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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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財政政策的有效性:
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總需求,從而增加國民收入,反之則壓抑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
2.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抑制通脹、實現完全就業或經濟增長等。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一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1、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專案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
2、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後,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徵,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度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3、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範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範圍完全重合。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專案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專案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範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4、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於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巨集觀層面和中觀層面。巨集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巨集觀經濟變數,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於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巨集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巨集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巨集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係。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5***
第二種觀點認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差異表明,只有將兩者有效地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發揮其對巨集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雙“緊”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此種結合方式的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貨膨脹;其消極效應是容易造成經濟萎縮。
2.雙“鬆”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其積極效應是可以強烈地刺激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消極效應是往往產生財政赤字、信用膨脹並誘發通貨膨脹。
3.“鬆”“緊”搭配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鬆”“緊”搭配的財政貨幣政策是在經濟調控中最常用的調節方式。如何搭配二者的“鬆”“緊”則取決於客觀經濟狀況。例如,當經濟中出現貨幣發行過多但還未演變為通貨膨脹時,為了經濟的穩定發展,不應急於收緊銀根,回籠貨幣,而應採取增加財政收入、緊縮財政支出的對策,即選擇“鬆”貨幣政策與“緊”財政政策的搭配;而當通貨膨脹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時,就應採取緊縮銀根、回籠貨幣的“緊”貨幣政策與擴大支出、減少收入的“鬆”財政政策,,以壓縮需求,增加供給,使經濟增長能保持一定的穩定性。又如,當經濟發展中出現財政赤字但經濟增長速度尚可觀時,不應急於緊縮財政,而應減少貨幣供應、控制貸款,選擇“鬆”財政與“緊”貨幣的搭配;而當經濟發展中主要矛盾為財政赤字並伴隨經濟增長停滯時,財政應努力增加收入壓縮支出,而銀行則應放鬆銀根、發行貨幣,即選擇“緊”財政與“鬆”貨幣的搭配,藉以啟動經濟、促進經濟增長,同時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6***
第三種觀點認為,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採取了不同的配合方式,大體為三個階段:
1.1979-1988年,總體上實行的是“雙鬆”配合,期間表現為多次模式轉換和由“雙鬆”到“雙緊”,又由“雙緊”到“雙鬆”的螺旋式迴圈。1979年、1980年為“雙鬆”配合,財政政策上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這兩年財政支出連續大幅度增長,造成了高額財政赤字;貨幣政策上則是大幅度增加現金和貸款投放,使全國零售物價總指數大幅上漲。1981年為緊財政鬆貨幣的配合,財政方面,壓縮了當年財政基建投資,財政赤字有所降低;銀行方面,實行緊中有鬆的政策。1982年至1984年實行“雙鬆”的配合,財政方面實行一系列的財稅改革,使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下降。銀行方面實行了“撥改貸”和企業流動資金由銀行信貸供應的體制,增發貨幣增發貸款。1985年又實行了“撥改貸”和企業流動資金由銀行信貸供應的體制,增發貨幣增發貸款。1985年又實行“雙緊”配合,財政方面採取措施增加收入控制支出,當年實現盈餘;銀行方面“緊縮銀根”,嚴格控制貸款規模和貨幣投放。1986年至1988年又實行“雙鬆”配合,財政方面擴大國債發行規模,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再次下降;銀行方面提出“穩中求鬆”、“緊中有活”,銀行信貸和貨幣投放再度失控,到1988年通貨膨脹率已達18.5%.
2.1989-1997年,總體上是“雙緊”的配合,期間同樣表現為“雙緊”與“雙鬆”的螺旋式迴圈。***實行的是“雙緊”配合,針對1988年出現的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頓”的方針,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和現金投放。1990年至1993年實行的是“雙緊”基調下的“雙鬆”配合,增加了貨幣供給,並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財政方面通過增加基礎設施和支農支出,調整經濟結構,但由於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超過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致使財政赤字大幅度增加,通貨膨脹率達21.7%.1994-1997年,實行的是“雙緊”配合,財政方面結合分稅制改革,強化了增值稅、消費稅的調控作用,並通過發行國債,引導社會資金流向。貨幣政策方面,嚴格控制信貸規模,大幅提高存貸款利率,要求銀行定期收回亂拆借的資金,使巨集觀經濟在快車道上穩剎車,並最終順利實現了軟著陸。
3.1998-1999年實行的是“雙鬆”的配合。針對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等問題,政府實施了以擴大內需確保經濟增長目標實現為目的的“雙鬆”政策。在貨幣政策方面採取了取消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法定存款準備率,連續五次下調存貸款利率,擴大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財政政策方面,加快“費改稅”進度,對某些產品提高出口退稅率並加快出口退稅進度,加大政府投資力度。1998年向國有商業銀行發行長期國債,增加配套貸款,定向用於公共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1999年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調控力度,大幅度提高職工的工資,開徵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
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種觀點認為,近年來,我國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上存在以下問題:
1、財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的進度不夠協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體制和財政制度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而金融改革相對滯後,在國家巨集觀調控中出現了一些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不協調的現象。如銀行商業性質的確定,意味著銀行經營要以盈利為目的,但由於國有企業效益長期下滑,虧損不斷加重,不少企業長期無力歸還貸款,形成了壞賬、呆賬,更使銀行對企業放貸越來越持嚴格謹慎的態度,自90年代就逐漸開始不再向經營不善、效益不好、無力還貸的企業貸款。
2、財政部門和金融部門配合的步調不夠一致。1996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連續8次降低存、貸款利率。而在這期間,國家財政部發行國債與銀行下調利率的步調不一致。1998年2月財政部發行國債,當這筆國債還沒有認購完畢時,中國人民銀行於3月25日宣佈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銀行存貸款利率明顯低於國債發行利率,給財政部造成很大壓力。財政部不得不作出臨時決定,暫停這次國債的發行工作,把國債的利率降低到與銀行存款利率大致相同的程度繼續發行。財政與金融配合的步調不一致,使國家財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國債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國債變成了代價高昂的收入。如1997年國債發行規模為2500億元,發債成本就在450億元左右。
3、在促進經濟持續發展中的政策不配合。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嚴重的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經濟增長乏力的現象。為了刺激國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黨中央和國務院審時度勢,決定實行擴大內需的政策,實施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如向國有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向國有獨資銀行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等政策,但金融部門卻很少有重大的政策出臺,基本上實行的是通貨緊縮政策,造成了國家財政的壓力不斷加重,不僅影響了擴大內需的效果和潛力,更重要的是加重了國家財政的風險。***8***
第二種觀點認為,財政與貨幣政策的配合在抑制通貨膨脹和反經濟週期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二者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層次上的配合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財政與貨幣政策的調控分工不明,責任不清。通常情況,貨幣政策更適合於總量調節,財政政策更適合於結構調節,但在兩種政策的實際配合中,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沒有發揮調節結構的作用,正是由於財政貨幣政策的這一“空檔”,導致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至今仍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二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制定缺乏充分協調。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財政、銀行之間缺乏充分的協商研究和緊密聯絡,使得兩大政策在巨集觀調控中難以形成合力。三是在經濟執行和體制改革的某些重大問題上,兩大政策配合不夠。如在公債發行、利率調整、國企改革、住房商品化等方面,均存在配合不當的問題。***9***
第三種觀點認為,我國的兩大政策存在著不協調,最直接、最關鍵的是兩大政策錯位:1、兩大政策的功能定位不準。過去我國對兩大政策的功能並未嚴格區分和界定,致使不明確各自功能,調控的物件、重點與方式,調控中應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和怎樣發揮作用,導致了巨集觀經濟執行秩序紊亂,巨集觀調控失效。2、兩大政策相互“越位”。主要表現是:一是銀行貸款充任財政撥款和財政補貼;二用銀行貸款維繫虧損與日俱增的國有企業;三用銀行貸款支撐著鉅額“自籌投資”;四用銀行貸款支付改革成本和繳納稅收;五是財政信貸嚴重扭曲。3、兩大政策的調控功能“不到位”。近年來社會資金總量、結構與大量扭曲和畸形發展嚴重,其主要表現是資金總量持續快速增長;資金規模急劇擴大與資金結構嚴重失調、資金供需失調與資金“盲流”嚴重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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