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政治思想論文
孔子的政治思想正是針對大都耦國現象而展開的,並企圖予以徹底解決之,繼而以周禮為手段,最終達到天下歸仁的治世。下文是小編為大家蒐集整理的關於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
略論孔子的政治思想
【摘要】孔子的學說對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並潛移默化到每一箇中國人的生活實踐當中。美國政治學者薩拜因認為，政治學說的意義和目的均力求根據對共同利益和共同福利的看法以闡明人、追求目標和發生事件三者之間的關係。文章試圖沿著這樣一個正規化對孔子的政治思想做一個概述。
【關鍵詞】仁政 中庸 君子
孔子的政治思想對古今中國的政治發展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並潛移默化到每一箇中國人的生活實踐當中。文章通過對“仁政”、“中庸”、“君子為政”的闡釋，概述了孔子的政治思想。
仁政
孔子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如何實現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和國家的願望?答案一言以蔽之，“天下歸仁”。
首先分析孔子對人性的假定。孔子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人性本來是善良的，之所以後來會發生變化，都是在成長過程中受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只要通過正確的教育，那麼每個人都可以在道德上達到很高的境界。正是這樣有道德的人，才會真正去愛人，才會被稱為一個仁者，才會去施行仁政。
“仁”之含義頗為複雜。單就《論語》中記載的孔子之言來看，其內容已不一致，這裡僅就與政治思想有關係的方面言之，則孔子所謂仁，乃推自愛之心以愛人之謂。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可以說“仁”之成就，始於主觀之感情，終於客觀之行動。在孔子看來，全部的政治及社會生活，實為表現仁行的場地。仁者先培養其主觀之仁心，然後按其功能所逮由近及遠以推廣其客觀之仁行。始於在家之孝悌，終於博施重濟，天下歸仁。《大學》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足以說明仁心仁行發展擴充之程式。就修養而言，仁為私人道德。
考察孔子仁學的來源，則會發現多來自於殷商以前之古學及孔子之自創。因為就現存文獻觀之，如《詩經》、《尚書》、《周禮》中幾乎罕有仁義之言。因為周人所注重而擅長者為官制、禮樂、刑法、農業、教育諸事而孔子既為殷之後，且好古敏求，必定深知殷政寬厚之說。故於殷政寬簡之中，發明仁愛原則，乃以合於周禮，而成一體用兼具之系統，於是從周之主張始得深遠意義，而孔子全部政治思想的最後歸宿與目的，亦於是成立。此最後目的之仁，既由孔子述其所自得於殷道而創設，故仁言始盛於孔門。
關於仁學的影響，從積極方面講，正是因為孔子從舊制度發現新意義，且能超越時代環境而影響後世國人之道德與精神，遂使其仁學思想更加可貴。在這一點上，孔子與伯克頗為相似，兩人之保守不是墨守成規，而是“為了發展而保守”。
從消極方面來看，仁學將人、己、家、國貫通一致，這種先小家後大家的價值順序會使人們模糊了公與私之間的界限。正如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談到：一個人如果為他們的家族利益，若以國家為參照物，則他是為了私;可是如果同他自己的小家相比，他又卻是為了公。這樣一來，就很容易讓人們在進行價值選擇時犯了糊塗。如此說來，倒不如西方之集體與個人對立。公私分明，雖然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但起碼責任明晰，不會逃避各自應承擔之社會義務。
中庸
上文提到仁學，可以說那是孔子政治哲學的最高道德與理想境界。但是正如麥迪遜所說“如果每個人都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了。”同樣如果每個人都能克己復禮謹守仁道，那麼“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也早就實現了。孔子是個通達、現實的大儒，因此其政治哲學還特意提出一個原則―中庸之道，作為對最高理想的補充。
孔子在《論語》中感嘆“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民鮮久矣。”那麼孔子如此盛讚的“中庸”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南宋的朱熹這樣解釋“不偏謂之中，不易謂之庸。”簡單說，“中”是折中、調和，無過無不及，不偏不倚;“庸”，是平常、普通，循常規常理順其自然而不變。這看似簡單的兩個字，實則包含著很多的政治智慧。
中道。“中”其實就是要找到一個平衡點，或者說通過妥協來達成各方面的共識，首先，從政治的本質層面來講，政治是圍繞利益而展開的一系列活動。這裡的利益並不是僅僅指狹隘的經濟利益，儘管它是重要的，但在不同條件下未必都是根本的決定因素。人們的利益是多種多樣的，因此一個政策的出臺就必須有一個周全的考慮。同時作為多元社會的一極，各個利益主體也應該學會妥協，從而在達成一些基本共識的基礎上，儘可能實現自己的利益卻又不侵害他人的利益。其次，從政治的實踐層面來講，要懂得找到對立事物之間的一個平衡點。比如，中央權威與地方的自主性;經濟發展中的效率與社會分配的公平正義等，這些都是人類社會產生以來，政治學所時刻關注的焦點。怎樣在這些重大的矛盾性命題上做到“允執其中”?應當在人類永恆的規範價值的指引下，不斷地審時度勢、與時俱進。
庸道。庸之道主要是針對變革與保守的問題。庸之道給我們的政治啟示是：任何一個政治制度和我們所尊崇的規範，經過長時間的執行都會像生物有機體一樣形成一個龐大而複雜的政治體系，我們應該如何在保持它連續性的基礎上，使它不斷地適應新的環境，解決新的問題。同時，對於有益的社會傳統和習俗又能給予足夠的尊重與傳承。
總之，為避免人類因狂妄自大和對理性的盲目與不恰當的崇拜及濫用，並由此犯下的毀滅性的悲劇錯誤而敲響的警世鐘音，中庸之道是一個溫和卻充滿睿智的音符。中國歷史上凡是推崇孔孟中庸之道治國的皇帝，其統治時間大都比較長。秦始皇焚書坑儒，推行暴政，鐵腕治國，但好景不長;後來漢武帝發現其妙，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換得天下太平;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從某種意義上得益於中庸之道，即順應民心，不搞強權政治。
君子為政
“仁政”為孔子改進周政的第一大端，而“人治”為其第二要義，其中數次提到的“君子”即人治思想的結晶。
蕭公權先生認為，“君子”一名，見於《詩》、《書》，固非孔子所創。其見於《周書》者五六次，見於“國風”“二雅”者百五十餘次，足證其為周代流行之名稱。但是《詩》、《書》中“君子”大概都是指社會地位而不指個人品性。即使簡指品性，也是兼地位而言。離地位而專指品性言的絕未見之。可是，“君子”在《論語》中，則有純指地位者，有純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與品性者。如孔子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謂“君子有勇而無義則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為盜。”孔子曾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純就個人品性言，非指社會地位。其兼二者言之者，如“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筆者推想，孔子所言“君子”的第一義裡完全因襲《詩》、《書》，其第二義大概是自創的，第三義則因襲舊文而略變其旨。故蕭公權認為“舊義傾向於就位以修德，孔子則側重修德以取位。”故南宮适問於孔子，“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深喜其得以德取位之意而以“君子”“尚德”許之也。
孔子提及“君子”，其用意一是救宗法世卿之衰，二是補周政尚文之弊，而二者實有連帶關係。”孔子生活在四海分崩，戰亂連年，弱肉強食的年代。在彼時只有強者才能生存，因而其後法家之霸道思想大行其道，而孔門之修齊治平，陳義雖高卻鮮有市場。再者，世卿鮮有德，但仁人更難得位。季氏富於周公，顏回死於陋巷。天子不為名揚，“仲尼有天下”。孔子理想的新統治階級終身未能出現，卻只能以一句“用舍行藏”聊以自慰。
孔子屢言“君子”的第二目的為救周政尚文之弊。這就是其“人治”思想之直接表現。周政有法令滋彰的傾向。周禮雖及其美備，但行之數百年而最終不免於君微政衰，則國家不能徒賴完善的制度以為治，實在是至明顯而不可逃避的結論。
孔子人治思想最明白之陳述見於《中庸》第二十章段首，“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政舉，其人亡則政息……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其言至顯，無待詮析。但是，我們應當注意，孔子雖謂為政在人，非即謂為政不必有制。孔子欲救周政之弊，非欲並方策而譭棄之。
孔子提倡“仁政”，為政以德，寬厚待民，施以恩惠，爭取民心;孔子推崇“中庸”，在處理問題時不走極端，而是要找到處理問題最適合的方法;孔子注重“君子為政”，非以人治代替法治，乃寓人治於法治之中，二者輔車相依，如心身之共運。他的這些政治思想對整個中國古今政治發展的影響重大而深遠。
>>>下頁帶來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