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政治論文
二戰前後世界經濟的波動情況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明顯表現為：二戰前世界經濟的波動較大,而二戰後世界經濟波動平緩。下面是由小編整理的，謝謝你的閱讀。
篇一
2017:世界經濟的懸念與風險
[摘要]2016年世界經濟經歷大半年跌宕起伏後，臨近年底仍籠罩在濃濃的陰霾中，世界經濟復甦與停滯形成膠著態勢。留給2017年世界經濟的懸念是什麼?各種風險的變化則是決定2017年世界經濟走向的關鍵性因素。
[關鍵詞]復甦懸念 風險因素 “二次探底”
[中圖分類號]F1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6623***2017***01-0106-04
[作者簡介]王東***1955―***，北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金融。
一、留給2017年世界經濟的懸念
2016年世界經濟的總體形勢，用“風雨飄搖”來形容並不為過，下半年出現的一些意料之外和意料之中的變化，對正在復甦中的世界經濟帶來了嚴重的影響，導致世界經濟始終處在有“驚”有“險”的氛圍中。雖然，最終2016年依然延續著金融危機後的復甦性增長，但在多種風險因素的打壓下增速減緩顯現端倪，不僅增長資料與早期的預測相差甚遠，而且增添了更多的風險，並加大了不確定性，將世界經濟能否保持金融危機後持續復甦的懸念留給了2017年。
2016年12月1日聯合國釋出的《2017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顯示，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世界經濟增速出現了下滑跡象，2016年這一跡象更加明顯，增長率由2010年的3.6%下滑至3.1%，增速減緩趨勢已沒有什麼懸念了，2017年世界經濟復甦能否延續，哪怕是緩慢復甦，國際機構的預測普遍悲觀。根據聯合國釋出的《2017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預測，2017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將低於2016年，僅為2.8%，其中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風險因素主要來自發達經濟體。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預測與聯合國的預測基本一致，對2017年世界經濟前景也給出了悲觀預測。因此，受發達經濟體經濟疲弱、歐債危機深度惡化、有關國家財政緊縮措施、各國應對危機政策缺乏協調以及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由強轉弱等因素影響，未來幾年世界經濟將繼續在“二次探底”的邊緣徘徊，從而加大了能否延續金融危機後復甦的懸念。當然，近期許多國際機構的預測還不能說是最終判斷，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測和最終的增長資料有可能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而修正，但無論預測是上調還是下調，不可否認的是，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領域的風險在短期內難以消除，因此僅從國際機構的預測數字來判斷世界經濟的前景顯然不夠充分，需要從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基本面進行全面分析和理性看待，警惕復甦出現反覆。
從總體形勢看，雖然世界經濟已步入了一個復甦型增長階段，但由於復甦態勢的不穩定和風險因素的增多，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僅存在，而且進一步顯現。
首先，美國經濟雖然有望進入危機後新的增長週期，但增長受到內需疲軟和高失業率以及債務風險上升等因素的影響，將會有所減慢，消費低迷仍將是困局，失業狀況要想從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還十分困難，債務風險上升增添了新的隱患，為此美國需要繼續維持較長一段時期刺激經濟的極度寬鬆貨幣政策，甚至不能排除推出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來刺激經濟的可能。因此，即便美國經濟二次衰弱可能性或許因寬鬆貨幣政策所排除，但不等於能夠恢復到正常的發展軌道。一旦極度寬鬆貨幣政策也失去作用，美國經濟將難免再度陷入衰退，世界經濟也將會受到嚴重衝擊。
其次，在債務危機仍得不到有效緩解和救助機制不能確切落實的情況下，歐盟的經濟復甦最有可能出現反覆或劇烈波動，財政和債務狀況的惡化將在較長時期干擾著歐洲各國經濟的恢復，甚至不能排除債務危機繼續惡化的可能。由此可見，債務危機仍將是歐元區切膚之痛，受其影響歐洲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最為突出，甚至有可能將整個發達經濟體拖下水。
其三，日本經濟雖然在前一段時期逐漸擺脫了長達近20年之久的衰退困境，但2016年發生的嚴重地震和海嘯及其後的核洩漏危機，又將其帶入了一個既要恢復經濟又要進行災後重建的艱難時期。再加上受日元不斷升值和其經濟結構性問題以及政府頻繁更迭等負面因素影響，日本經濟增速自然會受到一定製約。因而，日本經濟要徹底從近20年的停滯和地震的陰霾中擺脫出來絕非易事，未來日本經濟出現反覆可能性也存在，其中也不排除出現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
其四，儘管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形勢大大好於發達經濟體，仍將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速，依然是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世界經濟的重心已逐漸向新興經濟體轉移。但是，2016年以來全球範圍不斷升溫的貿易保護主義正嚴重阻礙著新興經濟體的進一步復甦，此外如果發達經濟體陷入經濟衰退必然也會殃及新興經濟體。因此，2017年新興經濟體能否排除各種不利因素的干擾，繼續保持經濟的強勢也存在著不確定性，顯然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態勢的強或弱，在很大程度上為2017年世界經濟的復甦增加了又一層面的懸念。
其五，隨著發達經濟體刺激經濟措施力度的增強，以及西方貨幣新一輪的輪番貶值，發達經濟體將其風險向全球轉嫁使新興經濟體承受的壓力必將增大，同時全球性通脹壓力有可能升溫，導致世界經濟增速減緩。2016年以來國際市場上各種大宗商品價格輪番上漲的“綜合症”，雖然有受到全球極端天氣和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但也進一步表明市場上流動性氾濫和投機炒作推高了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從而在全球範圍形成了事實上的通脹，成為世界經濟形勢基本面中潛在的重要風險因素。儘管受歐美債務危機深化和發達經濟體經濟前景堪憂影響，國際市場上各種大宗商品價格在前期的高點上一度大幅下行，但各種大宗國際商品價格劇烈波動和跳水並未減緩全球通脹預期壓力，市場上流動性充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全球性通脹形勢也沒有改觀。全球性通脹壓力的有增無減，一方面反映了發達經濟體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市場流動性氾濫;另一方面，在世界經濟脆弱復甦的環境下，通脹預期風險使許多國家經濟政策轉向扼制通脹，導致其經濟增速減慢，受此影響世界經濟復甦程序也隨之放緩。
從上述基本面看，2016年世界經濟籠罩在發達經濟體債務危機和經濟疲弱及失業率上升的陰影下，歐洲能否從債務危機的泥潭中拔出?發達經濟體的經濟頹勢是否能夠扭轉?世界經濟的走勢又將向何處發展?這一切答案仍存懸念，需要時間做出回答。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一段時期，世界經濟復甦的脆弱性和風險依然主要體現在：由於目前世界經濟並未全面走出危機，也沒有恢復到正常的發展軌道，經濟下行的風險始終沒有排除，一有風吹草動便會“風生水起”。特別是歐洲、美國以及日本不僅經濟復甦乏力，而且均處在高額財政赤字和政府債臺高築以及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狀態，這種財政不斷惡化和高負債以及高失業率的復甦，必然導致發達經濟體向外釋放風險，從而使世界經濟風險大增。事實也是如此，近期發達經濟體經濟不僅仍無改善跡象，而且衰退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恐怕只能揹著沉重的債務包袱無奈選擇繼續實行貨幣刺激政策，且不論這對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推動作用是否有效，但無疑會在全球範圍催生新的資產泡沫，帶來新的資產和通脹風險，使世界經濟復甦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引發新一輪的經濟或金融危機。因此，主要發達經濟體再次陷入衰退的風險正在加大，成為影響2017年世界經濟走向和復甦的關鍵因素，如果發達經濟體不能及時有效控制主權債務風險和修復經濟，並有可能拖累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世界經濟陷入新一輪衰退成為現實恐怕也在“情理之中”，這也就是留給2017年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和懸念的主要因素。雖然新興經濟體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需要警惕發達經濟體經濟與金融風險的外溢，同時還需要防範輸入性和內在通脹的上升，避免經濟增長出現大幅度的下滑。由此，2017年世界經濟前景不僅難以樂觀，甚至二次探底之虞則有可能進一步加深，導致全球悲觀情緒瀰漫。與此同時，伴隨著歐債危機有可能進一步擴散和解決的難度越來越大，以及發達經濟體普遍經濟形勢前景的不妙和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的減慢與通脹預期壓力的增大，世界經濟又一次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嚴峻局面。
二、2017年世界經濟的主要風險
2016年在多種風險因素的影響下，世界經濟面臨著二次探底的風險，至今這些風險仍未消除，留給了2017年。
概括當前世界經濟的風險因素，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1. 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和市場信心的缺失，導致國際金融市場“風生水起”。2016年下半年以來，世界經濟二次探底之憂瀰漫全球，在極度恐慌的氛圍下國際金融市場動盪不已，先是全球股市的恐慌性下挫和大宗商品價格不明方向的上竄下跳，爾後全球股市和大宗商品價格雖有技術性修復和企穩，但投資者對經濟二次探底的憂慮並未消除。在經濟二次探底氛圍的烘托下，不能排除國際金融市場仍然醞釀著新一輪的動盪，2017年的國際金融市場不會風平浪靜，稍有風吹草動便有可能再次遭受衝擊，全球股市則首當其衝，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劇烈波動同樣難以避免，國際金融市場的風聲鶴唳也會使世界經濟雪上加霜。此外，雖然世界經濟已步入復甦的軌道，但畢竟增速嚴重下滑趨勢已顯現端倪，2017年世界經濟再度反覆和國際金融市場出現動盪的可能性依然不能排除。
2. 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嚴重下行，導致世界經濟走向不確定性更加突出。從歐盟、美國和日本這三個發達經濟體2017年的經濟走勢看，各界的基本判斷是，當前主要風險和不確定性來自發達經濟體，其增速的下行將是世界經濟復甦程序停滯的主要危險，同時使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變得更加嚴峻和複雜，正常發展受到拖累，使2017年世界經濟的增速減退。
3. 債務危機威脅著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安全，歐債危機遠未結束導致發達經濟體國家人人自危。2016年歐債危機的深度惡化導致歐洲許多債務高危國在經濟、金融、政治和社會各領域危機四伏，甚至涉及到歐元的存續。歐債危機未了，美國主權信用風險又隨後爆出。2017年美債危機是否會如同歐債危機一樣進一步深化，雖然目前還不能下此結論，但可以斷定的是美債危機還會不斷髮酵，只是何時“發作”並不清晰。同樣，面臨債務高風險的英國和日本等國也是岌岌可危，危機隨時以可能相繼爆發，目前只是被歐債和美債危機所掩蓋，遮擋了各界關注的視線。一旦英國或日本的主權債務風險進一步升級，發達經濟體的主權債務危機有可能全面爆發，並有可能導致發達經濟體陷入一場以主權債務問題為形式的金融危機。當前，歐債危機與美國等發達國的主權信用風險交織在一起，不僅嚴重阻礙著發達經濟體的復甦，也干擾著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增長。2017年全球主要經濟體將有超過7.6萬億美元的債務到期，世界各國都將面臨著巨大的還債壓力，其中日本和美國到期的債務最多，分別為3萬億美元和2.8萬億美元，其他發達經濟國家包括歐元區國家到期債務數額也十分驚人，因此發達經濟體面臨的還債壓力也最大。
4. 全球寬鬆貨幣政策集體“亮相”，其影響難於預料。2016年，由於世界經濟復甦勢頭減弱，面對經濟復甦與通脹矛盾，全球各大央行不得已紛紛選擇了寬鬆貨幣政策。意味著世界各國將刺激經濟放在了首要位置，防範通脹似乎並非當務之急，其後續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目前還難於預料。有人擔心，全球範圍新的寬鬆貨幣政策導向，將導致世界經濟復甦與通脹矛盾進一步加劇。如果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進一步走高和通脹壓力增大，必將使已然復甦乏力的世界經濟大傷元氣。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實施的極度寬鬆貨幣政策，也有可能會引發又一輪的貨幣競爭性貶值，從而使各有關國家的貨幣摩擦升溫，逐漸演變成一場新的貨幣戰和匯率戰，演繹出新一輪貿易戰，導致世界貿易發展受阻，嚴重危害世界經濟的復甦。
三、2017年的期待與機遇
儘管發達經濟體增速乏力，世界經濟前景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性，但世界經濟復甦的大方向已然確立，這使得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經濟面臨著較好的國際環境和最佳機遇。一方面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範圍拓展外部發展空間提供了機遇;另一方面，世界經濟體系和治理結構進入調整期，使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可能，並在未來世界經濟格局中將進一步縮小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
在世界經濟艱虞之際，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所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目前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不僅對多邊貿易體系構成了嚴重的威脅，也嚴重危害和影響著全球貿易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將長時間處在一種不均衡發展狀態，使得各國間經濟和貿易關係的爭端將不斷增多。特別是由於美國長期存在著鉅額貿易逆差，在短期內不僅難以改變這一狀況，甚至貿易逆差還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對此美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情緒會進一步上升，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貿易矛盾和摩擦將有可能激化，並有可能導致相互間爆發“貿易戰”。二是發達經濟體寬鬆貨幣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氾濫，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面臨不斷上升的輸入性通脹壓力，不得不適度調整貨幣政策應對通脹的上升，從而也在一定程度制約了經濟的快速增長。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長有序轉變，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結構和效益的關係趨於改善，經濟與社會發展趨於協調，一些突出矛盾正在逐步緩解，繼續朝著巨集觀調控的預期方向發展。2016年中國經濟增速略有放緩，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動調控的結果，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仍然強勁，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突出。顯然，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前景仍將是促進世界經濟復甦的強大力量。
當前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徵，一是各主要經濟體經濟形勢千差萬別和復甦不平衡，其中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依然保持著強勢復甦;美國在失業率居高不下和經濟不振的情況下，經濟前景則更加不確定;而歐洲多國主權債務危機使其陷入了經濟政策的兩難選擇。二是經濟復甦形勢的差別導致各國政策上的不一致，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一段時期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合作與政策協調出現了明顯的分化，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分道揚鑣進一步加劇了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狀態。三是世界經濟復甦的脆弱性難以承受來自各方面的衝擊，因此世界經濟走向處在一個不確定性時期，復甦與風險並存的局面沒有改變。儘管，近一段時期美歐經濟復甦乏力，主要新興經濟體為緩解通脹壓力紛紛收緊巨集觀經濟政策，經濟出現了放緩趨勢，但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沒有改變。
當今世界，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明顯，經濟全球化繼續深入發展，國際環境總體上仍有利於中國和平發展。在全球化發展趨勢沒有改變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變化的今天，一方面為中國在全球範圍提高配置資源能力、拓展外部發展空間提供了機遇;另一方面，全球科技產業變革趨勢，為中國發揮後發優勢、實現技術和產業整體躍升創造了條件;同時，世界經濟體系和治理結構進入調整期，發展理念和模式的多樣性更加受到重視，為構建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使中國在更大程度上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可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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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世界經濟危矣[N].奧地利《新聞報》網，2016年12月27日.
2017: Suspense and Risks of the World Economy
Wangdong
***Inustituti of World Economics &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After in 2016 the world economics have experienced more than half a year unconstrained fluctuation, approaching year's end still covered in the thick haze, the world economics anabiosis and the stagnation formed the rubber situation.What leaves in 2017 the world economics being anxious is? Each kind of risk change is decided in 2017 the world economics move towards crucial factor.
Key word: The anabiosis uncertainty the risk factor “two times to search the bottom”
篇二
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
的人還看本文指出，與世界 經濟中心國資源互補、經濟規模大的國家，經濟增長潛力較大，甚至可能成為新的世界經濟中心國。二次世界大戰前，世界經濟中心國英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美洲則土地資源豐富，兩者資源互補。美洲與英國因而有大量的互補型貿易，經濟得以迅速增長。美洲中，美國經濟規模最大，產品成本更低，國內貿易更發達，得以取代英國，成為新的世界經濟中心國。二戰後，東亞和東南亞勞動力資源豐富，與美國豐富的土地資源互補，對美出口蓬勃 發展，經濟飛躍。亞洲中經濟規模最大並推動出口的日本、中國，先後成為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中國國內潛在市場龐大，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美國***的貿易和自身經濟有持續發展的巨大潛能。與往日美國追超英國的情況相似，中國有可能逐步成為亞洲經濟的發動機，並首先在經濟總量、然後其他方面超過美國，成為下一個世界經濟中心。
不過，中國必須深化政府 管理與企業產權的改革，建立統一市場、企業治理結構、健康的金融體系、政府良治、合理再分配與民主機制以及良性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維持 政治穩定，鼓勵科技開發和創新。只有這樣，中國才能保持競爭優勢和發展趨勢，成為亞洲的“北美”，而不是亞洲的“拉美”。
與貿易有關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是資源稟賦、規模經濟、出口帶動增長這三大理論。瑞典學者赫克歇爾和奧林建立了著名的資源稟賦理論***factor endowment theory******Heckscher and Ohlin,1991***。該理論指出，生產和貿易中，各國用己之富，換己之缺，互通有無。在赫克歇爾和奧林看來，生產要素可分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三種，當然也可以分成更多種。一國會用它最豐富的生產要素製造和出口產品，從它國換取它缺乏的生產要素所製成的產品。如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而土地和資金短缺的國家，會專門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將產品出口他國，換取土地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產品。
迭爾多夫***Deardorff***指出，即便在關稅和運輸成本存在的情況下，資源稟賦理論仍然有很強的說服力。然而，利昂提夫***Leontief***卻對資源稟賦理論提出了疑議。人們本認為美國是個資本資源豐富的國家。他發現，美國進口商品中的資本含量比出口更重。這就是所謂的利昂提夫之謎。但是，利瑪***Leamer***認為，利昂提夫的結論是錯誤的，因為他只是簡單地比較美國進口出口產品中資本與勞動力的比例。利瑪重新分析利昂提夫的資料，發現美國屬於資本密集型國家。利瑪通過對資源稟賦理論所做的最系統和仔細的經濟計量檢驗，證明該理論是正確的***Leamer,1984***。
近年來，西方經濟學家發展出新的貿易理論。他們意識到，規模經濟大，可帶動國內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克魯曼***Krugman,1979***指出，貿易可幫助公司擴大生產，降低每單位產品成本***單位成本***，增加利潤。馬庫森***Markusen***認為，跨國公司可在全球範圍劃分工種。這樣，可避免在各國建立相同的工廠，造成無謂的重複投入和效率的低下。這種內在的規模經濟，可帶動貿易與增長。在擁有龐大人口的國家，外在的規模經濟同時會起作用。在大國，公司可擁有巨大的市場，降低運輸成本;隨著公司數目增加，為公司提供服務的企業就可降低其服務價格。在規模經濟的作用下，大國如能保持經濟開放，則可享受低的單位成本，其出口產品價格更低，因而出口的競爭力則更強。與此同時，其巨大的國內市場也可帶動經濟的持續增長。西方學者弗蘭考爾***Frankel***和柔馬***Romer***通過對98個國家進行計量研究，發現在控制國際貿易這一變數***因素***後，人口較多、地域較大的國家人均收入較高。
近幾十年來，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理論已為西方經濟學界所普遍接受。該理論認為，貿易可對經濟帶來多重好處。第一、出口可帶動生產的擴大，提高國民收入。貿易的結果，參預的雙方生產能力上升，消費產品總量增加，國民收入增長。貿易還有助於合理地分配資源，帶動產業的升級換代。第二、貿易促進創新、就業、儲蓄、投資，提高生產力、技術、勞動技能、經營水平、創業精神，誘導民眾消費。這些影響會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外在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ies***。第三、貿易有助於外資的流入。外來投資可利用當地的豐富資源稟賦***如廉價的勞動力***，製造產品，然後出口或內銷。這樣一來，生產擴大，就業機會增加。第四、政府為了保證出口的持續增長，要採取有效率的政策，以此可減小尋租活動。對世界許多國家的實證研究證明，貿易較多的國家增長較快***Michalopoulos and Jay,1973***。
後進國家的貿易與增長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兩個國家先後主導了世界貿易，成為世界經濟的“老大”。英國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世界貿易最大國，而美國則從二次世界大戰後到現在仍是世界貿易最大國。1830年，英國佔世界貿易總額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進一步下降為14%。在上述年份，美國佔世界貿易總額的比例分別為5.4%、7.5%、10.4%、10.7%，遠在英國之下。在1830年到1938年間，英國仍為世界經濟中當之無愧的“老大”。1953年，美國佔世界貿易總額的比例飛昇到16%，英國只佔10%。美國一舉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新領袖。
本文稱英美分別為前後兩個世界經濟中心國，稱這兩國主導世界貿易的時期分別為“英國世紀”和“美國世紀”。當然，這裡所謂的“英國世紀”和“美國世紀”是經濟意義上的。世界經濟中心國往往擁有世界最大、最開放的經濟體和市場。它也是先進技術和雄厚資本的主要來源地，對後進國家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在分析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時，需要著眼於它們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的貿易關係。
上述三個理論，能幫助我們分析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與發展。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主要是產業間的貿易，如農產品與工業製成品間的貿易。而資源稟賦理論又最能解釋產業間的貿易。如資源稟賦理論所示，與世界經濟中心國資源稟賦互補的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的貿易來往會較大。按出口帶動增長理論來看，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的貿易來往較多，經濟增長潛力則較大。由此，我們可推出以下的假設：假設一：與世界經濟中心國資源稟賦互補的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的貿易來往會較多，經濟增長較快。這一假設，是相對世界經濟中心國資源稟賦互補性較低的發展中國家而言。
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上升，與發達國家技術水平差距會縮小，與發達國家開展的產業內貿易***如以汽車發動機換汽車輪胎***，會迅速增長。規模經濟對國際和國內貿易起的作用，會越來越大。上述的規模經濟貿易理論最能解釋產業內的貿易。該理論指出，大國從規模經濟得益更多。大國單位生產成本較低，出口價格競爭力更大;國內市場更大，國內貿易對經濟推動作用明顯，也易吸引外資。因此，大國經濟發展的來源更多、更有力。進而，我們可以推出假設二：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在其它因素相同情況下，人口多的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的貿易會更多，該發展中國家的國內貿易發展會更快，經濟增長也會更快。***注：在這裡，作者要說明兩點。一、作者無意否認其它經濟因素如儲蓄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作者只想專門探討國際和國內貿易對增長的作用。二、除專門說明處以外，本文中亞洲主要指東亞和東南亞。***
美洲、亞洲的貿易與 發展
“英國世紀”時期的美洲發展
英國是第一個完成了工業革命的國家。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它一舉成為世界 經濟中心。英國土地貧乏，但勞動力豐富。這點與東亞相似。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則土地豐富而勞動力貧乏。1875-18***間，英國、日本、中國、法國為世界上可用土地最貧乏的國家，人均可用於農牧林業的土地分別為1.4、1.8、2.4、2.7英畝。特立尼達、馬來亞、俄國、哥斯大黎加人均可用土地面積在5.7到8.5英畝間，居中間水平。智利、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南非、澳大利亞、阿根廷人均可用土地面積在25到216英畝間，屬於土地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從資源稟賦貿易理論和上述假設一來看，發達的英國與發展中的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理想的互補型貿易伙伴，可互通有無。英國與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貿易應當很大，而與亞洲的貿易有限。歷史事實的確如此。以1900年和1913年兩年為例，土地豐富的北美和拉美，與英國的貿易來往密切。在1900年和1913年，對英出口平均佔七個美洲國家出口的四分之一***25%***，卻只佔亞洲國家出口的7.5%到10%。
英國的貿易資料顯示，在1860年，食品、家畜和原料佔英國進口的92.7%，到1927年，仍佔80.7%***Mitchell1982,p.521-522,474-477***。北美和拉美成為英國最大食品和纖維供應地。通過與英貿易，北美和拉美擴大了生產規模，賺取了外匯，取得了資金，獲得了新科技，提高了勞動技能，從而使經濟得以持續發展。在1900年和1913年間，北美和拉美主要國家的產品大量出口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較快。根據麥迪森的資料，在1820年和1870年間，拉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0.2%，在1870年和1913年間平均每年增長1.5%，在1913年和1913年間平均每年增長1.5%。相比之下，英國價廉物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機器製造的紡織品***，與亞洲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手工紡織品***激烈競爭。結果.亞洲許多手工業破產，引發 政治紛爭甚至內亂。另一方面，亞洲主要國家向英國出口總量有限，亞洲經濟因而增長緩慢。在1820年和1870年間、在1870年和1913年間、在1913年和1950年間，亞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分別為0.1%、0.6%和0.1%，遠遠落後於拉美***麥迪森，1997***。
“美國世紀”時期亞洲的發展和拉美的落伍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貿易最大國和世界經濟中心。到1990年，美國佔世界貿易總額的13%，仍遠遠高於另一個世界貿易大國日本。日本只佔約8%。在1946-1949年間，美國和拉美仍是土地豐富的國家與地區，美國、智利、哥斯大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人均可用於農牧林業的土地，分別為11.8、12、16、20、29、30英畝。
而亞洲則是土地貧乏而人口密集的地區。例如，新加坡、日本、臺灣、韓國、中國大陸人均可用於農牧林業的土地，分別為0.08、0.95、0.98、1.85、1.97英畝。在“美國世紀”時，亞洲和拉美與世界經濟中心的貿易關係，發生了重大轉變。正如資源稟賦貿易理論和假設一所闡述的那樣，資本和土地豐富的美國，對亞洲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需求甚大;對拉美的土地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則相對地小。
在1950-1973年間，勞動力豐富的亞洲國家地區，對美國出口的增長，要比土地豐富的拉美快得多。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看到美國巨大的潛在市場，便大力推動出口。在1950-1973年間，亞洲經濟體日本、臺灣、韓國對美出口年平均增長率在15%到28%之間。強勁的出口擴大了生產規模，帶來了利潤、儲蓄和新技術，促進了 管理和勞動技能的提高，推動政府採取合理的經濟政策。東亞豐富和熟練的勞動力，吸引了大量外資。因此，東亞經濟體逐漸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其比較優勢和技術也逐步升級。在對美出口的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在1953-1973年間，日本、韓國和臺灣的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5.2%到8%。
相反，拉美在出口美國和世界市場方面不太順利，出口市場波動甚大。在1953-1973年間，阿根廷和智利對美出口平均每年分別下降2.3%和0.5%，巴西、哥倫比亞對美出口也毫無增長。此間，只是祕魯對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長為7%;墨西哥得益於與美為鄰，對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長為13%。總的來說，拉美在這個時期對世界經濟中心國的出口強差人意;與英國主導世界經濟時比，更是一落千丈。在這種情況下，不少拉美國家拋棄了在“英國世紀”奉行的貿易自由主義，改用對外封閉的進口替代戰略。在1950-1973年間和1973-1992年間，十一個亞洲國家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分別增長3.1%和3.5%，而七個主要拉美國家的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分別僅增長2.4%和0.4%***麥迪森，1997***。
規模經濟與美洲、亞洲的經濟中心
美洲和亞洲的發展 經驗也證實了假設二，即規模經濟促進國內國際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當美洲在“英國世紀”期間蓬勃發展時，最大的美洲國家美國最終成為美洲和世界的經濟中心。當亞洲在“美國世紀”期間蓬勃發展時，外貿大國***首先是日本、後來是中國***先後成為亞洲最有活力的經濟體。
早在1820年，美國便成為美洲人口最多的國家。那時，美國人口為970萬，相當於拉美總人口兩千萬的一半***麥迪森，1997***。美國可供耕種、養牧、造林用木的土地面積，居世界首位。美國成為世界上農產品***特別是食糧、玉米和棉花***、肉食用和產奶用的家畜、木材的最大生產國之一。在1854到1900年間，美國成為英國頭號糧食和纖維供應國。美國產品在英國進口的比例，逐年上升，從1834-1836年間的6.1%，激增到1854-1860年間的19.7%和18***的22.4%***Mulhall 1892,p.128-134,146***。美國得益於龐大的英國市場，獲得寶貴的英鎊、先進的英國技術，經濟增長有了外在動力。在1820-1870年間，美國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3%，高於英國的1.2%、德國的1.1%、拉美的0.2%。在1870-1913年間，美國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8%，高於英國的1%、德國的1.6%、拉美的1.5%。到1913年，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最富有、最大的經濟體。不過，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才成為最大的貿易國。
隨著美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國內貿易日益成為重要的增長來源。龐大和日益擴充套件的國內市場，也帶來了規模經濟效應。大規模的生產，有利於單位成本的下降以及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1820-1870年間，美國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1.1%，略低於英國的1.16%;也可能由於美國在這期間增長靠資本的大量投入，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平均每年降低0.15%，英國卻平均每年增長0.15%。在1870-1913年間，美國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1.88%，大大高出英國的1.13%;美國在這期間資本生產率明顯改善，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長0.33%，高於英國的0.31%。在1913-1950年間，美國勞動生產率明顯改善，平均每年增長高達2.48%，大大地超出英國的1.66%;在這期間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長1.5%，高於英國的0.81%***麥迪森，1997***。總之，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初，美國擁有兩大優勢——與世界 經濟中心國***英國***資源互補，對英出口頻繁;美國本身經濟規模大，生產成本低，國內貿易對經濟和生產率增長推動作用大。美國因此能在二十世紀成為美洲和世界的經濟中心。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國世紀”的最初幾十年，日本是亞洲唯一大力推動出口政策的大國。而中國和印度都奉行自力更生政策，不重視出口。在1953年，日本人口為8750萬，韓國人口為2100萬，臺灣880萬，泰國2120萬。日本人口，多於其它大力 發展出口的亞洲國家地區人口的總和。在1953年到1990年間，日本出口的國家主要是美國，對美的出口佔日本總出口的26.5%。在1950年到1973年間，日本出口每年增長16%。可觀的國內市場和較大的生產規模，有利於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率。在1950年到1973年間，日本勞動生產率以平均每年高出美國4.8%的高速度追趕美國。相比之下，韓國只高出美國1.3%，臺灣只高出2.8%。在1950年到1973年間，日本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8%，高於韓國的5.2%、臺灣的6.2%***麥迪森，1997***。到八十年代，從經濟實力來看，日本已成為亞洲經濟的中心國家。
東南亞與中國的崛起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效法經濟成功起飛的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等東亞經濟體，大力推動出口。馬、泰和印尼出口飛速發展。在1980-1990年和1990-1999年間，馬來西亞的出口分別每年平均增長10.9%和11%，泰國的出口分別每年平均增長14.1%和9.4%，印度尼西亞的出口分別每年平均增長2.9%和9.2%。
在資源稟賦方面，這三國與東亞有所不同。在1991年前，這三國的出口產品中，石油、礦產和農產品佔首位。自1992年起，勞動力密集型工業產品才開始超過石油、礦產和農產品，成為最大宗出口產品。在強勁出口的帶動下，在1985-1995年間，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人均國內總產值每年的平均增長率分別為5.7%、8.4%和6%***World Bank,1997,p.214-215***。
但這個時期經濟增長最強勁的、表現最耀眼的，是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一直奉行自力更生政策，出口和經濟增長緩慢，在1953年到1978年間，中國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僅增長2.2%***麥迪森，1997***。自1979年起，中國開始效法東亞大力推動出口的政策。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從1980年的9.8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521億美元，對美出口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例，從1980年的5.4%，上升到2000年的20.9%***MOFTECC,1992,p.409-415,403-404;2001,p.587-591***。如果我們把中國轉口香港、再出口美國的部分算進去，對美出口佔中國出口總額的比例會更高。出口佔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85年的8.9%，上升到1999年的20.1%***《中國工業發展 報告》，2001年，第70頁***。中國因有大量廉價和合格的勞動力，外商直接投資源源不絕地流入。中國吸引的外資，從1984年的12.6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07.2億美元。1985年到1999年間，在外資和出口的帶動下，中國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8%，成為亞洲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對亞洲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逐漸增加。
中國與亞洲其它經濟體的競爭
如假設二所揭示的那樣，與其它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亞洲國家地區相比較，中國經濟規模的優勢十分明顯。具體來說，第一，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勞動力資源。首先，中國人口總量高居世界第一，為12.5億，是印度人口的1.25倍、印尼的6倍、泰國的20倍、韓國的26倍、馬來西亞的54倍。其次，中國的勞動力素質比印度更高。在1998年，印度的成人識字率僅為55%。中國則為83%，略低於泰國和馬來西亞，與印尼相當。另外，中國的勞工成本相當低。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約為馬來西亞的25%、泰國的40%，比印尼僅高約30%。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 農業剩餘勞動力達2.6億，這是龐大的廉價勞動力的重要來源。在1997年，中國有七千萬農業剩餘勞動力到城市打工。除此之外，中國還有一支龐大的受過高等 教育的勞動力。1997年，中國有3200萬人接受過大學以上教育。這個數量，相當於泰國或韓國人口的一半。中國每百萬人中科學 工作者和工程師的比例，高出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印度1.5倍以上。在1995年，共有25萬中國人到海外***主要是美國***留學或留過學，其中32%即8萬人已經回國效力。將來這個比例將繼續上升。與外資一道，這批數目可觀、有一定素質、多層次的勞動力促進了中國的製造品的出口和經濟增長。到1998年，工業製造產品佔中國商品出口的87%，比馬、泰、印三個東南亞國家高。1998年，高科技產品佔中國工業製造產品出口的15%，高於印度和印尼，但比韓國的27%、泰國的31%和馬來西亞的54%低。
第二，中國在製造業、服務業和國內貿易方面擁有規模經濟巨大的潛在優勢。由於人口眾多，中國有著數目可觀的有消費能力的顧客。約5%的城市居民即430萬戶每年收入在50000元***6300美元***以上。30%的城市居民即2750萬戶每年收入在15000元到50000元***1800-6300美元***之間。另外，***%的農村居民即約5800萬人每年收入在5000元***630美元***以上。也就是說，3100萬戶城市居民收入較富有，5800萬人的農村居民是工業製成品的潛在消費者。在未來，這些數目會進一步上升。因此，在中國，公司可在較大的規模上運作，降低單位成本。1998年，在中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即輕工業產業中，大型企業已佔了產值的49.3%，17家大企業每家生產1百萬個單項產品。2000年，3到5個名牌產品佔領了80%以上冰櫃的市場、70%以上的電冰箱市場、60%以上的彩電市場、50%的空調市場。規模經濟帶來了低廉價格和出口的低價格優勢。1999年與1995年相比，在有 統計資料的28類產品中，14類價格下降，另3類價格持平。即使除去外資的作用，在1995年到1999年間，在14類主要工業產品中的11類中，中國的貿易競爭力增加了14%***《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1年，第72頁***。一項研究表明，亞洲金融風暴和東南亞貨幣貶值並沒有明顯削弱中國出口的競爭力。
第三，如假設二所揭示，隨著中國人收入的增加，國內市場對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加，因而可減小國際市場的大幅波動對中國消極的影響。在1990-1999年間，在主要亞洲國家中，中國服務業***其中大部分是國內貿易***增加值的年增長率達9.2%，居這些國家之首。
第四，中國經濟增長將受益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和2008年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近年來，中國有競爭力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在出口時，受其它國家的限額、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但是入世後，這些壁壘會逐漸消除，這些產品的出口會增加，而外資會進入中國 發展較慢和滯後的服務業，會帶動 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當然，外資和外商的進入，會迫使中國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在提高效率、改善經營上下功夫。從長遠看，這有利於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的持續增長。而奧運會顯然會刺激國內投資、消費，吸引遊客，帶動旅遊業的發展。
由於上述的有利因素，中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資輸入國。在1994年和1998年間每一年，流入中國的外資，比東亞四小龍總和高出150億到195億美元，比東南亞五國***馬、泰、印、菲、越***的總和更高出199億到302億美元。在1994年到1997年間，外資佔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加值年增長率的15.2%，與馬來西亞的15.8%相當，比泰國的4%、韓國的1.1%和臺灣地區的2.8%，高出一籌。
東南亞***本文把新加坡列入東亞四小龍***直接面臨中國的競爭。東南亞和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去不遠，況且所出口的大多又是勞動力密集型製造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和家用電器***以及勞動力密集型農礦產品***如羽毛、蔬菜、雞鴨、海鮮、香料、燃油、鎢礦石和熒石***。東南亞和中國近年來也大力發展高新科技，增加這類產品的出口。此外，東南亞和中國貿易出口的主要國家也相同，以美國、日本和西歐為主。因此，中國和東南亞可能會在不少領域相互競爭。然而，正如上面所述，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勞動力資源，有規模經濟巨大的潛在優勢，又將受益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和2008年主辦奧運會，中國對東南亞有明顯的競爭優勢。當然，東南亞可採取以下對策：向中國大力出口熱帶或優質農產品***如棕櫚油、大米***，出口原料***如天然橡膠、原油***，選擇有比較優勢的製造行業大力發展。即使在電子產品方面，東南亞近年對中國大量出口積體電路、 計算機和有線通訊器材，在製成品和半成品方面，向中國出口塑料、紙、膠合板、石油產品、銅、銅產品、錫等。此外，某些東南亞國家在服務業、法治、公司治理方面領先於中國大陸。因此，中國與東南亞貿易來往還是有一定空間的，東南亞的服務業也可打入中國市場。
中國與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也會有一定的競爭。當中國逐步地提高工業產品中的技術和資本含量後，中國會吸引這些國家地區的企業、資金，間接影響它們本地的 工作機會，對這些國家地區的中低層次製造業，形成挑戰。中國龐大、多元化的勞動力資源、巨大規模經濟的潛在優勢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2008年主辦奧運會的優良商機，對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有明顯吸引力。
近年來，這些經濟體的許多企業把勞動力密集型甚至是高新科技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大陸，來逃避原產地的昂貴的地租和勞動力成本。1999年，中國外資的64%來自於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例如，1999年慘烈的大地震後，臺灣的多家半導體廠家把生產線轉移到廣東、蘇州、崑山。現在，這些地方成為了世界磁頭、機箱、敷銅板、驅動器、高階交流電容器等部件的世界生產基地之一。在亞洲，中國已成為繼日本後最大的個人計算機生產基地***《中國工業發展 報告》，2001年，第156-159頁***。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鬚不斷提升產業結構，以應付中國的挑戰。不過，除科研相對落後的香港外，日本和東亞三小龍，有其明顯的優勢——它們有很強的研究開發能力，技術和資本含量高的產品遠比中國多。例如，中國平均每百萬人中只有454名科學工作者和工程師，而日本有4909人，韓國有2193人，分別是中國的11倍和5倍左右。1999年，中國高科技產品佔工業產品出口中的15%，而日本佔26%，韓國佔27%。如日本和東亞
三小龍能迅速提升產業結構，則可在較長時期內保持對中國的技術優勢。它們在服務業方面遠遠領先於中國，可打進中國市場。此外，它們對市場經濟的瞭解比中國更深，經濟方面的法治遠遠領先中國大陸。因此，它們對外資的吸引力，不遜色於中國。東亞四小龍吸引外資的總和，在過去5年遠遠落後於中國，卻在1999年達到了433億美元，超過了中國大陸的404億美元。
經濟中心向中國的轉移
過去1500年，世界經濟曾出現巨大而有趣的變化。在世界貿易的廣泛興起前，先進技術和穩定、有效的政府，帶動了世界經濟大國的出現。公元500-1850年間，世界歷史上出現幾個經濟大國。其中兩個是中國與英國***另一個是阿拉伯帝國***。中國的實用科技先進，中央政權強大，科舉制度擇優錄用，官僚制度便於施政。中國經濟得以在數百年內，居世界上游。麥迪森認為，在公元500-140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高於歐洲，相當長的時間內在世界獨佔鰲頭。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在實現工業革命後，技術水平大大提高。自由的經濟政策，也促成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英國大力推動世界貿易，提高了它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英國經濟後來居上，成為世界經濟領袖。按麥迪森的估計，1820年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為中國的3.4倍。英國的成功，也帶動鄰近西歐和北歐逐步工業化。
1850年後，世界貿易興起，席捲全球。新的世界經濟中心國，往往經濟規模很大、與舊的世界經濟中心國資源互補並有大量貿易來往。通過世界貿易，資源與英國互補的美洲，對英貿易和經濟迅速增長。美洲中經濟規模最大的美國取代英國，成為新的世界經濟中心。二戰後，與美國資源互補的東亞和東南亞，對美出口和經濟飛躍發展。其中經濟規模最大的日本、中國，先後成為發展最快的經濟體。
近200年來，世界經濟中心，已經從勞動力密集的英國轉移到土地豐富的美國;看來會再從美國轉移到勞動力密集的中國。在中國與早期的美國相似，國內潛在市場龐大，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美國***的貿易將繼續增長，經濟有持續發展的巨大潛能。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有可能首先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然後再慢慢地在其他方面超過美國，逐步成為下一個世界經濟中心。
中國所面臨的挑戰
世界經濟中心國需要先進的 政治和經濟制度為後盾。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國力長盛不衰，技術不斷創新，雄踞世界之首。當初英國有世界上最早的議會民主，又有最早的工業化的市場經濟，更奉行自由貿易。經濟霸主美國，有世界上最完善和穩定的憲法民主政體，有合理的聯邦制來調節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和鼓勵競爭和創新的制度，技術一直保持世界的領先地位，同時奉行自由貿易。
較之於當初稱雄世界的英美，中國在政府治理和市場發育和機制方面面臨著嚴峻挑戰。為此，中國必須做到以下事情：一、打破地區封鎖、變相的地區貿易保護主義，讓有競爭力的企業的產品在全國市場暢通無阻，兼併低效企業，來充分利用規模經濟的效益。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重要行業***重工業***如汽車行業，地方市場分割相當嚴重，汽車生產的規模相當小，生產成本很高。二、政府要加強和鼓勵科研創新及 應用，促進產業升級，保護智慧財產權，佔領世界科技領先領域。三、私營、民營與國有企業都要改善 管理，建立起好的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負責和守法地經營，及時向董事會、股民或有關機構提供準確資訊。繼續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讓市場的力量更有效地決定生產、銷售、分配。深化國有銀行的改革，建立起現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理性和透明地決策，逐步減少銀行壞賬，控制金融風險。建立強有力、獨立、透明、經常性的監督機制，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官員和國企 管理人員的貪汙和失職行為。四、政府必須建立良治***或善治******good governance***。政府要透明和負責地施政，維持 政治穩定。政府與 社會須養成遵守法規的習慣，實現 經濟法治。五、政府反腐敗要繼續進行並深化。要防止官商合一，保障一般民眾與弱勢群體的利益。
政府官員和黨的幹部須改變干預市場運作的習慣，認真履行中立、友好的市場裁判員的職責。這樣，才能向外資、內資和創新發明提供良好 環境和制度保障。六、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前提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要深化。中央與地方應建立良性互動和法制性穩定體制。在保障中央的巨集觀調控能力、 財政再分配主導權和緊急狀況下干預能力的前提下，國家可逐步擴大地方的自治範圍。讓地方民眾參與地方官員的推選，借用民意對官員的真實政績進行有效稽核。讓地方政府針對本地人民的需求，有效施政。可逐步擴大選舉以及輿論自由度，讓專家、民眾和社會參與決策，讓他們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產生強烈認同，自覺捍衛政治經濟體制。
總之，中國有兩大優勢：與美國互補的有利資源稟賦、潛在巨大的經濟規模。中國改革的深化，有利中國仿效當年美國和日本，實現經濟的起飛，成為亞洲經濟的發動機甚至新的世界經濟中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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