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視角下的政治與社會保障的契合探討論文
我國流動人口已成為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力量,為流動人口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是更好的配置並維護人力資源的重要手段。當下國家為流動人口提供的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但保障物件的參保積極性確不高,由此影響流動人口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以下是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利益視角下的政治與社會保障的契合探討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利益視角下的政治與社會保障的契合探討全文如下：
摘要：政治與社會保障本源意義上都是利益調節手段，大同理想與城邦之善是兩者共同的價值目標與理想追求。在階級社會裡，兩者因利益分化而相分離，但健全的福利保障給現代資本主義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利益分化消滅，政治與社會保障將達到最終契合。
關鍵詞：政治;社會保障;大同理想;城邦之善;民主;契合
政治與社會保障的關係因概念的內涵豐富而複雜多樣。作為一項制度安排，社會保障是政治涵蓋下的子範疇;而追求民生保障與福利卻又是現代政治行為的理想信念與價值目標;社會保障作為利益調節手段與本源意義上的政治高度契合。
一、利益視角下的政治與社會保障
處於特定社會關係中的人要求對社會成果進行分配以滿足自己的需要，這種建立在一定生產基礎上的獲得了社會內容與特徵的需要就是利益[1]。利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本源，政治與社會保障從本源意義上都是圍繞特定利益的分配而結成的社會關係。
政治的定義在政治學研究領域是個根本範疇式的卻無定論的永恆論題。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政治學界對政治的定義主要集中於以下方面：利益說，權力說，價值分配說，社會關係說等。各種定義從政治的不同特徵對其進行理論概括。馬克思主義認為行為是出於特定的利益需要，利益是社會成員政治行為的動因。“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2]王浦劬先生認為，政治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上，人們圍繞著特定利益，藉助於社會公共權力來規定和實現特定權利的一種社會關係。”[3]
在現代社會裡，學者一般從制度安排範疇來定義社會保障，但本文將其作為一個與人類社會歷史幾乎共始終的範疇，其產生是以利益差異的存在為前提，應從理念、實踐、制度三個層面來理解。理念層面上，社會保障是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利益為底線，最終實現公平、正義、共享的目標;實踐層面上，社會保障是實施利益調節的活動過程;而在制度層面上，社會保障是通過經濟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最終實現特定政治目的的一種制度安排[4]。本文中社會保障是寬泛的範疇。
二、大同理想與城邦之善
在起源上，政治是作為調節利益差別的手段而出現的。政治起源於原始社會氏族公社時期，原始社會，人們生產能力極端低下，生產力極端落後，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結成的氏族發展到族外婚階段即進入氏族公社時期，原始社會形態一般說來經歷了氏族、胞族、部落及部落聯盟等階段。以氏族組織內部的男女地位差異為發軔，各個階段均存在利益差別，為了維護原始的生產與生活，抵禦外界風險與侵略，各種公共權力機構應運而生，進行利益調節以確保利益共享，如氏族議事會、胞族議事會、部落聯盟首長制等。這種公共權力帶有道德強制性，公共權力內部成員擁有平等表決權和選舉權，任何人均無特權，這種由於氏族成員的利益差別及維護共同的利益而產生的公共權力及機關，馬克思將其稱為“氏族民主制”。起源上，政治即是以公共權力的形式實現與維護利益的共享。
但隨著生產力的進步，社會分工的發展，剩餘產品的出現，原來掌握公共權力的成員逐步淪為剩餘產品的佔有者。利益共享的前提被打破，利益逐步分化，掌握公共權力的成員開始利用手中的權力設定各種職能與機構，維護對利益的佔有，私有制產生，國家出現。政治不再是調節利益差別的手段，與社會保障相分離。隨著利益嚴重兩極化，政治實踐本質上是運用公共權力統治行為。具體表現為階級壓迫、剝削、管理、控制。社會保障行為淪為維護統治的工具，是政治統治下的手段之一，具體表現為有限度、有條件的安撫與救濟，即以維護政治穩定為條件，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為限度。與政治制度發展相適應，社會保障行為逐漸成為統治階級治政治制度的構成部分。
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後， “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私慾膨脹、強掩弱、眾暴寡的社會現實，引發了人們的憤怒和不滿，成為他們渴望改變現狀、追求自由生活思想的基礎。《詩經?碩鼠》所表達的正是勞動者們這樣一種思想感情：“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與此同時，東西方統治階層的有識之士對政治的價值與目標進行了探索與希驥，不約而同地表達了對原始共產主義的留戀與嚮往。孔子倡仁政，德政，認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道”，理想的社會形態是“大同”，戰國至秦漢時期儒家學者在《禮記?禮運》中借孔子之口說道：“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在大同的理想社會中，奉行“天下為公”的原則，處處充溢著民主的氣氛，實行“選賢與能”的政治原則，人人平等，團結友愛，誠實無欺，安居樂業;財產公有，自覺勞動，撫老愛幼，各有所養，充滿溫馨……
亞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學》裡開宗明義地區分城邦***政治社會***與其他社會組織的區別。他指出：所有城邦都是某種共同體***社會團體***，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很顯然，既然所有共同體都在追求某種善，所有共同體中最高的並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就一定是最高的善。那就是所謂的城邦或政治共同體***政治社團***。[5]城邦的目的是人類所可能達到的最優良生活。孔子的大同理想與亞里士多德象徵至高“善”的城邦理想成了政治的最高目標與追求，同時也是社會保障的理想狀態與致力目標。
與“家天下”的政治相適應，社會保障在實踐與制度層面只是統治階級的恩賜與施捨，停留在低水平的社會救濟限度內，以不危及和動搖其政治統治為條件，並且以統治者意志為轉移，不易制度化。
三、福利讓資本主義政治峰迴路轉
資本主義初期，資產階級舉起民主、自由、平等的大旗砸碎封建生產關係，但新興生產關係並未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自由、平等，反封建陣營內兩大階級分化伴隨著生產力的迅速發展而加劇與升級;同時，工業化機器大生產帶來的社會風險迅猛上升，工傷、病殘、中毒等集體性大規模事件爆發頻繁，原有的救濟制度已無法將新的利益差別控制在社會穩定的範圍內，認清真相後的工人階級開始反抗，資本主義社會陷入嚴重的危機。
到19世紀中期，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把廣大的工人群眾排斥到毫無政治、經濟、文化保障的境地的歷史時期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受到當時法律的保護的，而工人階級卻在當時的社會上處於完全無權的地位。勞動被置於資本的直接控制之下，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同資產階級的資本積累同時迅速地發展著，各向兩極分化。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 馬克思主義誕生。其預言：在生產資料私有制與大生產的矛盾運動過程中，兩極分化會愈來愈嚴重，工人階級地位逐步惡化，兩大階級的矛盾愈來愈尖銳化，最終導致無產階級反抗壓迫與剝削的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19世紀後半葉世界風起雲湧的革命鬥爭昭示了馬克思主義對時代的準確把握與對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預示。
但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俄國、中國這些政治、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實現的。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馬克思主義的作用主要表現在為工人階級爭得了合法的民主權利，而並沒有實現它所預期的社會主義革命。一個世紀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工人階級的地位並未惡化，並且城市工人階級的地位有所改善;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也未出現兩極分化的惡化，而是中產階級得到長期的增長。是什麼讓資本主義發展出現峰迴路轉?答案是民主制度的擴充套件帶來的社會福利大規模發展縮小了政治與社會保障的差距。
代議制民主是現代民主制度的表現形式，其基本前提就是代表由民眾選舉產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亨廷頓指出：“選舉是民主的本質。”[6]競爭和參與是民主政治的兩個關鍵變數。而選舉無論對於促進競爭還是擴大參與都是一個必備的有效手段。選舉實際上是全體選民自願地在競爭著的多個侯選者之間進行選擇，這就迫使參加選舉的政黨或政治家競相對選民的意願和要求作出反應，並盡力給予滿足，從而在選舉當中獲得多數選民的支援;通過定期的選舉，人民可以撤換他們所不滿意的代表，直至重新建立和組建新的政府，不論是正在執政的政黨或政治家還是意圖執政的政黨或政治家， 不得不為求得選民的認可而調整其公共政策;選舉中的投票實質上是民眾根據自己的內心意願進行的自由選擇。它意味著政權權威具有了合法性基礎。
以選舉制為基礎的代議制民主促成了20世紀社會福利之花盛放。從對勞動者的生老病死的社會保險擴充套件到對每位公民的生活福利全面保障的福利國家，社會福利與以往作為社會控制手段的社會保障措施相比，更多關注於人的生存與發展。基於民主制度上的福利平滑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與大生產之間的根本矛盾，也緩和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對立與衝突。當然它最終也撫平不了生產資料私有制帶來的利益分化這一必然結果與社會現實。
四、消減利益分化，實現政治與社會保障的最終契合
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一個階段，由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最終將被另一更高階的社會形態?D?D社會主義所取代。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物，利益分化已消滅，利益共享機制重新建立，其基本的經濟特徵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和經濟計劃;政治特徵是建立在資本主義民主之上的並優越於資本主義民主的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但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限制，利益差別仍然存在，政治與社會保障的理念、目標與實踐達成基本一致：調節利益差別，為民謀福利。
利益差別的消失要以生產力的高度發達為前提，馬恩認為，共產主義社會 “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有關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為前提的”。世界交往的普遍發展，使各個單獨的個人徹底擺脫民族侷限和地域侷限，而在普遍交往中成為真正普遍的歷史個人;生產力普遍發展到實現了“產品湧流”，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已廢除，國家自行消亡，以全世界為惟一經濟主體結構的全球性統一的社會形態替代了以民族國家為主體單元的社會形態，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基於利益差別調節的政治與社會保障實踐與制度均消亡。真正意義上的公平、正義、共享這些普適的人類理想與價值追求在全球範圍內實現，政治與社會保障在浴火中涅??重生，契合統一。
我國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十分落後且發展極不平衡，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由於主客觀原因，政治被簡單等同於發展經濟，甚至簡單等同於GDP的增加，利益差異乃至分化已客觀存在;與此同時，社會保障制度在改革、發展過程中又遭遇效率至上的扭曲，從而減損了其作為利益調節手段的功能。政治與社會保障職能遭到一定程度的異化，社會矛盾叢生，利益衝突升級，嚴重危及社會的長治久安。
針對這一社會現實，執政黨提出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的建設，要求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努力縮小業已存在的利益分化，恢復政治與社會保障的本質功能，最終達到政治與社會保障的基本契合。我國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以生產力發展為中心任務的政治直接目的應該等同於對民生的保障，對人民福利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