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地方官制等級
西周，中國歷史上的古國名，戰國時代的一個小國。週考王元年***前440年***，封其弟揭於王畿，是為西周桓公，形成一西周小國。下面是有，歡迎參閱。
西周地方政府的組織，曾有“五服”、“五等”的說法。所謂“五服”，就是依據諸侯封地的遠近，分封為甸，侯，賓，要，荒五服。服就是服事天子之邦國。《荀子·正論篇》雲：
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國語·周語》也有同樣的記載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五服”說到漢代劉歆把範圍擴大，於是出現了“九畿”說。所謂“九畿”，據《周禮·夏官·大司馬》雲：
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五百里曰採畿;又其外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五百里曰蕃畿。
“五服”說最早見《尚書·禹貢》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採，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這段話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區域，叫做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區繳納帶藁秸的穀物，其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去掉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帶殼的穀子，最遠的一百里繳納無殼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區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領域。其餘三百里是封大國諸侯的領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區域是綏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來施行文教。其餘二百里則振興武力以顯示保衛力量。綏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綏服的三百里是夷人們住的地方，其餘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蠻荒地帶，其餘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尚書》五服說至戰國時代的儒家，又重新作了闡述。至於“九畿”說，則完全是漢代儒家學派的一種理想構思圖。實際上，周初的封疆沒有那樣寬闊，也不可能如此整齊劃一。所以這些論說，問題不少。首先，“五服”把戎狄之服置於蠻夷之服之外，這和實際情況不相符合。因為西周的王畿在陝西，在王畿範圍內就有戎狄，而蠻夷散佈在淮水一帶，遠在南邦，與事實完全顛倒。其次，若依“九畿”說，那麼西周疆域東西南北都已擴充套件至四千裡之外，而事實是西周至宣王時代，疆土始得開拓;即使如此，其地域也沒有這樣廣大。所以說《周禮》的記載也與事實不相符合。在金文中並未見“五服”的說法。只是在《令彝銘》中有“者***諸***侯，侯田男”的記載。這裡所謂的“侯田男”，實際上就是“眾諸侯”，並不是什麼“服”。《尚書·周書》等篇，也未見五服說，只在《康誥》中有“侯甸、男邦、採衛”的話，但揣其意，實指侯之甸、男之邦、採之衛而言，並不是“侯”，“甸”，“男”，“採”，“衛”各為一“服”。所以說，所謂“甸”，“服”都是指領土而言，而“五服”、“九畿”，則是泛指領土的廣大而已。
周武王滅商以後，把中央王朝直接控制區以外的這塊廣大土地進行了分封。封賞的物件，不僅有神農、黃帝、堯、舜、禹的後人，更主要的是把土地封給周王的同姓和有功之臣。據《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載，當時共封“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成王時周公又進一步把文王、武王的兒子和他自己的後人分封在全國各地。對分封各地的諸侯，周天子稱同姓為“伯父”，“叔父”，異姓為“伯舅”，“叔舅”。宗法血緣關係把諸侯和周天子緊密地紐結在一起，使這些“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這種分封制度雖然在商代已開了先例，但當時被分封的邊鄙諸侯與商王朝並無親戚關係，所以時服時叛，而西周把分封制與宗法制結合起來，不僅鞏固了中央政權，也加強了對廣大被征服地區的控制。
西周分封諸侯的爵位，因其封地大小，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禮記·王制》雲：“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孟子·萬章》記載孟子回答北宮錡周室班爵之問時說：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之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及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依孟子所說，周初應該有無數個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以及方不及五十里的四方形的封區。如果有這麼多的封區，必然要在完成領土的開擴以後，還須事先進行土地測量，然後才能實行這樣的封建，這當然是一種幻想。在金文中根本看不出公、侯、伯、子、男之間的嚴格等級關係。實際上週初都是因武士已佔領的土地而封賜之。例如夏之後聚於杞***今河南杞縣***，而遂封之於杞，殷之後聚於宋***今河南商丘南***，而遂封之於宋。又如《詩經·崧高》敘述宣王封申伯的事，上雲：“亹亹申伯，王纘之事，於邑於謝，南國是式。”下雲：“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也就是說，因申伯已經“南國是式”，才命之“式是南邦”，因他已經“於邑於謝”，才命之“因是謝人”。這些都說明，所謂封賞、都是因其既成事實而加以追認的。當時各諸侯佔領的土地是有大小之別，但決不是如孟子說的那樣正方形的等差。這種封地的等差說，是戰國時期儒家的臆說，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這些被分封的諸侯，對周王室來說，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封地內，對卿大夫來說，則成為“大宗”。大宗是世代相傳，“百世不遷”的。各諸侯在自己的封國內，基本也是按照周王朝的中央職官機構，設官分職，以進行對奴隸和平民的統治。《尚書·立政》所列的“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就是各諸侯國的封疆官吏。其中司徒、司馬，司空的職司與中央官的任人、準夫、牧相當，是諸侯國的“三亳”。亞、旅次之，是具體處理各諸侯國軍政事務的卿大夫。“夷，微，盧”，是西周邊疆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烝”，是他們的君長。“夷，微，盧蒸”，當是泛指臣服於西周王朝的方國首領。“三亳”是監督商朝先王舊都的官吏。“阪尹”是險要地區的守官。
西周時，周天子享有很大的權威，各諸侯國每年要定時向周王朝繳納貢賦和特殊物資，《左傳·昭公十三年》雲：“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還要定期朝覲和率兵從徵，保護周王朝。此外，諸侯也要對周王的死喪、婚嫁、巡遊盡一定義務。諸侯如不履行義務或冒犯了“周禮”的規定，輕者受到譴責，如《古本竹書紀年》記載：“晉侯作宮而美，康王使讓之”;重者則要被處死，如《史記·齊太公世家》載，周夷王時，齊哀公因紀侯在周王面前說了他幾句壞話，結果夷王不分皁白就“烹哀公而立其弟，是為胡公”。為了防患諸侯的叛亂，周天子還派人到一些諸侯國去監視，這就是監官，例如周初武王把管、蔡、霍三叔分封在邶、鄘、衛，“是為三監”，這就是為監視商王之子武庚和殷民的擾亂而採取的一種措施。誰知武王一死，因成王年小，暫由周公攝政，這引起了管叔的嫉妒，他便大造謠言，中傷周公，說周公有野心，攝政“將對成王不利”。為平息謠言，周公一面向重臣太公望、召公奭剖明他忠於王室的心跡，以消除他們的疑慮，一面禮賢下士，準備應變。不久，管叔、蔡叔與武庚糾合在一起造反。周公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消滅“三監”，同時滅掉了隨武庚作亂的徐、奄等國。至此，周人的勢力才真正達到東方。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周公東征。
西周的中央官和地方***諸侯國***各級官吏，都是由與周天子有一定關係的奴隸主貴族擔任。《左傳·桓公二年》說：“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就是說周天子以嫡長子的身份為王，眾子弟為諸侯。諸侯以嫡長子繼位，眾子弟為大夫。大夫以嫡長子繼位，眾子弟為士。這些奴隸主貴族，由於和周天子宗法血緣關係的親疏而形成嚴格的等級。所謂“卿”，“大夫”，“士”，實際上是一族之長，他們父子相傳，世代相襲，這種等級制和宗法制的相互結合，是西周奴隸制國家體制的重要特徵，保證了奴隸主貴族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壟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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