環境、增產與增收、國內生產與國際進口等之間的矛盾凸顯，迫切需要推動農業產業轉型升級，加快“轉方式、調結構”，助推農業現代化。

　　***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遵循問題導向，是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現代農業的總抓手。經過多年的持續穩定發展，我國農業已經到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跨越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各方面矛盾的凸顯期。一是產品的結構性矛盾凸顯。以糧食為例，2015年我國糧食產量達到12429億斤，總量基本平衡。但是去年我國進口了3270萬噸穀物、8169萬噸大豆、447萬噸油菜籽、485萬噸食糖、176萬噸棉花、676萬噸食用植物油，與此同時我國玉米庫存量超過2億噸，幾乎相當於一年的總產量，出現了產量增、進口增、庫存增“三量齊增”的尷尬局面。二是國內農產品生產成本攀升，國際競爭力下降。受勞動力、土地租金等費用成本快速上漲影響，近年來我國國內農產品生產成本持續增加，一方面擠壓了農民的種植收益，影響農民積極性，另一方面導致國際競爭力低，嚴重影響產業安全。我國國內農產品價格不僅普遍高於國際市場價格，部分農產品甚至還遠高於配額內的進口到岸價格。今年5月份，進口配額內1%關稅的國外玉米運抵我國南方港口的到岸稅後價每斤0.80元，比國內玉米到港價低0.15元;山東地區進口大豆到岸稅後價每斤1.60元，比當地國產大豆價格每斤低0.52元。三是農民持續增收壓力巨大。2015年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了1萬元大關，達到了11422元，但城鄉居民收入比仍高達2.73:1，從收入構成看，家庭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接近90%。在國內農產品價格“天花板”的壓力、經濟下行、農民務工收入增長乏力等因素影響下，農民收入增長形勢不容樂觀，而依賴產業實現部分貧困人口脫貧的任務也會更加艱鉅。四是農業資源環境“緊箍咒”越繃越緊。這些年農業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但耕地、水等資源的過度開發利用，東北黑土地流失、華北地下水超採、農業面源汙染等問題不但影響到供給數量，也成為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的隱患。解決上述問題，必須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創新農業經營制度，推動農業提質增效，必須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路子。

　　***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契合財稅體制改革方向，對完善財政支農政策體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稅體制在治國安邦中始終發揮著基礎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過去一段時期，各級財政堅持把農業作為支出的重中之重，堅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方針，不斷加大農業的投入力度，“十二五”時期，全國一般公共預算農林水事務支出累計達到6.67萬億元，年均增長達14.8%,圍繞促進農民增加收入、增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等中心任務，支援實施了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對於形成我國“三農”發展的又一黃金期、保持農業農村持續向好態勢、鞏固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這就要求必須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等方面的基本關係，重新審視和完善現有財政支援政策體系。推進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要求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既要保證重點支出,又要優化支出結構，進一步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更好地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和激勵作用。這一政策取向，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對構建更加高效有力的財政支農政策體系既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提供了良好的改革契機。

　　財政支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提高農產品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使農產品供給數量充足、品種和質量契合消費者需要，真正形成結構合理、保障有力的農產品有效供給。根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統一部署，針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出現的一些趨勢性、苗頭性問題，近年來中央財政在推動農業結構調整、促進農業發展轉變等方面開展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農業補貼、價格支援、資源保護等財政支農政策改革領域取得了積極進展。

　　***一***農業補貼改革取得新突破。一是全面實行農業“三項補貼”改革。將2002年以來陸續出臺的農作物良種補貼、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整合為農業支援保護補貼，將補貼從單純的激勵糧食生產調整為耕地地力保護和鼓勵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特別是集中部分資金支援建立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解決新型經營主體發展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目前各省級農業信貸擔保機構基本建立，國家農業信貸擔保聯盟已經組建完畢。二是實施漁業成品油價格補貼改革。將補貼與柴油價格變動、漁船動力脫鉤，降低漁業近海捕撈強度，調整資金支援漁民減船轉產、漁船更新改造等，鼓勵漁業資源養護。三是探索農業結構調整。支援在北方高寒高緯地區、西北乾旱半乾旱地區和農牧交錯區開展糧改飼試點，鼓勵將籽粒玉米調整為種植青貯玉米、燕麥、甜高粱和豆類等飼料作物;在東北地區啟動米改豆試點，以玉米改種大豆為主，兼顧改種馬鈴薯、飼草、雜糧雜豆、油料、小麥等作物，多措並舉調減“鐮刀彎”地區玉米種植面積，今年預計面積減少約3000萬畝。四是探索農業產業融合。以農業和糧食適度規模經營為切入點，以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和生產經營合作為主要方式，以新型經營主體為支撐，啟動了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試點，推動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生產、儲存、加工、銷售一體發展、融合發展，延伸農業產業鏈，建立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培育農村新業態，探索建立農民與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中的利益共享機制和實現機制，讓農民從二三產業發展的增值收益中分享利潤。

　　***二***價格支援改革掀開新篇章。一是開展目標價格補貼試點。在新疆啟動了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改革試點，在東北和內蒙古啟動了大豆目標價格補貼改革。取消過去的臨時收儲政策，農產品價格由市場決定，政府對農民給予直接的差價補貼。棉花和大豆價格合理迴歸市場，市場供銷活動趨於活躍，特別是增強了棉紡企業競爭力，棉花庫存銷售明顯加快。二是實行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原則，中央財政在東北和內蒙古地區取消玉米臨時收儲政策，玉米價格由市場形成的基礎上，國家對玉米種植給予定額直接補貼，充分發揮價格對生產的調節引導作用，推動農業種植結構調整。

　　***三***生態保護開闢新途徑。在堅持做好退耕還林還草補貼、草原生態保護補獎等重大生態保護政策的基礎上，探索資源的保護利用機制。一是推動耕地保護利用。持續支援測土配方施肥，對農民種植綠肥、施用有機肥開展補貼試點，鼓勵種養結合，實現畜禽糞汙資源化利用;啟動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試點，以秸稈還田利用為主渠道將秸稈“變廢為寶”;在東北地區積極開展黑土地保護利用試點，努力緩解黑土層嚴重流失的趨勢。二是開展耕地輪作休耕試點。特別是在重金屬汙染區、地下水超採區和生態脆弱區，探索通過財政補貼引導農民休耕耕地，讓土地得以休養生息。

　　儘管目前的財政支農政策改革對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各項改革剛剛起步，各方面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還不盡一致，相關政策銜接還需要一個過程。突出表現為：一是缺乏系統性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財政引導政策。目前的試點絕大部分尚處於探索階段，呈散點、碎片化分佈，目標也往往單一化、片面化，部分政策的效果還需要時間的檢驗。同時，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時間表和路線圖，相應的財政支援政策有待進一步系統梳理和重構。二是對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部分薄弱環節支援不夠。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的措施往往是長期形成的政策難點，也是政策空白點，行之有效的辦法還不多。特別是在提高農產品質量方面，方向是推動標準化生產，建立農產品品牌，實現優質優價，但激勵政策如何切入尚待探索;在促進農民增收方面，推動農民分享二三產業利益，但機制如何落地有待觀察;在培育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和培育新型經營主體方面，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但政府的調控引導也不可缺失。諸如此類，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把準政策調控引導的力度、節奏、時機。

　　著力構建符合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的財政支農政策體系

　　在總結以往成功經驗的基礎上，要緊緊圍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按照“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的要求，統籌好增加優質農產品和調減過剩農產品、政府和市場、當前和長遠、力度和節奏的關係，以優化產業佈局、延長產業鏈條、推進節本增效、促進可持續發展為重點，建立健全以需求為導向，以科技為支撐，以提高農產品有效供給為目標的財政支農政策體系，

　　構建符合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的財政支農政策體系，一要統一思路、上下聯動、協調推進，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加強與農業部、國家發改委等相關部門的溝通協作，形成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強大合力，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著力突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薄弱環節;二要存量和增量兩手抓，把支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擺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財政支農的重要位置，存量做文章，增量挖潛力，加強頂層設計和試點探索，形成一整套科學有效的支援政策體系;三要積極推動實踐創新，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引，大膽開拓創新，鼓勵基層探索，特別是注重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促進財政政策與金融政策的有機融合，更好地發揮好財政資金“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一***穩定支援糧食尤其是口糧生產。落實好中央提出的“糧食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戰略目標，實現提出的“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的要求，堅持穩定支援糧食生產尤其是口糧生產的政策力度。一是繼續實施財政直接補貼和水稻、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確保種糧農民收益穩定。二是支援實施“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建設旱澇保收高標準糧田，實施耕地質量與保護提升行動，確保耕地質量不下降，積極推進科技創新，加快發展現代種業，推進農業資訊化和機械化，讓農業插上科技的翅膀。三是建立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機制，實施產糧大縣獎勵政策，穩步提升產糧大縣人均財力水平，調動地方政府重農抓糧積極性。

　　***二***加快推進重點品種結構調整。堅持政府引導、農民自願的原則，逐步建立支援休耕輪作的財政政策，有計劃、按步驟地探索推動農業“休養生息”,積極支援調整玉米、生豬和牛奶的生產結構。一是實施好米改豆、糧改飼補貼政策，到2020年完成調減“鐮刀彎”地區5000萬畝玉米種植面積任務，通過種養結合，將糧倉變為“糧倉+肉庫+奶罐”。二是支援優化生豬生產區域佈局，推進規模化、標準化養殖，有效解決生豬糞汙資源化利用問題，探索規模場生豬目標價格保險制度，穩定生豬養殖市場。三是支援加強奶源基地建設，選育優良品種，種好草、養好牛、產好奶，提質量、保安全、打品牌，恢復國人對國產乳的信心。

　　***三***支援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和發展壯大新型經營主體。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為抓手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一是支援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發展壯大。引導大學畢業生、新型職業農民、務工經商返鄉人員興辦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加大扶持力度，建設全國示範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加大對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帶頭人的培訓力度，提升經營管理水平。二是支援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壯大。積極優化龍頭企業生產環境，完善財政稅收政策，引導其重點發展農產品加工流通、電子商務和農業社會化服務，在增強供給效率的同時，帶動農民增收致富。三是大力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加大力度支援代耕代種代收、大田託管、統防統治和統運統銷等市場化和專業化服務，轉變傳統農業小而散的生產方式，推動現代農業發展。

　　***四***建立完善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補貼制度。資源生態保護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新時期財政支農工作要貫徹落實綠色發展理念，不斷完善有利於綠色發展的政策和制度體系，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把支援農業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建設擺在重要位置，著力構建財政支援農業可持續發展政策體系,加強資源保護和生態修復，積極推動農業綠色發展。要全面落實農業“三項補貼”改革，穩步推進國內漁業價格補貼改革。強化耕地、草原、林業、溼地等主要生態系統農業補貼補償政策，實現農業“休養生息”，生態資源可持續利用。探索農業突出環境問題治理和農業廢棄物綜合利用的有效扶持政策，重點解決耕地重金屬汙染、地膜汙染，推進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和畜禽糞汙資源化利用，支援化肥、農藥減量增效和綠色防控。

　　***五***推動農業產業融合發展。推動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種養加一體，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延長農業產業鏈，延伸價值鏈，培育農業產業新業態，實現農業生產者與市場無縫對接，提高農產品有效供給。同時，充分利用好國際資源和市場，合理調劑國內餘缺，彌補我國耕地和水資源不足的制約,實現補充國內市場需求、促進結構調整、保護國內產業和農民利益的有機統一。

　　***六***建立健全高效的市場調控機制。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健全市場機制為目標改革完善農業支援保護政策。一是繼續深化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在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和保護農民利益並重的基礎上，鞏固完善最低收購價政策，完善大豆目標價格，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和棉花補貼政策轉型調整，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二是發揮金融保險政策的槓桿作用。當前重點是加快構建全國農業信貸擔保體系，並儘快實現實質性運營，為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主體提供信貸擔保服務,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建立完善農業保險政策，重點發展符合適度規模經營需求的多層次、高保障農業保險產品與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