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的內容原則及作用
周禮是西周時期的完善的國家典制國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於哲理。下面由小編給大家整理了相關知識，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周禮的內容
《周禮》是一部通過官制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內容極為豐富。《周禮》六官的分工大致為：天官主管宮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軍事，秋官主管刑罰，冬官主管營造，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獻中實屬罕見。《周禮》所記載的禮的體系最為系統，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等的國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製度等等的具體規制，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許多制度僅見於此書，因而尤其寶貴。
周禮的原則
“親親”指必須親愛自己的親屬，特別是以父權為中心的尊親屬;子弟必須孝順父兄，小宗必須服從大宗;分封和任命官吏必須“任人唯親”，使親者貴、疏者賤，並按嫡長繼承製代代世襲下去。
“尊尊”指下級必須尊敬和服從上級、特別是作為天下大宗的天子和一國宗主的國君;嚴格上下等級秩序，不得僭越，不許犯上作亂。
“長長”指小輩必須敬重長輩。
“男女有別”指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親”和同姓不婚。
周禮的作用
西周時期，周禮具有法律規範的表現形式，具備法的性質和作用。
首先，周禮完全具有法的三個基本特徵，即規範性、國家意志性和強制性。無論是抽象的精神原則還是具體的禮儀形式，都對社會成員作出了明確的要求，很明顯地具有規範性。周禮經過西周初年掌握實際政權的周公制定，為後世各代君主所認可和遵循，所以毫無疑問具有國家意志性。西周時期一切對禮的違反，都會導致國家強制力的制裁，強制性也明顯地體現在西周禮制之中。
其次，當時上至國家根本方針、組織制度，下至社會成員的生活，都與禮密切相關，都受到禮的制約。周禮已經滲透到各個社會領域，起著廣泛的調整作用。
周禮的意義
《周禮》原名《周官》，乃西漢景、武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徵得的先秦古書之一。賈公彥《周禮正義序》指出：“《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既出於山岩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此書直到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祕府文獻才發現，並加以著錄。王莽時，因劉歆奏請，《周官》被列入學官，更名為《周禮》。東漢初，劉歆門人杜子春傳授《周禮》之學，一時注家蜂起，鄭玄序雲：“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註疏序》***到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為之作注，《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
關於《周禮》的作者及其年代，歷代學者進行了長期的爭論，正如《四庫提要》所說：《周禮》“於諸經之中，其出最晚，其真偽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古代名
家大儒，近代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錢穆、錢玄同、郭沫若、徐復觀、杜國庠、楊向奎等著名學者，都介入這場大討論，大致有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之際說、漢初說、王莽偽作說等六種說法。這些爭論的具體意見，對於本文的主旨來說，沒有必要在此詳述;我們只需簡要地指出若干基本的事實，以確定《周禮》的文獻性質便足矣。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所有先秦文獻都沒有提到《周禮》一書。在先秦文獻中，較為集中地記載先秦官制的文獻是《尚書》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
但《尚書·周官》已亡佚。今有《古文尚書·周官》僅數百字而已。曾有人認為，《周禮》原名《周官》，應當就是《尚書》的《周官》篇。但可以肯定，《周禮》並非《尚書序》所提到的《周官》。賈公彥《周禮註疏序》引《漢書·馬融傳》：鄭眾“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有此《周官》也”，此說“失之矣”;又引鄭玄序，也說“是言蓋失之矣”。鄭玄進而指出：《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今多者不過三千言”，而“《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君臣相誥命之語”，而《周禮》“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周禮註疏序》又引漢儒之說：“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這些材料其實已證明了《周禮》實非《尚書·周官》。
《荀子·王制》所記官制，大體可以反映戰國後期列國官制的發達程度，但其總共只有七十多個官名，約為《周禮》的五分之一，而且沒有《周禮》那樣的六官體系。
此外，《春秋左傳》、《國語》中有不少職官記載，但沒有任何一國的官制與《周禮》相同。儘管從西周到西漢的每一個時期，都可以找到若干與《周禮》相同的官名，但誰也無法指認出與《周禮》職官體系一致的王朝或者諸侯國。另外還有《禮記》《儀禮》《孟子》等書也有許多關於官制的記載，但也都往往與《周禮》官制不同。故《四庫提要》引孫楚之說：《周禮》所載，“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且進一步指出：“《左傳》所云‘禮經’皆不見於《周禮》”;“《儀禮·聘禮》賓行雍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鼎甕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禮記·雜記》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几筵》之文不同”;“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
但《四庫提要》對此種種矛盾的解釋是：“夫《周禮》作於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其東遷以前三百餘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佈新，不知凡幾。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於是以後
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並引張載《橫渠語錄》：“《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直至晚清孫詒讓著《周禮正義》，仍然堅持《周禮》乃是周公所作：“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周禮正義序》***然而，這個結論遭到近代以來眾多學人的質疑。其實，孫詒讓《序》自己也說：“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非徒週一代之典也”，“是豈皆周公所肊定而手刱之哉!”今天多數學者認為：《周禮》成書於戰國時期***乃至於漢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