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古代文學史料與古代文學研究
論文關鍵詞：古代文學史料 古代文學研究
論文摘要：古代文學史料作為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具有著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學史料與歷史實際相比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將文學研究與文學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闡述了古代文學史料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因素以及新史料的發現對古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意義，旨在為廣大研究者提供參考借鑑。
一、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文學史料
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是一項系統而複雜的工程。中國古代文學具有其自身的整體性，就結構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四個層次：
（一） 史料的確認
史料的確認僅僅只限於史料本身，其主要內容是對史料的有無進行全面查詢，以確認文學史料的作者、時代與真偽等。此外，對古代文學史料的確認實際上應歸屬於實證研究的範疇之內。對於研究方法來說，古代文學研究在這一階段，與自然科學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點的，其尊重客觀事實，摒棄主觀思維意識，在確認上採取的是形式邏輯的方法。
所謂的體悟分析層次是在對史料確認的基礎上，通過人們個人思想中所蘊含的感情體驗，對史料的一種豐富、完善的過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確認方面，不會僅僅滿足於文學現象呈現出的那種史實，他們將會產生某種程度上的體悟分析層次，進而產生一種審美體驗，這種審美體悟主要表現為對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進行分析、總結史料的一些規律變化、探析史料出現的原因等。因為人們的看法觀點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體悟也尋在不同。體悟分析層次作為古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過程，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學史料價值評判
對文學史料進行價值評判的基礎建立在體悟分析層次之上，在此基礎上對文學史料進行科學的價值評判。之所以產生價值評判這一階段，是因為文學研究者對自身的定位高於體悟分析層次，他們一般按照某些組織、社會、集團以及個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學史料評判標準，進而對自身所掌握的文學史料的意義、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進行減值評判。不同的人對不同的文學現象會形成不同的評價，也正是在這種價值評判的過程中文學史料的意義得以實現。由此可以得知，文學史料一旦失去了人們的評判便會喪失其存在的意義。
古典文學研究經過對史料的確認、體悟分析、史料價值評判三個階段之後，最終是以表述的形式對其進行傳播與體現的。因為缺少了表述這一階段，單靠以上三個階段是不能將其完整的傳達給大眾的。其中關於表述的形式主要是憑藉文字進行表述的。而需要著重說明的是，以上所說的四個階段的劃分是相對的，在現實實踐之中，對其進行劃分是具有側重點的，很難將它們明顯割裂開來。
二、新史料的發現對古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意義
通過對從古至今的文學研究歷史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發現，尤其是有關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為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對研究古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豐富了研究古典文學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學史料來說，有諸多能夠讓現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學所產生的背景以及文學現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獻中，有大量先秦時期的文獻，在馬王堆、信陽長臺關、荊門郭店等出土的帛書中，較為明確的顯示出了諸多經書與子書原始風貌，這些都與當代社會看到的一些轉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發現，為研究者們提供了珍貴的專輯資料。另外，新史料大大豐富了研究古典文學作品的史料。以《詩經》作為例子來說，新世紀以來，在上海博物館展出了1200多枚戰國時期的竹簡，在這麼多的竹簡之中有31枚是講述孔子向弟子們講解《詩經》的記載。這為當代社會的人們闡明瞭孔子論詩的內容併為包含今本《詩經》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與“刺”等內容。另外還表明了《詩經》的篇數遠要超出300篇，孔子當年刪詩的說法並不一定準確。
（二）新史料對先前研究結論的修改補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觀點
主要表現在先秦諸子、《詩經》、辭賦以及俗文學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陽出土的有關《詩經》的竹簡是漢代的，韓自強與胡平生對其進行了專門研究，說明了《詩經》在漢代廣為流傳的狀況，並不像文獻所記載的一樣。而有些出土的史料歲與文獻中的不足也進行了有效的彌補，例如，湯炳正以安徽阜陽所出土的漢簡《涉江》、《離騷》殘局，否定了《離騷》是淮南王劉安所作。
（三）影響了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與學術理念
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李學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時代”的理念，對我國古代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來，就有不少學者開始對古書產生懷疑，至清末，康有為也開始對古書質疑。五四運動後，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已經形成。疑古學派有貢獻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處，他們思想易走極端，對現當代學者對古典文學的認識形成了妨礙。總之，新史料的發現對於研究古典文學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席紅.古代文學研究方法之我見[J].山東文學（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探究[J].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0，27（5）：125-126.
[3]蘇俊生.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文學感悟力[J].青春歲月，2012，（16）：195.
[4]李芳民.展望、回顧與探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高層論壇綜述[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33（4）：171-175.
論文摘要：古代文學史料作為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具有著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學史料與歷史實際相比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將文學研究與文學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闡述了古代文學史料是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因素以及新史料的發現對古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意義，旨在為廣大研究者提供參考借鑑。
一、古代文學研究的基礎——文學史料
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是一項系統而複雜的工程。中國古代文學具有其自身的整體性，就結構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四個層次：
（一） 史料的確認
史料的確認僅僅只限於史料本身，其主要內容是對史料的有無進行全面查詢，以確認文學史料的作者、時代與真偽等。此外，對古代文學史料的確認實際上應歸屬於實證研究的範疇之內。對於研究方法來說，古代文學研究在這一階段，與自然科學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點的，其尊重客觀事實，摒棄主觀思維意識，在確認上採取的是形式邏輯的方法。
所謂的體悟分析層次是在對史料確認的基礎上，通過人們個人思想中所蘊含的感情體驗，對史料的一種豐富、完善的過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確認方面，不會僅僅滿足於文學現象呈現出的那種史實，他們將會產生某種程度上的體悟分析層次，進而產生一種審美體驗，這種審美體悟主要表現為對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進行分析、總結史料的一些規律變化、探析史料出現的原因等。因為人們的看法觀點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體悟也尋在不同。體悟分析層次作為古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過程，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學史料價值評判
對文學史料進行價值評判的基礎建立在體悟分析層次之上，在此基礎上對文學史料進行科學的價值評判。之所以產生價值評判這一階段，是因為文學研究者對自身的定位高於體悟分析層次，他們一般按照某些組織、社會、集團以及個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學史料評判標準，進而對自身所掌握的文學史料的意義、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進行減值評判。不同的人對不同的文學現象會形成不同的評價，也正是在這種價值評判的過程中文學史料的意義得以實現。由此可以得知，文學史料一旦失去了人們的評判便會喪失其存在的意義。
古典文學研究經過對史料的確認、體悟分析、史料價值評判三個階段之後，最終是以表述的形式對其進行傳播與體現的。因為缺少了表述這一階段，單靠以上三個階段是不能將其完整的傳達給大眾的。其中關於表述的形式主要是憑藉文字進行表述的。而需要著重說明的是，以上所說的四個階段的劃分是相對的，在現實實踐之中，對其進行劃分是具有側重點的，很難將它們明顯割裂開來。
二、新史料的發現對古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意義
通過對從古至今的文學研究歷史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發現，尤其是有關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為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對研究古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豐富了研究古典文學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學史料來說，有諸多能夠讓現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學所產生的背景以及文學現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獻中，有大量先秦時期的文獻，在馬王堆、信陽長臺關、荊門郭店等出土的帛書中，較為明確的顯示出了諸多經書與子書原始風貌，這些都與當代社會看到的一些轉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發現，為研究者們提供了珍貴的專輯資料。另外，新史料大大豐富了研究古典文學作品的史料。以《詩經》作為例子來說，新世紀以來，在上海博物館展出了1200多枚戰國時期的竹簡，在這麼多的竹簡之中有31枚是講述孔子向弟子們講解《詩經》的記載。這為當代社會的人們闡明瞭孔子論詩的內容併為包含今本《詩經》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與“刺”等內容。另外還表明了《詩經》的篇數遠要超出300篇，孔子當年刪詩的說法並不一定準確。
（二）新史料對先前研究結論的修改補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觀點
主要表現在先秦諸子、《詩經》、辭賦以及俗文學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陽出土的有關《詩經》的竹簡是漢代的，韓自強與胡平生對其進行了專門研究，說明了《詩經》在漢代廣為流傳的狀況，並不像文獻所記載的一樣。而有些出土的史料歲與文獻中的不足也進行了有效的彌補，例如，湯炳正以安徽阜陽所出土的漢簡《涉江》、《離騷》殘局，否定了《離騷》是淮南王劉安所作。
（三）影響了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與學術理念
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李學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時代”的理念，對我國古代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來，就有不少學者開始對古書產生懷疑，至清末，康有為也開始對古書質疑。五四運動後，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已經形成。疑古學派有貢獻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處，他們思想易走極端，對現當代學者對古典文學的認識形成了妨礙。總之，新史料的發現對於研究古典文學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席紅.古代文學研究方法之我見[J].山東文學（下半月），2011，（5）：100-101.
[2]王乃瑞.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探究[J].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0，27（5）：125-126.
[3]蘇俊生.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文學感悟力[J].青春歲月，2012，（16）：195.
[4]李芳民.展望、回顧與探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高層論壇綜述[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33（4）：17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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