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卉版畫論文

　　石版、絲網、腐蝕凸版或宣紙貼印等版畫通常需要製作成一個單一版面,現代版畫家已經突破了舊的傳統觀念和技術的束縛。以下是小編分享給大家的，一起來看看吧!

　　篇1：

　　摘要傳統花卉題材的版畫中，藝術家除了表現花卉外部靜態的形體之美，更注重表現花卉動態的生命變化，使之成為更深層次的情感和精神寄託。這些作品具有濃郁的傳統文化基礎和民族、民俗特色，因其表現物件美的感性形態和人格化的理想象徵，而成為了人們所重視的審美物件。藝術家從民俗、歷史、宗教、文學、傳說各個方面取材，來作為文化的基礎，以象徵、諧音、會意、借喻作為寓意手法，既表現花卉外形之美，也注重花卉興謝枯榮的內在之美，更追求由此引發的心靈感受韻味之美。

　　關鍵詞：花卉題材版畫傳統民俗人文氣節格物精神

　　中國傳統花卉題材中的版畫，具有完全不同於其他國家植物畫的特性與民族風格，它深受儒家、佛家、道家及封建倫理道德的影響，形成中國人特有的審美情趣。自唐代雕版技術成形以來，歷代版畫作品中都有寄情花木之風，這些作品賦予花卉許多象徵性和寓意，將花卉姿態的造型素材與技法的形式美感作為構思傳情的語言和工具，以創造和表現意境美為目的，將追求花韻之美，突出花品花格為最高的藝術境界。

　　一花卉題材版畫與傳統民俗

　　花的美好象徵，與民族的文化精神和風土人情慼慼相關，有著深刻的內涵。以花卉植物為原型的版畫作品，處於中華民族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圍之中，不可避免地成為觀念意識的物件化產物，並在人們生活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發揮重大作用。

　　首先，花卉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具有獨特的社會意義。華夏民族，就因花而得名。《說文》釋：“開花，謂之華”。“華”在古文中即為“花”字，由一朵盛開花朵的象形字演化而來的“華”，即為植物花的代稱。又曰“五色之為夏”，“華夏”即為五色的花朵。對花卉的喜愛及審美情趣也多見於漢族人民的取姓命名。此外，人們還以“錦上添花”、“如花似錦”、“花好月圓”等詞語來形容美好的事物，用“妙筆生花”來形容好的文采。而版畫中的花卉包含著中華民族傳統審美之中的眾多內容和人文主義精神，一般多以吉祥文化作為核心內容，彼此關聯而又各具特色的吉祥主題，或直接，或隱喻地反映出人們祈求吉祥的美好願望和憧憬。

　　傳統版畫題材中的花卉象徵意義在《宣和畫譜》的卷十五《花鳥緒論》中有詳細描述：“花之於牡丹芍藥，禽之於鶯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雁鶩，必見之幽閒。”花卉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常是理想生活的寄託，具有強烈的現實功利性內涵，寓意單純而質樸。此類題材中以石榴、葫蘆、靈芝、牡丹、桂花、芙蓉、蓮花等最受青睞，在創作中多被作為長壽、富貴、高潔的化身，反映出人們對理想的追求與祝頌。例如，有桂子飄香美譽的桂花，以“桂”諧“貴”之音，而帶有富貴之意，故畫面中常以“折桂”表示科舉及第，出人頭地;芙蓉花開於八九月份，耐寒而不落，芙蓉與白鷺一樣，象徵著傲世嫉俗，自保高潔的品格。而當這兩種物象共同出現於同一畫面時，又常以諧音表示吉祝，喻“一路榮華”之意。當同一花卉運用於宮廷繪畫題材中時，其象徵含義也會有所不同，畫面中的花卉更多為權利、等級和財富的象徵。例如，雍容華麗的牡丹，象徵高貴、繁榮，四季常青的月季花象徵“世代長青”，纏枝連綿的番蓮象徵皇室的“百代連綿”。傳統版畫中的花卉題材中來源於民間的吉祥寓意觀念一進入宮廷，就會為皇室階層注入不同的意識形態而使其寓意變化。

　　以花卉為主題的版畫作品，通常會打破其自然規律和生活習性，將處於不同時間、空間的植物組織在同一畫面之中。例如，“梅、蘭、竹、菊”四種花卉，雖然處於不同的生長習性和季節，但在畫面中常常將它們時空錯位，運用擬人手法有序組織在一起，並稱為“四君子”;又如，牡丹、荷花、菊花、梅花作為四季的代表花卉被組合在一起，象徵了四季祥和、平安富貴，充分體現了人與物、人與自然相伴相存的親和關係。同時，在民間版畫的創作中，還會通過變形手法，將花卉塑造成理想化的形象，如牡丹的飽滿，菊花的多姿，荷花的亭亭玉立這些多種植物區域性的美好形象經過藝術加工而演變成為國人心目中的理想之花――寶相花，圓滿的外形和層層疊疊的花瓣組成的花形，表達了中國傳統意識中以和為貴的思想境界和求全求美的美學觀念。

　　歷代傳統版畫作品中，對於花卉的表現，不僅因為它的外形給人以視覺享受，更重要的是這些花卉中蘊含著豐富的吉祥寓意，其中包含了中華民族對自然及社會的認知，是內涵的外在表現和具象的物化，是期盼生命繁衍昌盛，生活富貴康樂的美好象徵，傳遞出中國民間“祈福擇吉”的處世哲學。

　　二花卉題材版畫中的氣節與人文精神

　　儒學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對我國文化的發展以及民族心理和性格產生著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儒學思想的核心是關於人的完美，人的義務的思想。“仁學”即“人學”，孔孟力求通過這樣一種思想樹立一個完美的人格標準，這種具有認識和信仰雙重屬性的審美性哲學也深深影響著社會的審美意識。在版畫作品中對於花卉植物的觀照，通常也是對人自身的觀照，對於花卉植物的描繪也是對人格理想和道德的表現，描繪的是花卉，比喻的是人，而樹立的是人格理想和標準。如常用的“鬆、竹、梅、蘭、菊”等花卉植物的形象所體現的理想人格與孔孟所提倡的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核心精神一致，而成為了形象化、物態化的道德規範和價值標準，並象徵著中國文士階層的自覺意識和追求的人格目標。當各種花卉以繪畫這種獨特的方式進入國人的文化生活時，中國的傳統文化也賦予了它們不同的文化品格。其中較為普遍且具有代表性的花卉有：

　　1、梅花，在畫面中多表現其清雅俊逸的姿態，被賦予高潔、堅強的品格，被世人所推崇。“萬花皆寂寞，凌寒獨自開”，梅花多給人以奮發的激勵。梅花開於冬春交替之際，“獨天下而春”，因此又被民間稱之為“報春花”，被民間作為傳春報喜的吉祥象徵。

　　2、竹，其身姿修長挺拔，能臨霜不凋，四時長茂。在生長姿態上有節節挺拔，蓬勃向上之勢，而被畫家賦予性格堅貞，志高萬丈和虛心向上的美好品德。“竹可焚而不毀其節”，竹既有出眾的身姿，更有高尚的品格，向來為歷代畫家所偏好。

　　3、鬆，其生長姿態雄偉，是一種生命力極其旺盛的常青樹，不管冰凍風寒，都能保持昌盛茂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因此，松樹被畫家賦予了意志堅強，堅貞不屈的品格。由於松樹的常青不老，在傳統版畫中它也是長壽的代表。

　　4、蘭，給人以極高潔、清雅的優美形象，被喻為“花之君子”，在畫作中對於蘭的描繪，往往賦予其高尚完美的人格，通過悟蘭而育人善化。

　　5、菊，因其清秀神韻，及凌霜盛開，西風不落的生長特性，被賦予高尚堅強的情操。古代文人雅士尤愛以菊明志，通過對菊花的描繪來比擬自身的高潔，堅貞不屈。

　　6、蓮，在佛教中作為純潔的象徵，亦被喻為“花之清者”。古人將蓮花的清、淨、聖、潔定為“四德”，寓意君子之風的純潔高尚。蓮在繪畫題材中不僅是一種具有自然生命力的花卉，也是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理念，價值尺度和道德標準的視覺載體。

　　不同的花卉具有不同的姿態和神韻，國人不僅是表現花卉的姿容色彩，更注重表現花卉中蘊含的人格寓意和精神力量。許多畫家窮其一生，就是為了把幾種甚至是一種花卉畫好，在這樣的作品中，花卉被賦予了各種人格，而不再是沒有意志的自然物。外形與氣質的結合，極大地增強了花卉題材版畫的藝術魅力。

　　三花卉題材版畫創作中的格物精神

　　崇尚自然，師法自然而高於自然是傳統花卉題材版畫藝術中造型創作的指導思想，重形尚意，追求以形傳神，形神兼備，情景交融的意境美是花卉表現的最高目標。傳統版畫在很多方面都極好地把握了中國傳統美學的精髓，對待花卉每一細節的描繪都能夠順其自然，使之充滿蓬勃的生命力而不顯露人工痕跡。真切具體的形態描繪與意境表現並重，是花卉題材版畫區別於其他國家植物畫的形式特色，也是花卉題材的重要審美標準。通過對花卉的表現將自然融入自我，畫面中呈現出花卉的千姿百態和不息的生命力，是創作者情感流露和精神的物化。花卉題材版畫中將人的主觀精神與自然客觀形態完美結合的境界，是創作者內心思維與外部世界的融合，這是中國花卉題材版畫的魅力所在，也是區別於西方統一題材繪畫作品中所呈現的不同文化背景與藝術審美境界。

　　對於花卉題材的表現最高成就無疑是宋代的花鳥畫，其創作精神和方法對現代花卉題材的繪畫依然產生著不可磨滅的影響。當時的畫家通過極尚精微的觀察和筆法對於各種花卉形態進行了精細描繪，其中包含五方面的內容：其一，以形似標準來論畫首先必須知曉物象的種類特徵;其二，物象外形的地區差異;其三，物象年歲四時朝暮之變化;其四，物象行為姿態之形似;其五，體現物象習性之外表形似。這些作品崇尚自然，追求花卉的自然情趣，絕不是自然主義的單純模仿，或只是注重花卉在形體色彩上自然屬性美的展現，而是通過對花卉形態特徵、生活習性的觀察與感受，萃取精華，傾注情感，運用花卉的象徵性和寓意性，表達作品的主題內涵與神韻意趣，以有限的形象表達無限的畫外之意，充分表現構思上的文化內涵與深邃意境之美。這樣的繪畫創作手法，極大地增強了花卉繪畫作品的藝術魅力與雅俗共賞的多樣性。

　　宋代花卉題材繪畫能夠達到如此高的成就，與其同時期理學的興盛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一個時代的哲學思想與繪畫之間往往都存在著一條隱性的內在聯絡，這些內在聯絡的存在直接決定著繪畫審美內在心理結構的最終形成。這種聯絡儘管是隱而不見的，但無疑卻是從思想深處影響繪畫發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繪畫中對於花卉表現的寫實風格給後世留下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種風氣多受宋代理學“格物致知”思想的影響，使創作者非常重視對“物”的細緻入微觀察與刻畫，重視“形似”與“格法”。 “格物致知”一語出自《大學》，其雲： “格物而後致知”。宋代理學家認為從格物、致知這兩個基本概念出發，可以衍化出一套新儒家的認識方法和修養方法。理學家朱熹認為“格物”主要指“即物窮理”，其核心思想是“窮理”，也就是在具體的事物上去考察構成這個事物的根本道理;而“致知”則指擴充套件、廣博知識，即通過格物而使自己的知識得到拓展。理學的“格物致知”只說雖然是強調即物即理，但最終的目標是去除遮蔽，返璞歸真，這一點與當時的繪畫風格是一致的。宋代花卉題材的繪畫，從總體上來說重視寫實，重視格法，但絕不僅僅是忠實地模擬自然，創作者還通過這種模擬來顯示自然萬物中蘊含的“理”，也就是客觀物理和人類社會的運動規律。這種精神促成了當時花卉寫實畫風的形成和延續，畫家通過寫生的手段，傳達花卉的生命力和不同特性，即能把握物象的外在形象，又能表達其內在的精神特質，前者體現在對花卉形象的真實塑造上，後者體現在花卉生命精神的表達上。花卉的表現不但要求“形似”，還要符合畫理，二者兼顧才能更接近寫實的內涵，才能達到對錶現物件的“格物之精”， “人之合於畫，造乎理者，能盡物之妙，昧乎理則失物之真”，這樣的創作和審美標準，也與理學家“窮理盡性”的學術思想高度一致。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有關於花卉題材的傳統版畫，其實就是以傳統花鳥繪畫為前提，經過各個歷史時期文人、畫家及工匠的共同參與，使其漸漸形成自己獨特的繪畫語言。相較於其它型別的繪畫，花卉題材的傳統版畫注重情趣，更注重藝術家個人品位和觀念的表達，它是繪畫創意與精神品格的交融和貫通。它與中國花鳥繪畫相互促進、互相吸收，充分詮釋了藝術家對美的感性認識和人格化的理想象徵，是我國傳統繪畫中不可替代的藝術形式，也成為了中國傳統繪畫藝術長廊上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