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漢語言文學在國外的發展

　  文學在國外登堂入室,成為本國學術的一部分,得益及體現於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其一,學者的專門化。“從前歐洲研究東方學的人,大半是‘海關上的客卿’、‘外交機關的通事翻譯’或‘傳教師’出身,本人既不是嚴格的科學家,也不是素來即有志研究東方學問,所以他們初期的著作,比較本國的學者,往往稍欠精確。?
　　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與之同時,“不少的西洋漢學家,每但以西洋的漢學為全個範域”,無視中國前賢及當代學者的成果。而巴黎學派諸大師的態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認為:“中外漢學大師之造就,堪稱殊途而同歸,尤以清初康熙以來,經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輩出,觀其收穫,良足驚吾歐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運用與批評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見成說。其達到真理之情形,實與西方學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對繼承前輩學者的當代中國學人,也“寄有無限之敬重與希望” 。高本漢則責成自己追隨清代學者的開路工作,而把現代西方語言學方法應用於所整理過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40年***序言中說:“高本漢先生之成此大業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討接受吾國音韻學家之結論,實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時他還認真收集中國當代學術書刊,以追蹤中國同行的研究。?
　　巴黎學派不滿於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勵深入中國內部。當時歐洲漢學家的態度有二,一是將中國文明作為與印度、埃及、希臘羅馬文明並駕齊驅的世界文明之一,視為純粹學問的智的物件,以法國為代表;一是從本國的政治、貿易等實際利益出發,英、德、俄為典型。 “研究中國古代之文化,而能實地接觸當今代表中國之人,此種幸運,絕非傾慕埃及或希臘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運而能親來享受者,沙畹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國學,有幾點絕不與多數西洋之治中國學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錄學知識真可驚人,舊的新的無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於利用新見材料,如有此樣材料,他絕不漠視;第三、他最能瞭解中國學人之成績,而接受人”。有鑑於伯希和溝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國學人的成就,傅斯年呼籲中國學者“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範圍”。?
　　傳統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學,以文獻研究為主,輔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過文獻研究歷史。此一特徵,中外一律,而中國尤為突出。因為中國有始終一貫的文字文化,儲存傳播的技術手段又相對發達,文獻的留存極為豐富廣泛。這不僅造成中國學術傳統中史學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響近代新興學科的引進發展。考古學長期以發現和印證文獻為要項,文化研究則多由文史哲學界兼祧,與歐美各國反差明顯,也令行內人莫名所以。 葛蘭言的趨新嘗試,同樣受此制約。當時“法蘭西史學界頗有欲以社會背景之研討代替舊派之著重個人心理之解釋者” ,葛氏因此想以歐洲封建社會為研究物件,後發現史料不足,才轉學中文,“因為中國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並最富有連續性”,適宜此類課題。可見其問題意識來自法國本身的歷史研究個人心理解釋法已經發揮到極致。而歐洲漢學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學派,只有極少數人開始進入中國文史學的“個人心理之解釋”階段,如沙畹對《史記》的看法。同時,葛蘭言所屬的法國社會學派的社會學並非一般而言,“反而與我們所叫做的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頗為相近。”其“社會學分析法在骨子裡,原是一種實際調查與田野研究的方法。” 葛氏曾主張以中國的鄉村文化為中心,並選擇受都市文化影響最少,最能儲存舊日文化形態***如河南鄭州一帶***的一個鄉村為研究物件。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認的機會可能更大。後來費孝通即首先避開文獻的困擾,開創鄉土社會研究的先例,然後回頭再適應中國學術,結合文獻解釋皇權與紳權。?
　　若論學術的高妙境界,則東西同理,所以古今中外學術之興替,與生理之傳承異,後來者未必居上。各領風騷數百年的大師,往往照遠不照近,只能高山仰止,無法代代相繼,更不必說長江後浪,青勝於藍。其原因不在有人無人,而是那種天才本為不世出,正所謂一線單傳,不絕如縷,非人多勢眾所能彌補。但其所昭示的軌則,懸空而實在,雖時為社會動盪所牽引,仍然萬變不離其宗,後來者不能不受此無形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