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譜哲學的創立談科研方法論

　　有幸聆聽張玉祥教授的《廣譜哲學的理論與方法》課程，其中，廣譜哲學的艱難創業過程，對於我們教育工作者啟示尤深，它們雖不屬於廣譜哲學本身，但會使我們終身受益。它們是無形的，但卻給我們無窮的激勵。

　　一、課題就是解決矛盾——廣譜哲學要解決的是哲學的普適性與精確性的矛盾

　　科研課題到哪裡去找?來源雖然很多，但也要看是什麼課題，像廣譜哲學這樣的全新課題，試圖對哲學進行廣義量化建摸，不僅沒有直接的社會需求，甚至也不會列入哪一級的科研課題***例如，國家級或省級的人文社會科學課題***。

　　廣譜哲學的課題首先產生於兩種思維方式的撞擊。張玉祥教授是學水利工程的，畢業後卻從事哲學教學工作，自然科學的精確思維方式和哲學的定性思辨的思維方式，具有鮮明而巨大的反差，哲學能否像自然科學一樣精確而又不喪失它的普適性?這樣一個難題、矛盾就成為反覆折磨張教授的重大“課題”。

　　這樣一個課題能否解決是沒有預設的答案的。一般而言，精確性和普適性是一個難以調和的矛盾，哲學追求普適性***所謂“放之四海皆準”***，但以喪失了精確性為代價。數理自然科學追求精確性，但以喪失了普適性為代價。要兩者兼顧，談何容易!我們看到，在哲學教科書裡，經常舉一些精確的自然科學的例子，例如，講時空觀時舉非歐幾何和相對論的例子，講辯證法時舉微積分和物理、化學的例子，但那只是舉例，而不是哲學本身的數學化、精確化。

　　1981年，張玉祥教授向河北省哲學學會提交了一篇論文《辯證法三大規律的模型初探》，在這篇論文中，他用互逆運算“模擬”對立統一規律，用函式“模擬”否定之否定規律，用極限概念“模擬”量變質變規律。事過不久，他就意識到，這是一次失敗的紀錄。原因在於，辯證法三大規律的使用範圍太寬了，而互逆運算、極限概念、周期函式等傳統數學工具都是一些極特殊的工具，用張教授自己的話說，這種“模擬”無異於是“把哲學這個碩大無比的花朵插到了極其纖細的莖上”。此後多年，張教授不斷跟蹤和探索數學方法在哲學上的移植問題，曾嘗試過微分動力系統理論、流形理論、纖維叢理論、變換叢理論、拓撲學方法等，但均成效甚微。他後來總結說，由於哲學概念、命題的普適性，以傳統數學為工具、以自然科學為藍本對哲學進行數學化改造是註定要失敗的。這是張教授早期花了六七年時間以失敗而告終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它表明要解決普適性與精確性的矛盾其難度有多大!

　　此後，張教授把希望的目光轉向橫斷交叉科學，特別是以“老三論”***系統論、資訊理論、控制論***和“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學、突變論***為代表的系統科學群。在這個領域裡，他接觸了許多新思想、新方法，但他很快明白了，系統科學的數學方法僅限於以數值化為基礎的傳統數學框架內，無法移用到哲學問題上。他公正地指出，系統科學有很多很漂亮的思想，許多概念、原理的普適性也很高，但系統科學的數學模型卻很窄，與他的很寬的思想、原理不相稱。有了這些經歷，張教授模糊地感覺到：也許數學武器庫裡還沒有打鍛出足以描述哲學普適性的武器，要解決哲學的普適性和精確性的矛盾還有無希望?

　　回顧歷史，著名的哲學家、解析幾何的創始人迪卡兒，就曾經試圖用幾何學的公理化方法闡發哲學原理，這早已被證明是失敗的。德國著名的控制論哲學家克勞斯也曾試圖用傳統數學方法和控制論模型闡發哲學原理，也早已成為失敗的歷史。在中國，從建國以來，有許多哲學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也都做過無數的嘗試，但均未取得公認的成果。是哲學本來就不能數學化，還是數學工具本身有問題***條件過於苛刻、嚴格***?是課題本身選的過高，超出時代的條件?還是個人的知識結構或思維達不到解決課題的水平?這是科學研究的十字路口，也是張教授經過多年失敗後不能正視的重大問題。

　　二、解決課題要有相應的方法論——沒有泛系方法論，就無法實現廣譜哲學的基本目標

　　正當張玉祥教授已失敗了多年、苦於找不到哲學的量化建模工具時，在中國，另一門新興的學科——泛系方法論正以江城武漢為中心，在學術界“悄悄地”傳播和發展著。1986年，有人向張教授介紹了吳學謀的一組論文《泛系分析與科學方法論》，他讀後深感意外：居然有這樣一種方法論兼顧普適性和相對精確性於一身?這是不是我多年要找的武器?但多年的失敗不敢使他盲目樂觀。1987年，張教授到秦皇島認真聽取了吳學謀先生的學術報告，並與吳先生進行了多次面對面的交流，這次會面使張教授認定了吳學謀創立的泛系方法論正是他多年要找的銳利武器。從此，為了真正掌握泛系方法論，張教授“拜師學藝”，跟隨吳先生五年，潛心鑽研泛系理論，並努力把它和哲學聯絡起來。在此期間，張教授發表了一系列哲學問題泛系化的論文，使哲學問題的精確性、數學化的研究發生了重大轉機。張玉祥教授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明確指出，沒有泛系方法論，就無法解決哲學的普適性與精確性的矛盾，因而也無法實現廣譜哲學的基本目標，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泛系方法論，就沒有廣譜哲學。可見，泛系方法論對建立廣普哲學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為什麼泛系方法論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呢?因為它把含義及其寬泛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廣義系統、廣義關係、廣義轉化、廣義對稱、廣義優化等***建立在同樣寬泛的數學模組基礎上。這些數學模組來源於離散數學，又經過了泛系化的改造，因而與傳統的建立在數值化基礎上的數學有本質區別。這使泛系方法論概念的相對普適性與相對的精確性的統一，而張玉祥教授多年要解決的課題正是哲學的普適性與精確性的矛盾。因此，泛系方法論首先給廣譜哲學提供了一個範例，即如何把普適性很高的概念與同樣普適性很高的數學模組結合起來。

　　同時，泛系方法論也為哲學問題的廣義量化建模提供了具體的理論、模式和方法。泛系方法論對一般事物機理的廣義量化建模有自己的一套泛系量化理論、基礎模組和具體方法，例如，它所提出的泛數、泛模擬、泛系單值化定理、十五種泛系轉化方法等等，對於哲學問題的量化建模具有直接的借鑑意義。張玉祥教授在《廣譜哲學探索》一書種所概括的“廣義數學觀”、“哲學問題量化建模的基本思路”正是在吸取了泛系方法論有關思想的基礎上並結合哲學問題的實際所提出來得。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講工具的作用。高科研也一樣，需要有與課題的水平相稱的方法論。當年愛因斯坦提出狹義相對論之後，時隔七年才發表廣義相對論，最主要的原因是愛因斯坦需要補充學習表達廣義相對論原理的數學工具——張量分析，同樣可以說，愛因斯坦晚年從事統一場論的研究沒有成功，除了物理上的原因之外，當時的數學也沒有提供適合的工具***例如，後來對統一場論有重要作用的纖維叢與聯絡理論還沒有產生***。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泛系方法論，廣譜哲學的提出也許還要推遲許多年，因此，泛系方法論對廣譜哲學來說，是一個必要的社會歷史條件，它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廣譜哲學何以在20世紀的下半葉在中國產生。

　　三、解決重大科研課題，需要堅韌不拔的毅力——廣譜哲學十八年探索歷程

　　1981年張教授提交第一篇論文《辯證法三大模型初探》算起，到1998年出版《廣譜哲學探索》一書止，廣譜哲學探索經過十八個春秋，這其中的艱難曲折、箇中滋味，只有張教授個人知道，我們感到欽佩的是他矢志不渝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

　　這十八年是中國打破僵化體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思想大解放，經濟大發展的時期，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特別是年輕一代，追求高收入、生活高質量成為一種時尚。20世紀80年代初，張教授也是一位20多歲的青年教師。誰都明白，搞哲學研究是一個既無經濟效益又難見社會效益的事業，更不用說搞哲學的數學化了。張教授本來是學實用工程技術的，有不少同學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靠所學的實用工程技術發了大財，但張教授一旦選定了奮鬥目標，便矢志不渝，甘坐“冷板凳”，一坐十八年，這種精神、這種境界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所無法企及的。

　　這十八年，是中國教育大發展、高學歷大發展的十八年，青年一代追求高學歷，出國一浪高過一浪。張教授卻選擇一個看不出有什麼解決希望、別人想都不會去想的課題，為了這個課題他放棄了所有考研、進修的機會，放棄了所有的寒暑假。“泡”圖書館，跟蹤新興學科，為了弄懂建立廣譜哲學所必需的泛系方法論，他像學徒工一樣，從一點一滴學起，“纏”住吳學謀教授不放，一“纏”就是五年，這使得吳學謀教授深為感動。他說：有些人學泛系是想借泛系的名聲發幾篇論文，好評職稱。因此，他們淺嘗輒止，致使學了一點皮毛。張玉祥學泛系是抓住不放，五年如一日，一個模型一個模型地啃，一個模組一個模組地敲，不徹底弄清楚決不放手，因為他是真心想掌握泛系做點事。

　　事實證明，張教授抓住泛系不放是抓準了，這為他解決多年艱苦探索的哲學現代化難題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但他為追尋解決問題的工具的執著精神，這十八年探索背後表現的堅忍不拔的毅力，對我們青年教師不是更有意義嗎?張教授的十八年卻一直在追尋著一個既沒功利、在當時又沒有任何把握的目標，致力於一個幾乎註定要成為學術上的“孤獨旅行者”的目標，我們不得不感嘆斯大林的精闢論斷：偉大的目標產生偉大的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