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教育基礎論文
中國現代教育在向外國學習中產生,職業教育曾受到一定重視。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考。
篇一
簡析現代中國國學教育運動形成原因破譯
論文關鍵詞：國學教育運動;原因;解釋
論文摘要：現代中國國學教育運動的形成與國家命運緊密相聯，它是苦難而命運多舛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目睹國難日深，國學地住日趨微賤，社會道德人心日漸消沉，而西方思想文化長驅直入極顯強勢的時刻，為救亡圖存，尋求中華民族出路，探索以國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如何發展做出的莊嚴而沉重的選擇。
20世紀三四十年代，隨著國學教育和研究機構的創辦，國學研究的深人開展，普通中學課程體系中國學內容滲透力度的加大和中小學讀經運動的推進，一場席捲全國教育界的國學教育運動宣告形成。這場運動聲威之大，持續時期之長，參與人數之眾，在當時實屬罕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引起了思想文化界、教育界的普遍關注，隨即引起了一場聲勢頗大、曠日持久的紛爭。對於這一場國學教育運動，積極參與細心呵護者有之，聽之任之讓其自生自滅者有之，然而揮戈上陣口誅筆伐摧之折之者亦大有人在。幾十年後的今天，結合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教育界、學術界對國學教育和研究的重視與投人，中小學讀經的嘗試與論爭，可以較清楚地認識到當年這場運動的形成是無法迴避的，有其深刻的歷史的和時代的原因。
一
自鴉片戰爭以來，歐風美雨一日比一日強勁地洗禮著傳統中國，中國傳統教育伴隨著苦難踏上了近代化的途程。中國教育近代化的深人的過程，亦即中國傳統學問淡出歷史舞臺的過程。地主階級改良派呼籲對傳統教育進行改革，林則徐等提出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裡的“長技”實際上就是西方的聲光電化等科學技術知識。西方“長技”進了中國附載在什麼地方呢?無疑附載於中國傳統教育中。這樣，西方“長技”便擠佔了中國傳統學問的地盤。在中華民族面臨著滅頂之災的時候，這些西方“長技”佔領一點地盤，中國傳統學問少一點地盤，尚未引起人們的擔憂，中國傳統學問的“小理”必須服從中華民族生存的“大理”。
洋務運動中，救亡圖存、保國保種的危機加深。聰明睿智的洋務派為了妥善處理“中學”國學概念形成前對“國學”的稱謂與“西學”的關係，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則與方法。張之洞指出:“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望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慮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歧者愈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為愈，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眾心。”他“深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內矣，’!因此，他撰寫了《勸學篇》，“《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明確地規定了西學在中國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其時，還有一些思想家、教育家提出了中西教育文化交流的原則與方法，如康有為、梁啟超提出“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嚴復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等，都沒有較好地解決當時“中學”和“西學”的關係問題，因而未能引起社會的關注。社會自上而下均比較認可張之洞所提出的描述“中學”和“西學”關係處理的方式。
然而，即使有比較好的解決問題模式，在執行上還是頗費心機的，不然的話，肯定會招來不小麻煩。在張之洞所辦的學堂，就採取比較聰明的做法，在課程表上列著有大量“中學”課程，張之洞規定經心書院“每月課以經史一次，或解說，或策論，由分教核定，分數開單送交監督與各門統計，合定等級”。人們心知肚明的是，過於強調“中學”，必定影響到“西學”的學習，而“西學”掌握不好，就會影響到保國保種、救亡圖存的大事情。但是，若是削弱“中學”的地位，一定又會招惹各種指責，恐怕會導致“西學”在學堂中的地位連根拔掉。這樣，張之洞不明確降低“中學”的地位，而是在學校教育過程中採取機智的作法，明地裡有其很高的地位，實際上釜底抽薪。他創辦的經心書院的做法是“將原設經解、史論、詩賦雜著等科，一律改作學生課外研讀”。考試則流於形式，學校的獎學金等，均按“西學”的考試成績確定。張之洞如此舉動，沒有引起社會的過激反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的作法比較明智;二是他是封疆大吏，權臣要員;三是其時上中層社會大都領略到了“西學”的厲害，認識到如不借助“西學”，中國真的要亡國滅種。
到“新政”實施以後，中國教育近代化的程序提速，清廷前後制訂了“壬寅學制”、“癸卯學制”，宣佈實施四年義務教育，廢除科舉制度，成立新型教育行政機構—學部制訂女子學堂章程等等，“中學”一步步退讓，“西學”一步步進逼。明智的督撫們為了蟄伏人們的擔心與優慮，在一些省會建立“存古學堂”，作為挽救“中學”的堡壘。學部還制訂了《存古學堂章程》、《修訂存古學堂章程》，將存古學堂分經學、史學、詞章三門，主要課程有經學、史學、詞章學、諸子學等，學制“比照他項學堂定作中等五年，高等三年，以資深造”。希翼“修明古學之人，即為將來經師大儒之選”。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力挽“中學”的掩人耳目作用。
“新政”前的官學課程表上近似於聾子耳朵的“中學”課程還擺在上面，義學、家塾基本上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書院情況稍稍有所不同，少數書院如格致書院等較早完成近代轉型，傳授西方聲光電化知識，而大部分書院照樣我行我素。如鴉片戰爭燒煙之地的廣東，其廣州菊坡精舍仍強調“以時藝課士，此間向仿學海堂例，試以經、史、詩賦，不拘體格，稗得各盡所長，務為根抵之學”。陳澄對學生說:“讀《經》、《史》、《子》、《集》四部書，皆學也，而當以《經》為主。南方的私學、書院尚且如此，內地的情形自然不難想見。
自洋務運動到“新政”實施，官學中“中學”的地位雖有明顯降低，但私學和書院中“中學”的地位仍然十分堅挺，不致於造成對“中學”地位失落的擔憂和對“西學”強勁發展勢頭的恐俱。不過，中上層社會之所以對“新政”時期推進“西學”力度加大的憂慮未予表露，可能另有它因。他們認識到“中學”與皇權繫於一體，只要“中體”尚存，就不愁“中學”會在傳統教育地盤上蒸發。再者，其時民變四起，內憂外患，也使得他們無暇顧及“中學”的地位間題了。清王朝壽終正寢，鞏固與振興“中學”問題，移交給了中華民國。所以，倘若中華民國政府仍然執“中學”的地位失落於不顧的話，國學教育運動形成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二
中華民國建立伊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總長，制訂出“壬子·癸丑學制”、“壬戌學制”，對清末教育制度作了根本性的改革。他在1912年1月19日，即啟用中華民國教育部印信的當天，以教育部的名義，頒佈了兩個重要的法令，一個是《普通教育暫行辦法》，一個是《普通教育暫行課程標準》。前者明確規定，各種教科書，必須符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末學部頒行的教科書;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廢止舊時獎勵出身制度。後者規定了初小、高小、中學和師範學校的課程設定，以及各科周教學時數。初小的科目主要有修身、國文、算術、遊戲體操;另“視地方情形，得加設圖畫、手工、唱歌之一科目或數科目”;高小在初小基礎上再加上中華歷史、地理、博物、理化，女子加課裁縫;亦“視地方情形，得加設唱歌、外國語、農、工、商業之一科目或數科目”。中學覆在高小基礎上加手工、音樂、法制、經濟;“女子加課裁縫、家政”師範與中學的課程別無二致。中小學課程中，國學已經沒有什麼地位可言，而且不像張之洞那樣對“中學”羞羞答答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是旗幟鮮明地直言廢止經科，其中諸如“中華歷史”、“地理”之類的課程，國學已經淡得沒有什麼味道了。大學生雖然可以讀經，但蔡元培亦明確指出，大學亦取消經科，這不是因為大學生不可以讀經，而是因為經學分解到了哲學、史學諸科之中，已無單獨存在的必要了。不過，即便是大學的哲學、史學之類，經學之類的國學，已經是各該學科中的一部分了，並沒有單獨設立，自然沒有獨立的地位。
1912年3月2日，教育部通告各省:高等以上學校一律禁止讀《大清會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和《國朝事實》等有礙民國精神的書籍。這樣，國學在大、中、小學的地位的確是削之又削，幾乎是到了蕩然無存的地步。
私塾的情況如何呢?中華民國時的教育部對私塾的態度非常強硬，私塾必須進行現代化改造，塾師必須到諸如師範學校或師範傳習所之類的教師教育機構接受培訓，必須停止向學生兜售“詩云子日”之類的貨色，教科書必須是中華民國教育部認可的，科目必須與相應的學校一致。清末私塾成了“中學”教育的頑固堡壘，中華民國時期的私塾因為國家普及四年義務教育，對私塾資源有所依重，但私塾必須完成現代化改造，否則寧可摘掉牌子，使之關門大吉。
192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頒佈“壬戌學制”。這是20世紀上半葉實施時間最長的一個學制。這個學制並未涉及到國學教育問題，足見主要是順著“壬子·癸丑學制”的路向，由它自生自滅去。值得注意的是，“壬戌學制”所確立的7條“標準”如下:“一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二發揮平民教育精神;三謀個性之發展;四注意國民經濟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於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縮餘地。這“標準”與美國進步教育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本身就是“舶來品”，字裡行間都流露出對西學的青睞。“壬戌學制”頒行後，給國學帶來的是中小學生對國學更加隔膜，他們幾乎沒有與國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接觸的機會。從北京第一實驗小學1922--1928年間的課程看來，6年間開設的主要課程有公民科、國語、數學、歷史含地理、理科及英語、體育、圖畫、樂歌等。其中的歷史第一學年為“家庭學校的設定和自身的關係”，和理科一起佔全學年總學時的11%;第二學年講授“關於鄉土的實地觀察及故事談話”，與理科一起佔全學年總學時的12%;第三學年內容相同，“但範圍較廣程度較深”，明確佔全學年總學時的4%;第四學年講授“本國史事要略”，佔5%;第五學年講授“本國開化史”，佔7%;第六學年講授“與淚國有關係的世界史”、“本國開化史”，佔7 %。根據蘇州實驗小學1932年各級學科時間支配表來看，該校各年級開設的課程有文學、閱書、綴法、書法、算術、常識、工藝、美術、音樂、體育、早操、談話和選科等課程，並無與國學直接相關的課程。如果到中學仍不接觸國學的話，恐怕將來就沒有與國學接觸的機緣。
中華民國建立以來教育方面的一系列改革舉措，幾乎無一例外都是針對著國學來的，每一舉措都對國學的地位有所削弱。尤其是《普通教育暫行辦法》14條。恰如蔣維喬所言:“此區區十四條通令，革除前清學制之弊，開新學制之紀元，於全國教育停頓，辦法紛歧之時，賴此通令，得以維持，其影響實非淺鮮。舒新城也評價說:“當年之教育設施，全賴此十四條維持之。其影響不可泛視也。
中華民國教育部的改革舉措，使得國學的地位削之又削，加之一大批留學歐美、日本的學生先後歸國，而且相當多的進到了國家重要文化教育部門，經他們一鼓搗宣傳，西學簡直是長驅直人，在社會上十分吃香。葉聖陶曾描繪西學在中國的影響，說:“小學生讀外國語，在上海是很通行的，最簡陋的‘弄堂學校’裡也列有英語的科目。……他們豔羨那些‘洋行買辦江白度’，以為‘江白度’的條件是能說外國語，便奉外國語為絕頂重要的科目，父詔其子，師勉其弟，‘你要用心把外國語讀通才好啊，否則便不能伺候你的外國主人’。
對於傳統國學在大中小學和社會上地位失落的深度優慮者，大有人在。他們似乎比以前更加優心忡忡，擔心中國長此以往，不但是亡國的問題，而且是亡文化。亡國有文化在，國終究有復興的希望;亡國又亡文化，國家則將陷人萬劫不復的境地。這一觀點集中的代表者，首當推清末革新巨人康有為。1913年下半年，康有為所撰寫的《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就表達了他對國學地位失落的深度優慮。文章開宗明義:“凡為國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風俗，深人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膚，鑄冶其群俗，久而因結，習而相忘，謂之國魂。康有為在文章中全面闡述了他的優慮，其中有很多方面證明他已經與新時代格格不人，對新時期的各種改革十分忌恨，但對盡棄國學這一點，還是不無道理的。他指出:“蓋吾國人鄙棄中國之心太盛，於是並國學之粹美而棄之，則不擇他學之淫昧侏儒而敬奉之矣。豈惟文學，凡百一切，其為中國者，則不擇其是非美惡而棄之，凡為外國者，則不擇其是非美惡而師法之。其始起於遊學之士，其繼被於全國之人，以為吾不用一二日文，恐人謂我不能外學也。不知其然，不究其故，風靡盲從，有若病狂。磋呼!何以吾國四萬萬之人而風狂如此也。對此情此狀，康有為極為痛心，認為“假令吾為野蠻小國，一無所長，則捨己從人，以求良美可也。若吾中國，自創文明者也，五千年來，聖哲之精英無量數，豪傑之心肝無量數。”他斗膽下了一個斷語:“吾中國若自立不亡，則十年後必恥用日文矣;若猶用之而不恥，則十年後中國亦必亡矣。”中國憑什麼“自立”呢?這從丹麥、瑞典“暱近於德國，百器皆待於德，工商皆多德人，而丹麥之語言文字禮俗學術，斤斤自立，不肯少舍以從人”，難道他們不知道“廢其國文，改學德文，其於謀生計，與交國際至便而增益”嗎?他們自立的基礎是對國之語言文字禮俗學術“不肯少改者，挾其百數萬之國民，費日敝精，以學此五十餘萬冊之國文，此其所以立國之本也”。由此推論，康有為認定中國“自立”的基礎當是中國“語言文字禮俗學術”。他說:“吾中國人民百倍于丹、瑞，而自棄其國文，吾甚恥不如丹、瑞，而恐中國之不能立也。” 過去，學術界多將康有為這篇文章的發表，視為他思想退為保守，停滯落伍，憎恨改革的代表作，因而對文中強烈的對國家民族前途的憂患意識，對文化教育發展的良多建議都一概否定掉了，顯然失之偏頗。
康有為的《中國顛危誤在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說》絕非一時興之所致為之，代表著相當一部分學者對中華民國初年改革的優慮，對中國文化何去何從的思考，自然是現代中國三四十年代國學教育運動興起的誘因之一。
三
清末在“中體西用”思想指導下開始向西方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文化，向東西洋派遣了大量留學生，尤其是清末“新政”時期向日本派出了數千名學生，向東西洋尋找救國之道，希冀振衰起微，發奮圖強。留學生的品流很雜，按當時人士的分類，一為文士派，只知讀書，不管其他;二為尚外派，以為外國的一切皆好，中國的一切皆不足論;三為流學派，隨波逐流;四為名譽派，沽名釣譽，濫竿充數，以為留學鍍金，即可身價十倍;五為求學派，具改良之思，抱救國之念，專心向學，務求實得。其中立志報國者，無不以西方科學文化為利器。大批留學生在新文化運動中學成歸國，並在教育界、思想文化界大多高居要位，影響迅速擴大。中國留學生每年進人哥倫比亞大學的，經常有300人之多。據稱，民國初年到南京國民政府崩潰前夕的30多年中，在該校畢業的有上萬名中國留學生。僅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留學生，在中國頗有影響的就有郭秉文，中國留美學生第一個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者，曾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胡適受業於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門下，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領袖之一;陶行知從伊利諾斯大學轉到哥倫比亞大學，亦師從杜威，是中國現代著名平民教育家;孫科從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後轉人，主修政治、經濟及理財，歸國後成為國民政府要員。此外，還有宋子文、蔣夢麟、張伯荃、陳鶴琴等民國時期政界、教育界風雲人物。他們的歸國並在中國文化教育界、政界產生至廣至大的影響，亦使社會對歐美文化推崇備至，褒獎有嘉。有錢有勢的家庭，大有不將女子送去接受歐風美雨洗禮勢不罷休之勢;青年大學生，甚至高中生的志向也大多是“留洋”。相比較之下，國學教育門前冷落車馬稀，相形見細。這種態勢也使得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對國學前景備感擔優。
20世紀初中國思想文化界、教育界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引起了洶湧澎湃的科學民主思潮。這股強勁的思潮中的“弄潮兒”大多是留學東西洋的青年知識分子。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農、吳虞等，對中國傳統文化、專制制度不遺餘力的批判，更使得國學教育門可羅雀。錢玄同還提出了欲廢止封建專制制度，對封建專制思想進行徹底清盤，首先當廢止中國文字，因為中國文字是那些腐朽制度和腐朽思想的載體。蔡元培聽了錢玄同的高論後說，道理上很好聽，實際上行不通。國學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尷尬局面於茲不難想見。
20世紀初期使國學地位慘跌的事件還有杜威、羅素、孟祿、柏克赫斯特、推士等歐美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在新文化運動中或稍後來華。歐美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地位已經如日中天，杜威等的來華，再次掀起歐美教育的高潮。杜威來華將近兩年，中國一大批一流學者前呼後擁，全程陪同，胡適、劉伯明、蔣夢麟、鄭曉滄等放下手中的活計，為杜威做翻譯，北京《晨報》等新聞媒體跟蹤報道。杜威在中國在中國作學術報告共115場，內容主要是西方科學與民主。與杜威來華時間稍晚，羅素於1920年9月來華，到次年7月告別，前後約10個月，但在病榻上呆了4個月，在中國講學場次雖然比杜威少得多，但與中國的知識精英和各界人士仍有廣泛接觸，他以特有的視角，深邃的思考，對中國問題進行了細緻考察和分析，“為中國的前途提出了誠摯的建議和美好的祝願”。羅素在1921年7月11日的告別演講中，提了兩點“覺得非常明白”的建議:“第一，中國不應統括的採用歐洲文化;第二，中國傳統的文化，已不能適應新需求，不得不對嶄新的讓步。他強調“中國到自由之路”“需要新式的教育”，“要普遍的和新式的，不應和從前一樣，只有少數人有讀書的特惠，也不應只讀讀古書就算學問;必要普及科學的。科學又不是僅僅理論的，須知近代實業經濟有密切的接觸。”羅素的看法雖然比較公允，但還是偏重以西方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為中心的“西學”。羅素與杜威和其他美國學者相比，影響是要小得多。因而西方學者來華講學使中國再次形成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教育的熱潮，對日趨冷落的國學教育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自進人中華民國以來，一系列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舉措，直接導致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教育在中國教育界佔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從這一段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過程看來，教育上每每向前推進一步，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教育就發生膨脹，中國傳統文化的地盤就失落一部分。非但如此，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在很多人士看來，中國傳統的價值體系分崩離析，社會道德淪喪，爾虞我詐，弱肉強食，各種社會矛盾加劇—這些表象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失落有著直接關聯。因此，一部分有強烈憂患意識的教育家、文化名流由擔心逐漸轉而採取行動挽救國學，藉以緩解上述糾纏在一起復雜棘手的社會矛盾。1922年北京大學籌設的研究所中開闢了國學門，1925年清華學校等國立大學建立研究院國學門或傳統文化研究和教育的機構。緊接著，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嶺南大學等教會大學，也相繼設立了研究國學的專門機構。這些國學研究機構的成立，表明精英知識階層已經注意到了在中國教育現代化過程中拯救國學的問題，但影響的圈子還比較小，尚不足直接促使形成國學教育運動。
在教育界產生廣泛影響的事件是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的調查考察。南京國民政府鑑於美國教育對中國至深至巨的影響，遂請第三者—以歐洲國家為主體的教育考察團來華考察。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於1931年9月30日抵達上海，先後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縣、浙江杭州、江蘇無錫、蘇州、鎮江和廣東廣州等地考察教育。十二月中旬結束。1932年12月，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報告書《中國教育之改進》由國立編譯館翻譯出版。戴傳賢、朱家譁分別為該書作序。“報告書”指出:“外國文明對於中國之現代化是必要的，但機械的模仿卻是危險的。”極力主張中國的教育應構築在中國固有的文化基礎上，對外來文化，特別是美國文化的影響，抨擊甚力:“現代中國最顯著的特徵，即為一群人所造成的某種外國文化的特殊趨勢，不論此趨勢來自美國、法國、德國，或其他國家。影響最大的，要推美國。中國有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只曉得摹仿美國生活的外表，而不瞭解美國主義系產生於美國所特有的情狀，與中國的迥不相同。”還深刻地挑明:“中國為一文化久長的國家。如一個國家而犧牲它歷史上整個的文化，未有不蒙著重大的禍害。
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報告書《中國教育之改進》的公開出版，調查時間雖短，卻能切中時弊，道出了人們十分優慮痛心疾首而又無從下手解決的問題，因而與孟祿、推士等美國教育家、科學家在中國的調研相比，影響的力度、深度和廣度明顯大得多，“在教育界引起廣泛注意”。以後中國教育界出現的國學教育運動，諸如廣東、湖南的中小學讀經、幾家國學專修館的誕生，乃至於江西的“新生活運動”中某些復古性質的“四維八德”等教育內容的再次粉墨登場，都與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的考察和報告書《中國教育之改進》的出版有著前因後果的關係。最直接的影響是給無錫國學專修館以極大的鼓舞。無錫國專創辦於20世紀20年代，請國學大師唐文治為館長。唐文治欣然應允，宣佈“以救正人心，復興中國文化，發揚民族精神為本”的講學宗旨。後來略變辦學宗旨，改為“研究本國曆代文化，明體達用，發揚光大，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唐文治長國專最為欣慰的是，國際聯盟教育考察團代表唐克爾·培根參觀後發出這樣的感慨:“我們來中國看過很多學校，讀的是洋裝書，用的是洋筆，充滿洋氣。這裡才看到純粹中國文化的學校，才看到線裝書和毛筆桿。”並予以高度評價:“貴校為研究‘國學’之最高學府，負有儲存固有文化之責，與普通學校之使命不同。稍後，《國專季刊》對此事還有詳細報道。使得無錫國專師生躊躇滿志，均以“繼絕學”自命，“痛舊道德之淪喪，新文化似是而非”，“深願以淑人心，扶世道，救中國”。此後，國學教育形成熱潮，無錫國專遂成為中國現代國學教育的重鎮，河南也成立了專門的國學專修館，公私立大學亦設立機構推進國學教育與研究，普通中小學國學課程課時增加，一些中小學還宣佈讀經。
國學教育運動形成的原因與國家命運緊密相聯，是國家危機日益加重，以國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地位日趨微賤，社會道德人心日漸消沉，而西方思想文化長驅直人“物極必反”的必然反應，也是一部分具有強烈憂患意識和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救亡圖存，探索中國文化出路做出的莊嚴而沉重的選擇。
篇二
知識經濟與現代教育技術的發展
一、知識經濟呼喚教育要深刻變革
1996年，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提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的概念。有學者認為，知識經濟就是以知識和資訊的生產、分配和使用為基礎，以創造性的人力資源為依託，以高科技產業為支柱的經濟。知識經濟的特點可歸納為：
1知識和資訊成為重要的資源和財富。
2具有創新能力的人力資源在經濟發展中具有特殊的價值。
3高科技產業成為經濟中的主導或支柱產業。
4地域、部門之間的差異，主要表現為對資訊和知識的產生、傳播、使用能力上的差異。
知識經濟對教育領域也發起了全球性的衝擊，新的教育革命是世界各國，包括髮展中的國家，都要面臨的挑戰。要在這次衝擊中要想立於不敗之地，關鍵是要著眼未來，立足現實，找住機遇，創造自己的優勢，我國教育領域要高度重視這場革命，及時把握住剛剛開始的歷史機遇，及早研究對策，做好思想、人才和技術上的準備，以贏得未來教育的主動權。江主席強調：“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於我們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
人是知識的創造主體，也是知識創造的目的。在知識經濟社會中，教育是以培養創新人才為目的，其社會投資主要是人才的投資。人才的質量將成為一個企業、部門乃至一個國家成功的關鍵。從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微軟公司的崛起、比爾·蓋茨成為世界首富，都說明了知識與擁有知識的人才的力量。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創新是知識經濟的靈魂。知識經濟的來臨，呼喚著教育必須進行深刻的變革。學校必須培養更多具有創造思想和創造能力的人才，這些人才必須具有較強的資訊能力、思考能力、創新的意識和創造的能力。這就是要求學校必須探索和構建創造教育”的新模式。
二、深刻理解教育技術內涵，搶佔當代教育的制高點
“現代教育技術是當代教育的制高點。誰搶佔了這個山頭，誰就在新世紀中處於有利的位置。”見1998年5月16日《中國高教育報》“制高點專題新聞”發刊詞《勇立潮頭》因此，學校必須在教育和教學過程中，充分應用現代教育技術，挖掘學生的創造潛力，提高學生的創造意識，訓練和強化學生的創造能力。
現代教育技術是當代教育的制高點。何謂“制高點”?站立其中，可以縱觀全貌，總攬全域性，控制大局。教育技術之所以成為教育改革的制高點，是因為它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搶佔了這個制高點，可以帶動教育領域各個方面的發展，包括教育思想、教育觀念的更新，對教育制度、教學內容、教材形式、教學手段和方法以及教學模式、教學理論都將產生深刻的變化。
“制高點”者，兵家必爭之地也。教育技術是現代教育的制高點，這就意味著，現代教育技術是教育改革必爭之地。在戰爭中，沒有勇氣搶佔制高點的將軍是個懦弱的將軍，在教育戰線，沒有勇氣搶佔制高點的領導和教師是不稱職的。
搶佔制高點是一場攻堅戰。在戰爭中搶佔制高點要有一支英勇的尖刀班、先鋒隊。在搶佔教育改革制高點中，這個尖刀班、先鋒隊就是全國1000多所中小學現代教育技術實驗學校、開展語文“四結合”教學改革試驗的學校以及開展各項教育技術應用實驗的學校，還有各級教育技術專業隊伍和廣大積極應用現代教育技術的學科教師。因此，每一位教育部門的領導、學科教師、教育技術專業工作者，都應具有勇立潮頭，敢當尖兵的氣概，都要意識到自己作為搶佔現代教育制高點的尖兵、先鋒隊所擔負的時代責任感。
在戰爭中，要搶佔制高點是要流血犧牲、付出代價的。在教育改革中攻佔制高點，不會丟掉性命，犧牲的僅是舊的觀念、舊的方法，但輸入的是新鮮的血液。
搶佔制高點是要有策略、要講戰術的。所以攻佔教育改革的制高點也要注意運用策略和方法，要加強學習，要學習先進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論和先進的技術。每個教師除了要掌握專業知識，還要認真學習先進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論和資訊科技，尤其是要真正理解素質教育的思想，真正理解現代教育技術的內涵。以一種積極的態度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充分發
揮現代教育技術的優勢，探索並構建“創造教育”的新模式。
美國教育傳播與技術協會AECT1994年曾對教育技術作出新的定義。這一定義對推動我國教育技術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指導和促進作用。但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為了更好地結合我國的國情，深刻理解教育技術的內涵，正確應用現代教育技術，我們認為必須強調：教育技術是在先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論的指導下，充分利用現代資訊科技，通過對教與學過程和教與學資源的設計、開發、利用、評價和管理，以實現教學優化的理論和實踐。在這裡，我們強調：
1.教育技術必須以先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論為指導;
2.教育技術是以資訊科技為手段，要真正發揮資訊科技的優勢;
3.教育技術是以教與學的過程和資源為研究與工作的物件，並以優化教與學過程和教與學資源為目標，因此，教育技術既要重視“教”，更要重視“學的“過程”和“資源”的研究開發。
4.教育技術是以系統科學方法作為方法論基礎。教育技術的工作內容包括對教與學過程和資源的設計、開發、應用、評價和管理。
要搶佔現代教育的“制高點”，要使教育技術真正在推進素質教育的實施，培養適應知識經濟時代要求的創造性人才中發揮作用，作出貢獻，其關鍵是應用現代教育技術，探索和構建“創造教育”的新模式。
三、應用現代教育技術，構建創遭教育新模式
創造教育是指以培養具有創造性思維和創造能力的人才為目標所進行的教育活動，創造教育是素質教育的歸宿。
創造思維是指以解決問題為前提，用獨特的思維方法，創造出具有社會價值的新觀點、新理論、新知識、新方法的心理活動過程。創造思維有兩個層次，一是科學創造層次，如科學家、發明家提出新的學說、發明新的產品等。二是個體自身潛能的開發和發展層次，對於中小學生，其創造性並不是要像科學家、發明家那樣要完成一項具確“特殊意義的產品一
種理論。思想或一種成品，而是指對學習者個體自我潛在智慧有意義的開發和發展。這種層次的創造思維能力是第一層次的基礎。
創造能力是指實現創造思維所提出的新思想並形成社會或物質產品的能力。創造能力的形成，必須具備良好的思想素質，具備良好的文化、知識基礎。在資訊社會中，還必須具備良好的資訊能力。
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創造能力的目標，就是通過現代教育技術的應用，使學生形成積極的求異、敏銳的觀察、豐富的想象、個性的知識結構的品質。培養學生掌握資訊獲取、分析、處理、交流應用的能力。
應用現代教育技術的任務就是要為學生提供一個有利於學習者觀察、思考、比較的資訊化教學環境，開發有助於創造教學的軟體資源，培養具有創新意識的現代化的教師隊伍，開展教學試驗，探索並構建創造教育的新模式，開展專題研究，探討創造教育的規律。其中應用現代教育技術，構建“創造教育”的新模式是核心。
教學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學理論和學習理論指導下，在某種教學環境和資源的支援下，教與學活動中各要素之間穩定的關係和活動程序結構形式。要建構新型教學模式，必須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以先進的教育思想和學習理論作指導
2要真正發揮教育技術優勢
3要轉變教學過程要素的關係
4要改變教學程序結構
5要認真進行教學設計
一構建新型教學模式的理論墓礎
任何一種教學模式，總是受到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與學理論的支配。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在教育領域中受應試教育的影響，在教學過程中，形成以教師為中心，以滿堂灌輸的方式傳授書本知識，忽視學生的主體作用，忽視對學生能力和情操的培養。在學習理論上，受行為主義理論的支配，只把學習者看作是對外部環境刺激作出被動反應者，忽視學生的主
觀能動性的發揮。把學生作為知識的灌輸物件。要應用現代教育技術，構建新型教學模式首先是要以推進素質教育，培養創造型人才為目標。新型教學模式首先必須能體現素質教育的總目標。
怎樣才能體現素質教育的目標，這就必須要深刻認識和克服“應試教育”的弊端，在教育中注重“三個發展”，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三個發展就是指全面發展、全體發展和個性發展。全體發展是強調素質教育必須“著眼於受教育者群體”，“面向全體學生”，全面發展是強調素質教育是為了提高整體素質，防止片面發展，以“全面提高學生的基本素質為根本目的”。個性發展是要“注重開發受教育者的潛能”，挖掘和開發學生的創造能力。
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IESCO提交的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中指出：面向21世紀教育的四大支柱，就是要培養學生學會四種本領，通常可用四個L來表達：
1學會認知1earning to know，運用現代教育技術的方法來培育學生學會運用認知工具求知，學會發現問題，學會探究知識，學會建構知識，也就是要學會繼續學習的本領;注重培養學生認知方法，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引導學生通過發現、探究和意義建構的途徑獲取知識。培養學生的繼續學習能力。
2學會做事1earning to do，既要學會實踐，更要學會創造。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就要重視建造可供學生參與的環境，激發學生興趣，使學習者通過與環境的互動作用，通過實踐，通過做來獲得知識和能力。
3學會合作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要培養學生學會與他人共同生活，就是學會合作生活，合作學習，從過去的集中教學方式到個別學習方式，到現在提倡的協商學習也稱合作學習。
4學會生存1earning to be，學會生活、學會自身的發展。應用現代教育技術，要重視發展性教學，建立“知識。能力一情操”三維課堂教學目標，應用現代教育技術，不僅用於傳授知識，還注重能力和高尚情操的培養。
四大支柱正是素質教育的目標，“使學生學會做人、學會求知、學會勞動、學會創造、學會生活、學會健體、學會審美。”
素質教育思想是構建新型教學模式的出發點，但同時我們還必須遵循學習者學習的心理規律。隨著心理學家對人類學習過程認知規律研究的不斷深入，許多教育工作者在教學過程中，強調要注意學習主體的內部心理過程，把學習者看作是資訊加工的主體，積極把認知學習理論引人現代教育技術應用實踐中。近年來，由於多媒體技術和網路技術應用於教學過程中，打破了傳統教學模式的束縛，為學生的參與提供了有利的條件，為學習者提供了豐富的、生動的學習資源，為學習者提供了許多發現知識、探究知識和表達觀點的有力工具。因此，認知學習理論的一個重要分支——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引起許多國家教育工作者的關注，其原因是多媒體技術和網路通訊技術的許多特性，特別適合於實現建構主義學習環境，因此，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建構基於建構主義理論的教學模式，日益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來源於關於兒童認知發展的研究，由於個體的認知發展與學習過程密切相關，因此，利用建構主義可以比較好他說明人類的學習過程的認知規律。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1896一1980認為，知識既不是客觀的東西經驗論，也不是主觀的東西活力論，而是個體在與環境互動作用的過程中逐漸建構的結果。他還認為，認識的生長不僅僅是經驗的結果，而強調是個體在認知生長過程中的積極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基本觀點可歸納為：
1認識是在認知主體學習者與客觀環境社會文化情境和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
2認識的發展是通過對認知結構的不斷進行意義建構中獲得的。
3建構過程的發展是螺旋形上升的。
因此，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要真正獲得知識，主要不是通過教師傳授得到的，而是學習者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情境下，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源，通過與其他人教師和學習夥伴的協商、交流、合作和本人進行意義建構方式獲得。基於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具有如下特徵：
1強調創設情境並使學習者進人情境
2強調為學習者提供多種資源，讓學生自主學習和進行問題的探究
3強調組織學習者之間進行協商學習活動
4強調組織學生運用語言和文字進行表述
教育工作者的關注，其原因是多媒體技術和網路通訊技術的許多特性，特別適合於實現建構主義學習
環境，因此，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建構基於建構主義理論的教學模式，日益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來源於關於兒童認知發展的研究，由於個體的認知發展與學習過程密切相關，因
此，利用建構主義可以比較好他說明人類的學習過程的認知規律。心理學家讓·皮亞傑Jean Piaget，
1896一1980認為，知識既不是客觀的東西經驗論，也不是主觀的東西活力論，而是個體在與環
境互動作用的過程中逐漸建構的結果。他還認為，認識的生長不僅僅是經驗的結果，而強調是個體在認
知生長過程中的積極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的基本觀點可歸納為：
1認識是在認知主體學習者與客觀環境社會文化情境和自然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
2認識的發展是通過對認知結構的不斷進行意義建構中獲得的。
3建構過程的發展是螺旋形上升的。
因此，建構主義認為，學習者要真正獲得知識，主要不是通過教師傳授得到的，而是學習者在一定
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情境下，利用必要的學習資源，通過與其他人教師和學習夥伴的協商、交流、合作和本人進行意義建構方式獲得。基於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具有如下特徵
1強調創設情境並使學習者進人情境
2強調為學習者提供多種資源，讓學生自主學
習和進行問題的探究
3強調組織學習者之間進行協商學習活動
4強調組織學生運用語言和文字進行表述
5強調學生進行意義建構
這裡的“協作”是指學習者合作蒐集與選取學習資源提出問題、提出設想和進行驗證，對資料進行分析探究，發現規律對某些學習成果的評價。“意義建構”是指學習者對事物的性質、特徵、現象的概括，對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絡和規律的歸納。
二發揮現代教育技術優勢，把資訊科技作為認知工具，為學習主體建造發揮創遣潛力的教與學的環境
要應用現代教育技術構建創造教育的新模式，我們首先要擺脫把資訊科技裝置僅僅作為一種播放工具，用來傳授知識的觀念，而要把它作為學生的認知工具，通過學生的參與，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提高學生的創造能力。現代教育技術在構建新型教學調學生進行意義建構
這裡的“協作”是指學習者合作蒐集與選取學習資源提出問題、提出設想和進行驗證，對資料進行分析探究，發現規律對某些學習成果的評價。“意義建構”是指學習者對事物的性質、特徵、現象的概括，對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絡和規律的歸納。
二發揮現代教育技術優勢，把資訊科技作為認知工具，為學習主體建造發揮創遣潛力的教與學的環境
要應用現代教育技術構建創造教育的新模式，我們首先要擺脫把資訊科技裝置僅僅作為一種播放工具，用來傳授知識的觀念，而要把它作為學生的認知工具，通過學生的參與，培養學生的創造思維，提高學生的創造能力。現代教育技術在構建新型教學模式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1利用多媒體資訊整合技術，創設和展示有意義的情境，提高學生的求異和洞察能力。要使學生全身心投入學習活動，就必須讓學生面臨對他們個人有意義的或有關的問題。傳統的學校教育，往往把學生與生活中的現實問題隔絕開來，這種隔絕對意義學習構成了一種障礙。利用教育技術的優勢，創設一些對學生來說是現實的，同時又與所教的課程相干的問題，這些問題與情境包含有多種形式，包括事實性、意境性、示範性、原理性和探究性的情境。尤其要充分利用多媒體技術、教師區域網絡和互聯網路技術的優勢，創設生動的社會文化、自然情境。創設情境的目的不僅是告知學生…這是什麼，”而是要讓學生通過觀察、思考、比較、分辨，理解它有什麼特點，幫助學生思考“為什麼?”，比較事物的相似性和特異性，發現事物之間的聯絡。
2利用大容量儲存技術，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資源，利用圖形化互動介面技術，建造良好的自主學習環境。新型教學模式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教師應關注促進學習者的自主學習，在組織安排教學過程時，不是把大量的時間用於組織和講解教案上，而是應放在為學生提供學習所需要的各種資源上，把精力放在簡化利用資源所經歷的實際步驟上。我們可以利
用CD一ROM光碟提供形式生動活潑、內容豐富、資訊量大、具有互動功能的學習資源。可以利用網路系統，共享資源，讓學生學習如何從多媒體教學軟體中，從區域網絡或網際網路絡中獲取資訊、得到多種學習材料，培養學生自主進行學習的能力。讓學生通過查詢、檢索、探究並解決問題。把學習資源作為學生進行分析、思考、探究、發現的物件，以幫助學習者理解原理，並掌握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步驟。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學習如何從資源中獲取資訊、分析資訊的能力，培養學生善於發現和提出問題，學會如何進行問題探究，並利用資源材料解決問題。
3利用資訊組織結構的超連結技術，建造符合人類聯想方式的超文字資訊組織結構。培養學生學會利用多樣化的學習路徑，從多方向、多角度、多起點、多層次、多結果等多方面地思考問題，並在多思路的比較中，形成創造性的思路。
4建立模擬實驗環境，計算機技術可以設計許多模擬實驗，通過輸入必要的引數，或者通過學生互動操作，進行模擬實驗，通過輸入不同的引數，觀察不同的實驗結果，進行分析比較，學習科學探究的能力。
5利用網路傳輸技術，實現資源共享，實現協商學習。利用多媒體教室網路系統這類系統，通過資源共享方式，使全體學生共同觀察一個典型事物，通過教師的調控，教師可以監看到學生的學習情況，師生之間可以互相通話、教師及時對學生給予指導。學生之間也可以進行分組討論，彼此之間進行交流，表述觀點。對同學的學習結果進行分析、評價。引導學生學會通過網際網路絡對遠端資源的查詢、分析和利用，利用網路、進行通訊、交流，培養資訊應用能力。
6利用各種工具、平臺，讓學生利用平臺創造作品。例如學生可以通過漢字輸入、表格處理、圖形變換等方式讓學生把所觀察和思考的結果輸入計算機中，用文字、表格、圖形等方式，把對觀察和思考、協商、討論的意見作出歸納、概括，進行意義建構，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識結構。利用幾何畫板進行數學、物理問題的探討。利用作圖、作曲工具，培養學生的藝術創作能力用整合工具，培養學生的資訊組織能力。
應用現代教育技術，可以把課堂以教師為中心的傳授式的教學過程，變為以學生為主體，在教師的指導下進行探索性的學習過程，通過“訪問”和“表達”，本身就是一個發現問題、思考問題、積極探求解決問題的學習過程，這一過程需要學生具有創造意識、平等意識、積極參與和探索的精神。
三努力實現教學過程要素關係的轉變
教學過程的要素包括教師、學生、教材內容和媒體四個基本要素。建構有利於創造教育的新型教學模式，必須要實現教學過程要素關係的轉變。
1教師角色的轉變，由以教師為中心的講解者轉變為學生學習的指導者和活動組織者;
2學生地位的轉變，從被動接受的地位轉變為主動參與、發現、探究和知識建構的主體地位。
3教學內容的轉變，教學過程不僅僅傳授課本知識，還要重視能力的訓練和情操的培養，尤其要重視學習能力和學習方法的培養。
4媒體作用的轉變，由作為教師的講解的演示工具轉變為學生的認知工具。
教學過程要素關係的轉變，必然引起教學程序結構的轉變，由以教師為中心的邏輯講解傳授式 。
篇三
教育對中國現代化程序的制約
小平同志曾經說過：“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裡我主要是講政治思想教育”。筆者在本文中借用這一說法時，將其範圍延伸，從十年擴大到五十年，從政治思想教育擴大到整個教育體系，但結論保持不變。因為又是十年過去了，我們終於聽到了“素質教育”、“聯合辦學”等教育改革的腳步聲。然而，教育的根本意義、目的、內容、方式這些方向性、原則性的問題，卻未見到充分的探討。而這些基本問題沒有解決，沒有全民族的共識，單憑“減輕學生的書包”恐怕不能支撐起我們民族的現代化，從而也恐怕不能減輕壓在中國幾代人心頭的“富強自由”的夢想的壓力。筆者試圖拋磚引玉，以此拙文就教於方家。
一、教育系統的雙重功能
中國文明成為古代世界諸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悠久文明，傳統教育功不可沒。截止近代以前，中國的教育體系是世界上規模最大也是最受崇敬的教育體系。中國的聖人孔子，首先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的“有教無類”思想，是當時最進步的教育思想;自宋明以來的“學校”教育制度，是傳統社會最完備，最開放的教育制度。
教育系統有兩種社會功能，一種是顯在的功能，一種是潛在的功能。首先，教育系統是目的性活動的場所。它通過對未成年人的系統教育和培養，使其掌握生活技能以及社會規範，完成人的社會化和文化的再生產。中國傳統教育普及層次的目的，是培養知書達禮、中規中矩的良民百姓的道德教育;提高層次的目的，是“學而優則仕”，選拔國家統治集團的成員。
其次，教育系統又是生活世界中交往活動的中心。根據哈貝瑪斯的理論，人們的交往行為與目的行為具有不同的但又是缺一不可的價值。有文化的書院或私塾教師是民間儀禮、公益、民事調解等活動最活躍的組織者，是社群的輿論領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學校就是國人對國事進行批評監督的場所。漢代和宋代的太學，明代的書社，均在教育活動中隱含某種政治交往的功能。
當歐洲中世紀後期普遍建立大學和文藝復興運動後，中國的教育開始在世界上落後。同文館和京師大學堂的設立，標誌著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的落後，開始奮起直追。1860年之後的九十年，教育現代化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先行者和火車頭，是現代化成績最為顯著的一個領域。這一時期對教育內容、目標和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創新和改革。以科學技術知識為中心的“西學”取代了“中學”在教育上的傳統統治地位;軍國民教育取代了“忠君報國”，培養目標確定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國民新民;大中小學堂取代了書院和私塾。隨著新式學堂取代私塾和舊學校，現代知識在中國的傳佈跨越了“先知者”“口吐真言”的幼稚時代，我們對現代知識的習得成為系統的、持續的，不可逆的。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興建了一大批法政學堂，為施行憲政培養議員、法官和行政官員。科舉廢除後，孫中山提出了“五權憲法”，由與立法院、行政院平行的考試院主持文官、法官、外交官的資格考試。國立大學創立後，隨即便開始了從大學校長、教授向部會首長級政務官的流動。
從康梁倡辦京師大學堂到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所關注的不僅在教育方面的功能，其在中國近代史上更大的作用，是培育新思想、新政治的溫床，是各式各樣社會團體的策源地。學校具有監督和評議政府的特權，學校師生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以及集會遊行結社等項自由得到社會各界的特別尊崇與呵護，以至於毛澤東曾說過，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梁漱溟在開展鄉村建設運動時，以鄉學為政權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的樞紐。國民政府推行“新縣制”後，明確規定鄉鎮中心學校具有特殊地位和功能，其校長和教師依法兼任鄉鎮政府中的職務。國民黨雖然想要黨化教育，但遇到教育界和社會其他各界人士的頑強抵制，一直沒有完全如願。
1949年以後，中國的教育體制按照蘇聯模式進行了重建，50年來中國教育界受到四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思想改造運動和院系調整、反右運動和“大躍進”、十年“”浩劫、以及後來的清查清理運動。在“”高潮時，毛澤東經反覆考慮後說，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學。也就是說，文科大學是否能夠繼續生存下去，還在未定之天。這些政治運動使最優秀的人才慘遭摧殘或者從教育系統中流失，使知識者的尊嚴和知識的價值遭到極大的貶低，更為嚴重的是，使知識傳承和文化交流重新陷入零散的、地下的前現代形態。使中國教育大傷元氣。一方面，教育領域從現代化的先行軍變成了拖後腿的，不能夠為各方面建設提供所需要的合格人才，當90年代前期中國各種市場蓬勃發展時，大學中的經濟學課程還在主題宣講計劃經濟，批判市場經濟。90年代的思想論爭，對中國當下問題的探討，都遠離了校園，零散地飄零在民間社會。另一方面，教育系統在生活世界中的交往性活動和功能幾乎全面萎縮，淪落為聽命於權力的一種簡單工具，比如樑效，或者成為遠離現實的“稻樑之謀”或者“純學術”。
改革開放以來，在採取了恢復高考等一些“復舊”措施後，教育界一直以十七年“紅線”自居，不管其他領域的改革如何風起雲湧，體制改革進展遲緩，始終穩坐釣魚臺，“我自巋然不動”。近兩年來，改革的風氣剛剛吹進了教育界。但是，從上面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做為“人的社會化和文化再生產”的場所，還是做為“交往活動的中心”，我們的教育體制遠遠不能適應轉變中的中國，更不用說支撐起一個現代社會，因此教育系統只搞一點小修小補是遠遠不夠的，正如許多有識之士所指出：“中國教育需要一場革命。”
二、經濟升級與政治現代化的制約因素
許多中國人喜歡拿中國和印度的發展作比較，並從中獲得一種滿足。不錯，由於中國比印度的土地改革搞得徹底，比印度更早破除對計劃統制的迷思，比印度更積極地對外開放引資，中國五十年經濟發展的總成績好於印度。但是，如果拿教育來比較，中國人就很難有自豪感。不論是教育經費在國家財政支出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還是在校大學生在適齡人口和高等學歷者在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中國都比不上印度。現在以知識經濟為核心的新經濟正在全球範圍內形成，考慮到近年來印度在計算機軟體方面取得比中國更加驕人的成績，不能不對中國今後能否在經濟發展上繼續領先打個問號。
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比較，中國經過五十年發展在經濟總量上縮小了與它們的差距，如果不出現大的變亂，再過一二十年，中國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但是，由於長期的失誤，中國在教育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卻幾乎沒有縮小。美國在校大學生在適齡人口中所佔的比例大學毛入學率早在1940年就達到16%，而根據中國政府《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國要到2010年才能達到15%，相差70多年。美國、俄國、韓國現在的大學毛入學率都已超過50%進入了普及階段;而中國大陸1996年只有5.78%，尚處在精英階段;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資料，在世界各國和亞洲各國中，均有一半已超過15%的標準，進入高等教育發展的大眾階段。在這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還有兩個大臺階。15～64歲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1992年的資料，美國為18.04年，日本為14.87年;而中國只有5.42年。經過幾十年的“趕超”，中國與發達國家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主要依靠增加投入甚至不惜破壞環境和資源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不能長期持續的，只有通過開發人力資源和科技創新，中國經濟才有可能在人均指標上趕超發達國家。
三四十年前，中國依靠留美留歐留蘇歸國的專家學者為主製造出了“兩彈一星”，使國人感到無比振奮。但是，1993年，每萬名勞動力中從事研究開發活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日本79.6人，美國74.3人;1996年的中國只有6.8人，人數既少，質量更差。培養不出第一流的科技人才，這隻能表明教育的不盡人意。
1949年前後絕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學成後自願回國效力，而現在卻有幾十萬留學生滯留海外，無意回桑梓服務。清華、北大等國內一流高校簡直成了國外著名高校研究生院的預備班。尖子人才留不住，回不來，與半個世紀前形成鮮明對比。為什麼接受教育最多的人反而缺乏對祖國的依戀之情?這一方面是由於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誤;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我們的大學，特別是名校，不是在針對中國的產業界、公務人員和社會培養務實的人才，傳授真正的知識，他們在學校所學與現實的中國社會實際完全脫節，實際上中國的大學生畢業以後面臨的是兩個選擇：要麼去國外深造，實現自己從小被培養起來的成為科學巨人的夢想;要麼走上社會，從頭學起，拋棄一切在學校裡學得的知識甚至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從而在中國這樣急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渴求著人才，而另一方面大學生的分配卻越來越難。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中現代知識的傳佈仍然是在民間、在實踐中緩慢地斷斷續續地進行，說得尖刻一些，我們的大學教育，對這個民族是一種奢侈的浪費。當然，這不全是教育系統的責任。十多年前，國人從《參考訊息》上得知，美國人對本國基礎教育批評甚多，對東亞國家的基礎教育則讚賞有加，那時還可以有一絲安慰：即便高等教育比不上你，基礎教育總算不比你差。現在出國的人多了，對於國外的真實情況更加了解，就連這點自我安慰也無法保留了。就算中國孩子在幼兒園學的算術就足以應付美國小學一二年級的算術課，就算中國小學生多位數乘除法的演算能力為美國同齡人望塵莫及，那又有什麼可驕傲的呢。難道有計算器不用非要筆算才叫聰明嗎?而在另一方面，美國二年級小學生可以獨立做“研究”專案，從圖書館借閱十幾本相關圖書後，分幾個小標題寫出好幾頁紙的“論文”;初一學生可以在獨立觀察研究的基礎上寫出《老鼠有決策能力嗎?》、《音樂古典音樂、鄉村音樂、搖滾樂對植物生長的影響》、《辛辛那提地區的氣溫與環保》這樣非常專業化的研究報告;令中國的大學本科生都會感到汗顏。在中國的教育制度下，沒問題的學生才是好學生，從中小學到大學培養的都是“貝多芬”會背就能多得分。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只能當好計劃經濟體制中的“螺絲釘”，難以經受市場經濟、知識經濟中激烈競爭的考驗。中國至今製造不出自己品牌的高階轎車和幹線民航客機，既是因為缺少具有創新意識的設計師、工程師，也是因為缺少頭腦靈活、動手能力強的合格技術工人。
比較古今中外的教育，不僅要從數量和質量上考察，而且要評判其公平程度。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以及“映雪囊螢”這一類的典故，都反映出中國傳統教育具有相當的公平性。美國教育的公平性，獲得了權利法案以及教育貸款等一系列制度化的保障，以至出現了所謂的“逆向種族主義”譬如考試成績差的黑人可以比考試成績好的白人優先錄取、錄用、提升等。但在當代中國，社會不公正卻滲透到教育系統的血液中，成為見怪不怪的常規。在全國範圍內，北京的高考錄取分數線比其他省份要低上百分，北京考生的錄取機會比其他省份考生多好幾倍;在一個地級市的範圍內，市區的中專錄取分數線也比郊區和轄縣低幾十分，城市考生的錄取機會比農村考生多好幾倍。現代社會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統來調節，中下階層子女一般是通過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來提升社會地位，而個別成員地位的升降迴圈則有利於維持社會整體的穩定。受教育機會本身的不平等，再加上日趨嚴重的貧富分化，則會使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的愚昧和貧窮凝固化，從而造成社會緊張，危及中國的整個現代化事業。
舉世公認，日本是非歐美國家中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日本得以實現現代化，依靠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有效率的政府則需要一支精幹的國家公務員隊伍來推動，而這支國家公務員隊伍的很多成員均來自東京大學。所以歸根結底，是以東京大學為最高代表的日本教育系統為日本的行政和政治現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礎。回過頭來看中國，與日本的東京大學地位相當的北京大學五十年來為政府提供了多少人才呢?十分可惜，這所大學歷年培養的優秀人才不是右派分子就是“5.16分子”。現在中國政壇的活躍分子極少文科和法政出身，幾乎都是半路出家的理工科出身，這如果不是中國文科和法政教育失敗的標誌，就是表明在意識形態體制中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完全征服。
三、民間社會與公共輿論匱乏的重要根源
把現代性片面理解為“合理化”，把工具理性凌駕於價值理性之上，國內外學界對此已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但在正統意識形態的掌控下，中國教育系統中卻瀰漫著一種工具性的理念，甚至從人文教育擴散到科技教育。“教育為……服務”的宗旨，明白無誤地表明瞭教育只能是貫徹黨和政府意圖的一種工具。經過50年代初的院系調整，形成了一種實用性極強的教育格局：在整個教育體系中偏重理工科教育，在理工科教育中偏重工科，在工科教育中偏重專業課，在專業課中偏重狹小範圍內的工藝操作。既然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已經在握，又有蘇聯老大哥在各方面提供具體指導，學校師生——全社會最活躍的一部分精英只須改造思想，破除雜念，學會當“馴服工具”就可以了。校內外的自由交往、對話和碰撞，社會思想、文化、政治創新與傳播的策源地，教育系統中這類交往性的活動和功能，已不被“新社會”所需要。既然國家成為現代化的唯一推動者，全能主義架構中的“單位”成為一切社會合法組織的母體，教育系統作為各種民間組織樞紐和公共輿論重鎮的功能自然也就不合時宜了。這種功能的衰竭，對於全社會的健康發展危害極大。如果不是“反右派”和“拔白旗”運動徹底清除了教育系統中一切敢於講真話的人，“大躍進”時期種種“放衛星”的鬧劇便是不可想象的。
長期以來，鄉村教師都被視為社群的輿論領袖，與社會惡勢力抗衡的清流。當年中共地下黨在鄉村中發展組織，首先找的也是這些人。但是，昔日讀書人很少出身於赤貧的農家，不是地主便是富農的子女。經過土改、鎮反、肅反、四清以及“”中的貧下中農“上、管、改”，鄉村學校和教師的特殊地位及影響已經蕩然無存。他們作為農村現代化傳播者和推動者的作用不再被看重，監督與批評村社幹部更是不被允許。從過去一些蘇聯和日本影片中常常可以看到，公派教師在農村可以成為地方權勢的抗衡者;而根據現行中國教育體制，農村小學基本上都是村辦小學，教師一度多為“民辦教師”，他們的飯碗掌握在村社幹部手中，巴結都來不及，監督抗衡又從何談起。國家投入農村教育的經費極度短缺，農村教育機構和教師的弱質化，是中國農村現代化滯後的重要根源。
自從大學誕生以來，辯論、自由演講、五花八門的社團活動，便成為大學的一種傳統。在中國科舉時代，同年、同門的聚會結社，同樣是一種雛形狀態的社團組織。歐美大學中流行的同學會，則是現代社會許多民間組織的源頭。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大學能夠成為“民主堡壘”，也正是憑藉了這種傳統。但在1949年以後，大學中這種極其可貴的交往傳統卻迅速泯滅了。北京大學的牌子、房子乃至某些遺老遺少尚在，“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幷包主義”的“北大精神”已難覓蹤跡。除了在諸如“拔白旗”運動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當局有組織地發動學生寫大字報批判教師和幹部，學校總是嚴格地限制學生自辦的牆報、油印刊物和講座，以及自發組織的存在。中的紅衛兵也不過是“奉旨造反”。故而其鮮明的反現代性，僅使這些年輕人給國人留下沉痛的創傷，而絲毫沒有關於民間自主組織的任何歷史經驗的遺存。當前，隨著國家包辦一切的總體性社會的逐漸解體，民間社會正在浮出水面，但是，民間社團正常運作需要一種良好習慣和組織經驗的支撐，當人們不能從教育系統中獲得這種習性時，便只能從失敗的實踐中逐漸吸取教訓，這勢必在民間社會形成初期造成一種社會畸形，使黑社會作派和黑白兩道混雜蔚然成風。
不少學者曾建議，中國的民主化應當逐步推進，如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應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教育系統率先實行民主，顯然是一個最適當的選擇。但是，教育界的一些人卻把民主視為洪水猛獸。他們寧肯讓文化素質低的農民先民主、自治，而不肯讓文化素質高的大學師生先民主、自治。“村民自治”已經在中國實行了十多年，而“教授治校”至今還是“右派分子”的“痴心妄想”。
當年大學中的名教授如胡適、傅斯年，同時也是社會的輿論領袖;傅斯年人稱“傅大炮”，曾把皇親國戚孔祥熙、宋子文轟出了政府。而同樣身為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僅僅因為在人口政策上與領導人意見相左，便被批判撤職;威望不如馬寅初之流，就更加噤若寒蟬了。這種情況至今沒有改變，因為教授的飯碗不是掌握在有資格評議自己的同行手中國外名教授通常是終身教授，誰也不能奪他的飯碗。
早在30年代，就有一批大學教授、校長、博士進入了國民政府。在當今的臺灣地區，無論是即將下臺的國民黨政府還是就要上臺的民進黨政府，都有半數左右的政務官來自教育系統。至於美國的基辛格、布熱津斯基、奧爾布賴特之流在學界和官場進進出出，更為人們所熟知。這樣做的好處是，在教育系統和政府之間建立密切聯絡，把前者產生的新思想、新血液隨時輸入後者，打破道統和政統的隔閡，使政府始終保持一種對社會的敏銳感覺和活潑生氣。但是在中國大陸最近五十年中，除了教育部和科學院，從大學校長和教授中產生的部委首長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就是副部長級官員，也幾乎全部是民主黨派出身的人物。在學校和官場之間存在著政治文化上的鴻溝，書生氣與官場作派完全不能共存。以學者本色從政簡直不可想象，能夠進入官場者通常是學者中的異類，但這樣一來也就失去了它的實際意義而只剩下一點象徵性。
在社會轉型時期，教育系統的職能不僅僅是培養“勞動者”，也不能滿足於培養出“高科技人才”，而是要通過它的目的性和交往性活動，提供各種新思想、新制度、新組織得以產生的溫床，提供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政治、行政、人文、科技以及各行各業的人才。用這樣一種標準去衡量，就更能感受到五十年教育的失誤。
四、中國教育需要一場革命
素質教育口號的提出,是中國教育界自我覺醒的一個重要標誌。但中國教育的病根，絕不限於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的層次。要振興中國教育，必須重新檢討教育的根本宗旨，全面改革現行教育體制。
筆者認為，中國教育系統的基本目標，應當是培養具有世界眼光和現代素質，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合格的中國公民。關於素質教育和通才教育等，人們已經談過很多，這裡側重討論以下幾點：
1. 傳統教育
做中國人首先是要有一顆中國心。所謂中華民族，主要不是種族的概念，也不是地域的概念，而是基於文化和政治上的認同。有了這種認同，種族、語言上的差別並不妨礙形成多元一體的、和睦的民族大家庭;沒有這種認同，一個祖宗的子孫也會鬧分家、鬧獨立。真正的認同必須出於自覺而不能靠強迫，而這種自覺心只能在優秀中國文化的潛移默化中形成。應當增加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在整個教育中的份量。傳統的教育不是讓我們的學生記住朝代的名稱、年限，也不是讓學生認識到所謂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重要的是讓他們明白我們民族的獨特，瞭解它的文化特質和民族性格，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也就是民族—國家教育或者說國民教育。
2. 公民教育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偏頗之一就是專制主義，所謂“君權神授”，把“忠君報國”牢牢地捆在一起。上個世紀初梁啟超講“新民”教育，就是要把“忠君”和“報國”拆開，拋棄臣民意識，建立主權在民的公民意識。但是在國民黨推行“黨化教育”後，中國的公民教育出現了一次歷史的反覆。經過意識形態的包裝，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從“天授”、“神授”轉為領袖對真理的“先知先覺”以及通過革命拯救“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者的神聖天職。主權在民落空，憲政、民主、自由被推遲到訓政、強國、富民之後。由於沒有民主教育和民主實踐，民眾的民主素質也就永遠提不高，由此造成一個關於中國民主制度建設與民主素質培養的悖論。因此，國人必須再次回到起點，重新進行“新民”教育。正如有識之士所指出：提高中國人的素質辦法有千條萬條，實行公民教育應當是最重要的第一條。
3. 博愛教育
所謂具有世界眼光，首先是要有人類一分子的意識，要有人道主義的博愛胸懷。在世界其他國家，博愛教育主要是由宗教教育承擔的。中國人宗教意識淡漠，沒有發達的宗教組織和宗教氛圍，更應當在普通教育中始終貫穿博愛教育的紅線。魯迅曾指出：在國人意識中，“異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一家的意識傳統意義上的四海一家是指華夏文化的一統天下，而不是多文化的共同體。“多有這種‘合群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談論全民之愛、人類之愛成為禁忌，刻意強調的盡是階級仇、民族恨，使得人道主義的傳人更添悲哀和憂慮。在人類歷史進入新千年之際，當中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日益強盛起來之時，“這種‘合群愛國的自大’的國民”能否使自己的眼光和胸襟開闊起來，以人道主義的平等態度來擁抱整個世界，關係到中國在21世紀的命運：是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呢還是憑藉實力與之對抗。
4. 軍體教育
不論是選擇與世界合作還是對抗的道路，首先都要保障未來的國民具有健康的體魄。用上個世紀初先賢的說法，就是要注重軍國民教育。在瑞士、以色列、韓國、中國臺灣這些現今世界最具活力的國家和地區，都是實行全民兵役制。中國大陸人口太多，不可能讓每一個青年都有服兵役的機會，但很有必要加強學校中的軍體教育。中國城市中的孩子大部分已經是獨生子女，受到家庭幾代人的寵愛，獨立生活能力比較差。組織野營拉練、野外生存訓練、抗災救災訓練等，對於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防範可能的災難，具有極大的好處。
5. 可持續發展教育
作為地球村民，應當具有保護地球生物圈的生態意識;作為中國國民，應當瞭解中國的特殊國情——人口大國同時又是按人均水平衡量的資源小國。中國不能走發達國家的發展老路，先破壞環境，再花費更大的代價來治理環境。因此尊重自然、愛護環境，對於國人來說不僅是一種高尚品德，而且還是一種現實的選擇。因此，這種觀念必須牢固地在下一代國人中樹立。
中國教育體制的改革，應吸取其他領域改革的經驗，不要幻想事先能夠設計出一套完善的改革方案，也不要指望權威部門能夠自上而下地貫徹執行。具有生命力的改革實踐只能從打破行政壟斷入手，放開搞活，多元化競爭，優勝劣汰，經過幾年乃至幾十年的摸索，最終形成既與世界先進經驗接軌又適合中國具體國情的教育體制。在回顧和檢討歷史的基礎上，筆者就教育體制改革問題提出下列建議：
1. 體制多元化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呈現出一種體制多元化的格局。在著名高等學府中既有國立大學，如北京大學;也有省立大學，如山東大學;還有私立大學，如南開大學;有中外合辦的，如清華學校後改為清華大學;也有外國教會獨辦的，如燕京大學、聖約翰大學，以及多家著名的醫學院。不論是哪一種體制的學校，都有成功的經驗。50年代初按照蘇聯模式實行院系調整，由體制多元化變成了教育部的一統天下，所有的大學都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而教育質量普遍下滑，“大學精神”蕩然無存。近來實行文科院校與理工科院校的合併，重新創辦綜合性多學科大學，只是否定了院系調整的部分內容，院系調整的更大失誤——行政集權、國家包攬，尚未受到徹底批判。
與其讓越來越多的國內生源流向國外教育市場，不如向世界開啟中國教育的大門。應當允許中外合資與外國獨資辦大學、辦分校。應當高薪聘請國外各學科的大師到國內講課任教以至擔任院長校長，而不僅僅是請一些語言教師。同時，也應當允許國內的私人和社團開辦大學。通過所得、遺產稅法上的獎勵政策，吸引國內企業和私人向教育事業投資捐助。
2.權利平等基礎上的權力分散化
受教育的權利屬於基本人權。每一箇中國人，不分地區，不論城鄉，在義務教育階段應享受底線水準大致相同的教育服務，在高等教育階段應享有平等的入學機會以及助學金和教育貸款方面的同等保障。現在，最富裕省份與最貧困省份之間小學預算內生均事業費相差十倍，最繁榮的城市與最偏遠的鄉村這種差距更超過百倍。這種兩極分化的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各國的經驗證明，發展落後地區的最佳途徑既不是向窮人分發生活補貼，也不是在基本建設投資上的大規模傾斜，而是增加人力資源開發上的投入，使那裡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
下列事項應當儘快列入國家權力機關的議事日程。首先，明確規定教育事業費在各級政府財政支出中的最低限額;其次，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的教育經費支出大幅度地向義務教育傾斜;最重要的，是確定全國統一的小學生和初中生人均教育經費支出年度最低標準，由各級政府在全國範圍內調劑，按學生人頭落實到每一個學校，富裕地區的政府可以在此基礎上追加自己的補充標準。
中央政府的職責是保障最基本的教育資源和權利平等，具體的教育管理則應下放到地方。應當在街道和鄉鎮一級設立學區，讓選民直接選舉由居民代表、家長代表和學校代表組成的學區管理委員會，全權負責轄區內各中小學校的管理，包括預算、人事和教學管理。
3.教育多樣化
實現教育管理權力分散化以後，課程設定、教材內容、教學方法、考核方法的多樣化才能真正提上議事日程。現在，已經有少數省市進行了這方面的改革試點;將來，不僅各省、市、自治區可以有自己的推薦方案，每一個縣市和學區也可以自行決定適合本地特點的具體作法。各種不同的課程設定、教材和教學方法爭相鬥豔，將會出現一個競爭性的教育市場，通過優勝劣汰，提高全民族的教育質量。
教育多樣化也意味著學校教育向社群教育和其他非學校教育的延伸。這就為新型教育服務產業提供了一個新的發展機遇。
4.機構自治化
中國民主化的前途，更多地取決於城市自治而非村民自治，教育機構自治而非企業職工自治。大學等教育機構實行自治，可以視為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的積極嘗試。
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清華以及後來的西南聯大，在多年實踐中形成了一套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校內領導體制。教授會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全校教授會選舉評議員、教務長，審定全校課程，議決向評議會建議事項;學系教授會推舉本系主任。評議會由校長、教務長、教授會互選的若干名評議員組成;職權包括：規定全校教育方針，議決各學系及校內各機關的設立、廢止及變更，制定校內各種規則，委任財務、訓育、出版、建築等各種常務委員會，審定預算決算，授予學位，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的任免，議決其他重要條件。由校長主持、教務長和各學系主任後來是各學院院長參加的校務會議是行政的審議機構，它的職能是議決一切通常校務行政事宜，協調各學院、學系間的問題等。這套體制的核心是教授自己選出的評議會，國立大學的校長雖然是由政府任命，但他是通過評議會來行使職權的，在評議會中他不享有否決權，完全尊重多數評議員的決定。
教授治校的大學自治體制，在當時是行之有效的，從制度上保障了思想自由、相容幷包的“大學精神”，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大學體制也完全合拍，堅持黨的領導，完全可以通過教授黨員在教授治校體制中發揮作用，這也是時代的新要求。新時期對黨的工作的更加高階的目標。學生自治是教授治校的一種補充機制，既有利於師生溝通，一起完善校務管理，也有利於學生在自治實踐中養成公民德性，為在社會上行使民主權利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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