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形勢政策論文

　　由於現代社會已不像古希臘的雅典城邦那樣小國寡民，有實行直接民主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文化因素等客觀條件。因此，現代社會更多、更主要的是實行間接民主即代議制民主，由選民通過選舉程式把權力授予自己利益和意志的代理人，由他們代理自己行使權力，而選舉民主正是代議民主在現代社會的主要表現形式。以下是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形勢政策論文範文：民族民主主義在中國 。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民族民主主義在中國  全文如下：

　　余英時認為，在當代中國人的意識裡，民族主義和民主之間存在著緊張和不安。但從歷史上看，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人追求民族獨立是和追求個人自主同時起步的，民族主義與民主是一對雙胞胎。民主或民權的概念在十九世紀末葉已傳到中國。最早宣揚這一價值的主要是受儒家文化薰陶但同時又主張改革的知識人，像王韜、郭嵩燾、薛福成等初到歐洲，親見西方民主制度的實際運作之後，幾乎都異口同聲把它和“三代之治”相提並論。在整個二十世紀中，民族獨立和民主都是中國人追求的基本價值，但兩者相較，民族獨立的要求卻比民主的嚮往也不知道要強烈多少倍。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共經歷了三次政權的變更：1912年滿清讓位於中華民國;1927至1928的北伐，建立了南京的國民黨政權;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稍一追究這三次政權移轉的歷史，便不難發現，其原動力無不來自民族主義。現代民族主義與尚不成熟的民主主義結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二十世紀初的民族民主主義，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梁啟超。當然，由於梁啟超思想的博雜與多變，論及其他民主主義思想的源頭時，也必然會談到他。

　　一、覺悟與迷茫

　　相對於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民族民主主義是民主主義在中國譜系中的老大哥。民族民主主義的形成，標誌著中國人在民族與民主問題上的兩大覺悟。但這種覺悟只是初步的覺悟，一遇到挫折很容易陷入新的迷茫。因此到了新文化運動時期，陳獨秀又要大聲疾呼“倫理的覺悟”。

　　民族與民主的自覺

　　梁啟超指出，中國人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下，經過五十年的進化，有了兩個方面的自覺：“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種是民族建國的精神，第二種是民主的精神。”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論概論》，《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版，文集之三十九，46～47頁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佔主流地位的是擴大的個人中心主義家族主義和華夏文化中心主義天下主義;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觀念比較淡漠。因此，鮮卑人、蒙古人、滿族人來管“中國”中原漢族人的事，後者也不是特別在乎。梁啟超根據上個世紀之交流行的一種單線進化論，認為中國當下必須強調民族主義。

　　梁啟超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中根據歐洲學者的國家理論，將過去、現在、將來劃分為六個時代。過去是從家族主義時代到酋長主義時代到帝國主義時代包括神權帝國和非神權帝國，現在是從民族主義時代到民族帝國主義時代，未來是萬國大同主義時代。用孟子的語言來概括國家思想的變遷，帝國主義時代是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民族主義時代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族帝國主義時代是社稷為貴，民次之，君為輕。“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民族主義飛躍之時代也。法國大革命，開前古以來未有之偉業，其《人權宣言書》曰：‘凡以己意欲棲息於同一法律之下之國民，不得由外國人管轄之;又其國之全體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於外國。蓋國民者，獨立而不可解者也。’云云。此一大主義，以萬丈之氣焰，磅礴衝激於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逆之者亡。”“今日之歐美，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為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8～22頁

　　梁啟超已經認識到近代民族主義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沒有民主主義的勃興，民族主義就缺乏道義上的合法性。他曾批評中國人缺乏“公德”，但法國大革命前的歐洲人同樣缺乏“公德”。在“私天下”、“家天下”的“帝國主義時代”，人們不會萌發愛國主義之類的公德心，只有在公共領域向平民敞開，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密切關聯的“民族主義時代”，愛國主義才具有真正的感召力。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在精神上是貫通的和相互包容的，因而梁啟超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內生型”和“外激型”民主化

　　李澤厚在《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中提出“救亡壓倒啟蒙”一說，認為中國“救亡的局勢……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版，37、33頁此說在1980年代曾好評如潮，在隨後的十年中則受到許多的批評。筆者以為，這一理論還是有值得發掘的閃光點的。

　　各國的民主化程序可以分為“內生型”和“外激型”的。英國是典型的“內生型”民主化，法國民主化以“內生型”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國民主化的刺激，法國大革命後期受到歐洲各君主國的圍攻，救亡的局勢使其日益激進化。中國的民主化要求則主要是對外來刺激的反應。“內生型”民主化的主要動力是“啟蒙”，是哲人對生命意義和人生價值的理性探求，是普通民眾和各種社群對自身權益的不懈追求。“外激型”民主化的主要動力是“救亡”，其主導者試圖通過引進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擺脫國家面臨的危機和險境，進而趕超先進國家。

　　“外激型”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一個誤區，即不是從基本人權和普世價值觀的角度來理解和把握自由、民主、憲政，而是從“實際功用”和“進化規律”的角度來闡釋它們。

　　依據對倫理道德、社會正義的虔誠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穩固和堅實的思想基礎;期待它能夠立竿見影地發揮“救國”、“強國”的“實際功用”，則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觀失望，動搖對民主的信念。民國初年的國民黨人充分表現了這種“五分鐘熱情”，他們甚至連一部憲法還沒有制定出來，就喪失了對憲政主義的信仰。

　　歐洲人追求自由和民主，可以憑藉由來已久的自然法思想傳統;嚴復、梁啟超以來的中國人追求自由和民主，由於缺乏深厚的本土思想資源，只好引進最時髦的“進化律”。這很容易成為用強權代替正義，用國家自由壓制個人自由的藉口。正是依據“進化律”，梁啟超才認為用“社稷為貴，民次之”的民族帝國主義取代“民為貴，社稷次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時代的“進步”。晚年孫中山更是說：“歐洲當時是為個人爭自由，到了今天……萬不可再用到個人身上去，要用到國家身上去。個人不可太自由，國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將行動自由，便是強盛國家。再這樣做去，便要大家犧牲自己”。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三講;轉引自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33頁

　　在呼籲“倫理的覺悟”的新文化運動初期，陳獨秀把“人權說”列在“近世文明之特徵，最足以變古之道，而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之首位，並提出了“尊重個人獨立自主之人格”的大原則。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36、172頁在他之前，已經有譚嗣同鼓吹“個人之自主”、梁啟超“權利必自個人始”和章太炎“個體為真，團體為幻”的觀點，但是，“人權說”在中國思想界只是一股潺潺細流，到五四以後，便被恣肆中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實用主義實驗主義和唯物主義掩蓋了。孫中山晚年的思想轉變表明，如果沒有自由主義思想傳統的浸潤，民族民主主義或者二民主義、三民主義，很容易演變為民族專制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

　　二、內聯與外競

　　在梁啟超之後，民族民主主義在中國的正宗傳人是中國青年黨人。從《醒獅》週報、“大江學會”、“孤軍社”，到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再到中國青年黨，這一派人自己舉的旗幟是國家主義，但與我們所說的民族民主主義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由於國共兩黨長期佔據海峽兩岸中國的歷史正統，國人尤其是大陸的民眾對於中國青年黨的意識形態和內外政策缺乏最起碼的瞭解。

　　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

　　早在余英時發表前引言論之前七十年，胡適便在一篇日記中提出了類似觀點，他將民族主義視為1923年以後中國主流思想的基調之一。轉引自歐陽哲生：《自由主義與五四傳統——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載《胡適研究叢刊》，第二輯，33～50頁如果從一個特定的視角來審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中國思想界，可以發現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兩大潮流。

　　世界主義包括左右兩翼。胡適、陳序經倡導“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現代化”、“全盤西化”，主張融入以英美為代表的世界主流文明，代表了世界主義思潮的右翼。瞿秋白、王明忠實執行共產國際的指令，標榜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中國積極推行“蘇維埃化”，代表了世界主義思潮的左翼。但是歷史表明，在面臨民族危亡之秋，左右翼的世界主義都比不上民族主義在中國民眾中的感召力。

　　我們把民族主義分為左中右三個分支：民族共產主義、民族民主主義、民族傳統主義。陳獨秀、毛澤東是民族共產主義的代表人物。前者斷然拒絕在中東路事件中表態支援蘇聯紅軍入侵東北，後者軟磨硬抗，拒不執行斯大林要求八路軍加強對日作戰以減緩日軍對蘇聯邊境威脅的指令，均是出於民族共產主義的立場。

　　戴季陶、蔣介石是民族傳統主義的代表人物。戴季陶在孫中山輓聯中稱其“繼往開來，道統直承孔子”，從而把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詮釋成一種傳統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兩面作戰，稱它們同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今後國民的心理建設，應以獨立自主的思想運動為基礎。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為發揚民族固有的精神，講求科學真實的智識。”“培養國民救國道德，即恢復我國固有的倫理而使之擴充光大。而其最重要的條目，則發揚我國民重禮尚義，明廉知恥的德性。這種德性，即四維八德之所由表現。而四維八德又以‘忠孝’為根本。為國家盡全忠，為民族盡大孝，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實為我們中國教忠教孝的極則。”

　　抗戰初期，右翼民族主義居於正統地位，但是到1943年以後，由於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表現不佳，再加上美國在華記者、官員和軍人對蔣介石獨裁政治的抨擊和對民族共產主義者的好評，左翼民族主義逐漸佔據了上風。

　　作為中間派的民族民主主義者，既沒有政權和武力的支援，也沒有國外的直接奧援，他們的聲音便顯得很微弱。但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民族共產主義者在抗戰期間轉變了一種話語方式，讓人們乍一看很像是民族民主主義者，從而擠佔了後者原本就很狹窄的話語空間。儘管如此，仍然有必要了解正宗民族民主主義者的觀點。

　　階級革命與全民革命

　　中國青年黨的綱領稱：“本國家主義的精神，採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強權，力爭中華民國之獨立與自由，內除國賊，建設全民福利的國家為宗旨。”方慶秋主編：《中國青年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10頁這是對於五四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的直接繼承。

　　國家主義者並不一概反對革命。“因為不將國內惡勢力打倒，國外的惡勢力驅逐，國家的一切建設都無從做起，因此中國的惡勢力一天不消滅，中國青年黨是一天不放棄革命手段的。”《中國青年黨》，10～11頁但是，他們主張“全民革命”而非階級革命，也就是說，他們不主張把某一或某些社會階級作為革命的物件，也不主張只把某一或某些社會階級作為革命的依靠力量。

　　而當時的國共兩黨都是主張階級革命的。共產黨就不必說了。蔣介石在1924年2月17日的演講中說：“現在世界只有兩種鬥爭，一種是民族鬥爭，一種是階級鬥爭。”被壓迫民族一定要起來鬥爭，求獨立，這是人類的天性。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一定要反抗資本階級，不僅不再做資本階級的奴隸，而且還要根本摧毀資本階級不勞而食的社會基礎。這兩種鬥爭，最終事實上都要通過武裝的辦法來解決問題。“中國的革命，要在階級鬥爭之中，來求民族獨立;在民族獨立之中，來求革命成功。”蔣介石言論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64年未刊稿，197～200頁;轉引自楊奎鬆：《走向“三二○”之路》，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6期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改組派人士在1929年2月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表示：“本黨代表農工小市民的利益而奮鬥，決然的要聯合這條革命的堅強戰線，奮鬥到底。”查建瑜編：《國民黨改組派資料選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77、136頁

　　鼓吹階級革命，必然要背離了本來意義上的民權主義。聯俄聯共後的國民黨稱：“近世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於此有當知者，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85～88頁這裡所謂“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與毛澤東後來所謂民主權利只能給予“人民內部”的理論，是一脈相承的。

　　“全民革命”中的“革命”有其特定的含義。“革命是革命者以其自身實力去與惡勢力相拼，以求最終的勝利。而其實力如不在革命者的自身，不由革命者去一手造成，則其革命前程未有不失敗者。況且在國內革命而簡直去依賴外人之力!”“因此我們的革命軍是能愛國救國的革命群眾，不是做臨時買賣的土匪軍閥;是重紀律保鄉邦而能自動的民團，商團，農團，而不是受外人國賊豢養愚弄的軍隊。”《中國青年黨》，100～102頁事實上，國家主義者所謂的“全民革命”就是梁啟超在五四時期提出的“市民的群眾運動。”《對於北京國民裁兵運動大會的感想》，《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頁

　　梁啟超說：“十年以來，號稱優秀分子的人，或是運動這軍閥打那軍閥，便養成個更大的軍閥;或是運動軍閥手下的人去倒軍閥，或是運動些土匪來倒軍閥。”“都完全沒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義。所走的路都走錯了。”《外交與內政》，《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0頁國家主義者接受了樑的這一思想，反對國民黨“一欲擁戴軍閥以求武力統一;二欲依賴外人以圖包辦國事”。“今次國民軍北伐，其目的在打倒北洋軍閥，而尤集中於以北洋正統自命的軍閥吳佩孚，我們對此，本無不贊成之理。但出師之初，國民軍首領蔣介石便宣稱‘中國革命應受第三國際指揮’，且主要軍隊尚未出發，而唐生智、方本仁、袁祖銘……等等素與國民軍乏緣，而其殃民行為又素著者便紛紛以國民軍軍長稱，而齊集於革命北伐的旗幟下。於是北伐的成功與否，我們便不敢抱樂觀。”《中國青年黨》，102頁

　　1926年8月1日通過的《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時局宣言》提出了四大口號：“我們既相信全國民眾團結的力量足以消滅一切軍閥官僚的惡勢力而有餘，我們既一心一意從團結全國民眾上做功夫，故我們反對聯絡任何軍閥官僚的主張——內不妥協!我們在歷史上事實上既明明的看見勾結外人以謀國是足以亡國，又在今日現象上深深的感覺著依賴外力以言革命絕不成功，故我們反對依靠任何歐美國家的主張——外不親善!我們認為中國除了少數軍閥官僚，奸商……等賣國賊而外，其餘大多數都是愛國者。在革命救國途徑當中，愛國者都有合作的需要與可能。便在這種需要與可能上，奠定了我們的——全民革命!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專制者;無論他是貴族專政，軍閥專政或一切階級專政都不是以全國民眾在國家之下有同等權利為念!因此我們全民革命目的必得是——全民政治!”《中國青年黨》，102頁

　　親善主義與自強主義

　　中國青年黨主要領導人之一李璜指出，“國家主義的外交政策在在排斥含依賴性的親善主義而主張自強不息，要首先靠自家的力量”。《中國青年黨》，40頁

　　親善主義與反帝主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國民革命時期的中國社會精英，已經比前一時期具有了更多的自信和更開闊的眼界。他們不再把中國看成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被動地防範外國干涉，而是把中國視為國際格局中的重要一員，把中國的變革視為世界程序的有機組成部分。孫中山曾對鮑羅廷表示，希望在世界上籌組中、德、俄聯盟，挑戰凡爾賽和約以後的世界秩序。轉引自切列潘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35頁孫中山逝世後，在鮑羅廷指導下制定的《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其內容更與第三國際的文獻如出一轍。《宣言》指出：“中國國民革命，實為世界革命之一大部分。其努力之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吾人所指為中國之生路者則如下：其一，對外當打倒帝國主義。其必要之手段：一曰聯合世界革命之先進國。二曰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之民族。三曰聯合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人民。”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442～447頁在國共兩黨看來，親善或曰聯合主要是聯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必要之手段”。

　　國家主義者則指出：以為打倒全世界帝國主義才是國民革命最終目的的人，不知帝國主義乃至資本主義在世界上本不是一個整個的組織，其本來性質就含有競爭衝突的成分甚多。對於中國的侵略也不是國際的，而是國別的，中國若想解除不平等的束縛，只有利用這種列強間衝突牴觸的形式，從中分別應付，斷不能高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促成列強的團結一致，自行斷送獨立的生命;尤不應甘心受蘇俄的卵翼，盲目前驅，代人受禍。《中國青年黨》，115頁國家主義之所以反對與蘇俄親善，是因為它“派兵佔領我外蒙，侵犯我中東路權，虐待我旅俄僑胞，干涉我國內政，翻悔其既承認取消之不平等條約”。《中國青年黨》，96頁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政壇上，曾經先後出現過親俄後來是親蘇、親日、親德、親英美的勢力，其另外的一面則是鼓吹反日、反英美、反蘇以及反帝。國家主義者則反對依賴任何外力，投靠任何外強;同時反對主動對外樹敵，更反對“高唱打倒一切帝國主義”。他們主張自強不息，集中力量發展自身，利用列強間的矛盾衝突，以利於應付對本國威脅最大的外來侵略勢力。

　　1949年以後，毛澤東的外交路線始終徘徊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與國家利益之間，一會兒搞親蘇“一邊倒”，一會兒孤家寡人地“打倒帝美英日澳及北約各國等修蘇聯及華約各國、古巴等反印度、印尼及東南亞各國等”，在全世界只剩下阿爾巴尼亞一個同志，一會兒又搞聯美“一條線”。這種顛三倒四的外交方針不可能真正把握國際複雜形勢，有效運用國際資源，發展自身國力，在“外競”中取得最佳成績。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後，在鄧小平主持下，中國開始實行全方位外交;進入九十年代以後，國家利益堂而皇之地成為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國家主義的外交政策終於得到發揚光大。

　　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在政治路線上很少有合拍的地方。戴季陶曾說：“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世界主義也”。天仇：《無道國》，1911年2月2日《天報》又說：“俄國的革命是在世界主義的下面，以一國家固有的範圍為起點的革命，並不是在國家主義的下面，以一國家為單位的革命。”《國家主義之破產與社會的革命》，《星期評論》第47號，1920年4月25日國家主義主張“內聯”，實行以“全民政治”為目的的“全民革命”、“政治革命”;社會主義主張“內競”，實行以“消滅資產階級”為目的的“階級革命”、“社會革命”。國家主義主張“外競”，集中全力於發展“自家的力量”，自強不息以實現大國夢、強國夢;社會主義主張“外聯”，“聯合世界革命之先進國”，“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之民族”，“聯合帝國主義者本國內大多數被壓迫之人民”，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現在有人主張集“內競”、“外競”於一身的“新國家主義”，其實這種主義並不“新”，也就是歷史上曾經顯赫一時的“民族社會主義”，即納粹主義。德國納粹主義首先把矛頭指向國內的猶太人尤其是猶太金融家，反猶主義得逞後再實行對外侵略擴張，妄圖在全歐範圍內建立德意志第三帝國。日本軍國主義皇道主義對內鼓吹“底層的革命”，“從根本上變革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財閥政權”，“徹底貫徹以天皇為中心的大家族主義”、“純正日本主義”、“絕對主義”和“全能政治”，對外則悍然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以圓其“大東亞共榮圈”、“大亞細亞主義”的美夢。導致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2·26兵變”的策劃者北一輝就同時鼓吹階級論、民族論與戰爭論。“攘外必先安內”，“內競”內鬥、內戰、對內鎮壓壓倒“外競”，“打不過鬼子就殺漢奸”，這是新老“民族社會主義”的必然邏輯。

　　三、進步與退步

　　民族情感是人與生俱來、自然天成的一種情感。只要民族存在一天，就必然會有政客和政黨利用人們的民族情感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對於被壓迫的民族來說，樸素的民族主義可以起到某種積極的政治作用，一旦民族主義成為強權者的工具，就會變成邪惡的力量。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最強烈的民族主義表現為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而在當代，政治民族主義必須具有或多或少的民主主義色彩，才能成為一種合法的意識形態。這可以說是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後人類歷史的一種進步。

　　當代民族民主主義

　　在世界範圍內，如果說社會主義政黨是左翼政黨，自由主義政黨是右翼政黨，那麼民族主義政黨就是極右翼或激進右翼政黨。但是，把現在的極右翼政黨稱為“新法西斯主義”的政黨，並不是很恰當的。歐洲輿論界認為，這些政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們能夠同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形象保持一定的距離”。周榮耀：《極右翼勢力辨析》，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可以稱為“新法西斯主義”的，只是一小撮從事恐怖主義犯罪活動的小團體和個人。

　　民族主義、排外主義以及程度不同的強國家強政府主義是歐洲各國極右翼政黨的共同特徵。但是，與歷史上的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相比，當代極右翼政黨的排外主義有以下的不同點。

　　第一，是防禦性而非進攻性的。極右翼政黨將自己視為現實受害者的代表，所謂現實受害者，是指歐洲社會上比率始終居高不下的失業大軍，以及日益感到不公正、貧困、犯罪威脅的普通群眾。極右翼政黨認為，加害於他們的，是伴隨各種犯罪一起來到歐洲的2000萬外籍移民。於是，針對外籍移民的排外主張，就贏得了相當的社會同情，特別是在本土的弱勢群體中。據統計，法國國民陣線勒龐的選票，40%來自失業人員，30%來自工人，有不少法國共產黨的傳統選民將選票改投給了勒龐。《歐洲向右轉?》，《經濟觀察報》，2002年5月13日訊息極右翼政黨的現實政治訴求是嚴守國門，防止外籍移民擁入，而不是對外擴張和侵略。

　　第二，以民主方式擴大政治影響，以選舉方式爭取執政。極右翼政黨並不以成立獨裁專制政權為目標，也不借助於“衝鋒隊”之類的準軍事組織，更沒有“啤酒館政變”之類的冒險主義舉動。

　　第三，通過立法途徑實現比較溫和與有限的目標。現在的歐洲極右翼政黨並不鼓勵法制外的群眾性排外行動，例如當年德國希特勒政權煽動的“碎玻璃之夜”，或者印尼蘇哈托政權垮臺前煽動的針對華人特別是華人婦女的暴行。他們主張未來要加強對偷渡行為的防範和嚴格對合法移民的審批，而不是驅逐已有的外籍移民。他們要求嚴厲整治一部分移民中的犯罪行為，不放任極少數人挑戰東道國憲政傳統的舉動如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女學生帶頭巾上學，挑戰法國政教分離的傳統，而不是對所有的移民實行歧視政策。

　　總而言之，鼓吹民族主義的歐洲極右翼政黨是當代世界民主政黨的一分子，而不是法西斯主義政黨或者極權主義政黨。

　　在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發展勢頭異常強勁的民族主義思潮，到世紀之交的時候也開始出現一些民主主義的色彩。這可以王小東作為一個代表。

　　王小東先是把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分為兩個思想陣營，一派是民主主義者，或曰人權主義者;一派是民族主義者，或曰族權主義者;二者是針鋒相對的。後來，他又表達了一個民族主義者對民主的某種期待：“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清楚地認識到，沒有一個正義的、民主的社會，沒有一個在公眾中有極大合法性的政權，他們的建設一個強大的，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終實現的。恰恰是他們的‘建立一個偉大的中國’的理想，使得他們推進中國的民主的動機比其他人更為強烈。”這正是前面已經分析過的功能性、工具性的民主觀。

　　在2000年秋髮表的《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論》一文中，王小東進一步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絕不是所有中國的東西都贊成，所有西方的東西都反對”;“民族主義不但不反對，而且支援民主主義”，“中國的未來政治改革的大方向應當是民主制”。這樣，王小東就在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民族主義二者之間劃出了一條分界線。

　　在2002年7月20日的香山演講《中國的民族主義必須向西方學習》中，王小東表達得更加清楚了：我認為中國人一定要向西方學習。不向西方學習，我們中華民族會在不太遠的將來——當然講民族衰亡總是幾百年——可能就沒了。我說的這種“沒”不光是像有些人說的文化沒了，而是連人種都存不下來多少。我這人是很自私、狹隘的，我對這種前景感到難受。我們要想一個辦法，把我們的種留下來，把文化中的好東西留下來，而且是由我們自己留下來，而不僅僅是由外國人把我們文化中的一些殘簡斷片作為文物，作為“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留下來。要想這樣，就一定要向西方學習。我個人認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樣東西是中國文明中比較缺乏的。

　　這三樣東西，根據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後為：第一是西方在戰爭中的軍事效能;第二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科學技術。民主制對於西方的強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現在世界強國幾乎都是民主國家。在隨後發表的一篇網文中，王小東斷言，如果中國的民族主義淪落到反對民主的道路上去，那麼，其前途只有兩個：一個是它為公眾所唾棄，最後變的無人理睬;一個是把中國帶向災難的深淵。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國的民族主義如果反對民主，它幾乎肯定會被公眾所唾棄，連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東西，如它的維護民族利益、愛國、尚武精神等;一個不民主的國家很難長久地喚起它的國民熱愛它的感情，更不用說為它浴血奮戰了。如果這樣，我們這個曾經偉大過的民族就真要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了。

　　王小東從“保國”、“保種”、“保教”的嚴峻性和緊迫性入手，呼喚國人學習西方的軍事效能、民主制度和科學技術，給人的感覺是似乎又回到了十九世紀末的康有為、梁啟超時代，甚至更早的王韜、郭嵩燾、薛福成時代。對於在民主價值觀方面經歷過五四時期和八十年代兩次啟蒙運動和“倫理覺悟”的中國思想界來說，這種初級階段的民族民主主義再次浮出水面，究竟是九十年代的一種思想進步，還是整個二十世紀的一種思想退步的表現呢?

　　無論是西方的民族民主主義還是東方的民族民主主義，在當今的“全球化”和“地球村”時代，都是一種落伍的思想。它們都體現出一種狹隘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和恐懼症歐洲極右翼是恐懼國內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庫爾德人等奪我工作，滅我傳統，最終在人口上佔據多數;王小東式的中國民族主義是恐懼美國、日本等國外的強敵“亡我之心不死”，整個民族和文化“可能就沒了”。

　　有限民主論

　　現在有人主張中國只能實行基層民主、社群民主，或者只能實行“黨內民主”、“精英民主”，可以把這些主張都歸入“有限民主論”的範疇。王小東向往民族共同體範圍內的中國而非漢族民主，而對人類共同體範圍內的全球民主嗤之以鼻，也可以算是一種“有限民主論”。

　　筆者認為，建立全球民主制度，將是一個艱鉅和漫長的歷史任務，需要幾十年到幾百年的時間，但是，首先要確立普世民主價值觀和世界公民的意識。王小東則止步於“負責任的中國公民”，而沒有意願進一步成為“負責任的世界公民”。

　　王小東不是像有些“新儒家”或“後現代主義者”那樣基於文化的理由反對普世價值觀和全球民主，他是基於利益的理由。民主必然蘊含著平等，全球民主則蘊含著全球平等。在現在發達國家的水平上實現全球平等，世界的資源就會枯竭。“捅破”了“爭奪自然資源”、“爭奪生存空間”“這層窗戶紙”，就必須拋棄馬克思“解放全人類”、毛澤東照顧“第三世界”小兄弟的理想主義情結，一心一意地追求本國的民主、平等和富庶，因為諾亞方舟承載不了六七十億上帝的子民。中國人如果不想和別人一起過平等而貧窮的生活，就要通過在內部實行民主制度使中國早日成為“強國”、“富國”。“生存空間的問題……不解決，所謂‘人權’、‘自由’、‘環境保護’、‘和平’難以在我們這個星球上真正存在。真正存在的還是人類在過去的歷史長河中所做的事情：一群拳頭硬的人消滅另一群拳頭軟的人，以謀取自己的利益。”顯然，這是一種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在這裡，筆者不準備從理論上駁斥社會達爾文主義，我們只想用二十世紀下半葉從1950年到1992年的事實來說話。就人均gdp而言，12個西歐國家共計增長3.4倍，4個西方衍生國美、加、澳、新增長2.3倍，11個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增長4.5倍如果統計到2000年，亞洲國家的人均gdp增長率應當比西方國家高出更多。就人口而言，16個西歐國家和西方衍生國共計增長1.5倍，11個亞洲國家和地區增長3.5倍。作為以上兩個因數綜合的結果，16個西歐國家和西方衍生國的gdp增長4.1倍，11個亞洲主要國家增長10.2倍。參見麥迪森：《世界經濟二百年回顧》，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根據146～148頁表e-1、e-2、e-3計算

　　另一個因素也必須考慮進去，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從亞洲國家移民到西方國家的人口多達上千萬，他們的gdp是被統計到後者中的。雖然迄今為止，亞洲人還沒有西方白種人的“拳頭硬”，但他們的人口數量、生活質量和所佔據“生存空間”的比重都大大地增加和提升了。人們看不出全球化帶來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人類和平的趨勢有任何的削弱，相反，中國和印度在二十一世紀的崛起，只會進一步證明全球化的好處。如果從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利益而不是特權者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全球民主和全球治理肯定是利多弊少，因此我們應當積極主動地爭取而不是像歐洲極右翼那樣避之惟恐不及。王小東曾有力地駁斥過美國“硬塞給我們民主制”的論調，他也應當明白，美國更不會“硬塞給我們”一個全球民主。民主——不論是一國民主還是全球民主，從來都是“負責人的公民”為大家和弱勢群體為自己爭取的結果。

　　強權民主論

　　有限民主論、一國民主論的進一步演繹就是強權民主論、強國民主論。一方面，實行內部民主制有利於實現強國夢，進而對外實行強權和霸權;另一方面，只有實行軍備競賽、對外擴張，才能為實行內部民主制“保駕護航”。

　　王小東揭示了“民主奴隸制”的“祕密”：“在這種制度下，一個種族奴役其他種族，在居統治地位的種族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在奴隸主種族內部實行君主制不利於其長期穩定，實行民主制則使一個種族全體成為最高統治群，有利於對奴隸種族的集團鎮壓。“現在有很多人說民主國家在軍事上軟弱，我覺得這是站不住腳的：羅馬和美國的例子都是對此最為明確的反駁。”“假想當年華夏族征服別的種族後廢其為奴，而不是把後者容納入華夏之列，則很可能在華夏族內產生民主制，以便齊心協力地奴役他族”，但我們的祖先不想奴役其他民族，所以我們至今還沒有民主制。王小東反對“弘揚”祖宗傳下來的“主和哲學”和“閹者文化”。中國人“真要向美國學習，引進民主，就得領會人家的內涵，學習那股子霸氣”——“我們的話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我們的利益就是全人類的最高利益”。“一個風雲歷史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在“全球範圍的爭奪生存空間的戰爭中”，“誰能把中國人光榮地帶出去，誰就是中國的英雄”。

　　張文木把強權民主論進一步具體化，提出了海權民主論。他寫道：“現實迫使中國目前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像本世紀初的美國一樣，走馬漢提出的制海權的道路，衝出霸權的封鎖，……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保駕護航;要麼，中國就可能被迫面臨因經濟發展受阻而經歷上世紀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樣經歷過的亂局。如果這種局面真的出現，接踵而至的將是中國的內戰和分裂。”“1999年，中國已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一條路通向對外戰爭，一條路通向對內戰爭，既然兩條路上都有風險，想來多數中國人寧肯要前者而不是後者。張文木認為：“市場經濟是集權政治進入民主政治的第一戰。但縱觀當今民主政治發展程度高的大國，都是實現了對海外市場和資源強力有時是暴力壟斷和控制、從而保證海外高額利潤大量向本國迴流的國家。”

　　“今天中國民主政治的推進，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海外經濟，以及保護這種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海上軍事力量的存在水平。”中國必須“以強力打散美國遏制中國的環島鎖鏈”，“通過強力最終擠進世界霸權行列”。參見王思睿：《時代特徵與中國的機遇——與張文木先生商榷》，載《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6期於是形成了以下的邏輯鏈條：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民主政治，沒有海外經濟市場和資源就沒有市場經濟，沒有海上軍事力量和海權就沒有海外經濟;因此，中國如果不大力發展海軍、“強力打散”環島鎖鏈，就不可能真正贏得並保障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

　　王小東說：“強權即公理仍是這個世界的基本法則”，“人類過去數千年以來，數萬年以來，一直就是這麼做的”。在這裡，他完全否定了人類在思想觀念上的進步。“強權即公理”與“天賦人權”是兩種截然對立的理念，前者是不負責任的強者的蠻橫邏輯，後者是不甘墮落的弱者及其同情者的正義籲求。“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軟權力，當中國身為弱者時，自我放棄這種軟權力是愚蠢之舉;“政治不正確”的意識形態對他人是一種攻擊口實，對自己則是一種精神鴉片，當中國從弱者向強者轉化之際，要切忌“強權民主論”、“海權民主論”之類具有致幻乃至致命危險的毒品。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來說，多讀一點德國和日本的現代史將會是特別有教益的。例如盛邦和最近發表的《浮出水面的北一輝——有關“底層”主義的歷史分析》就很值得一讀。

　　筆者歷來認為：大眾不拒絕理性，但更受情感支配。民族主義便是依託於大眾自發的強烈民族情感。如果自由主義者過於潔身自好，不肯屈尊俯就，與民族主義聯姻，便很容易成為一種遠離民眾的“陽春白雪”，曲高而和寡。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應當吸取胡適等前輩們的經驗教訓，既要堅守自由主義的學理並堅持不懈地向民眾進行“啟蒙”，更要做一個正視民間苦難、勇於挑戰國內外不公正狀況的民主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王思睿：《人權與國權的覺悟——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同異論》，《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3期我們主張的是“中國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義”。參見喻希來：《中國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義》，《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2期

　　“中國人本位”有三方面的意涵：尊重中國人的情感，維護中國人的利益，基於中國人的特殊境遇解決中國人所面臨的具體問題。所謂“世界公民主義”，首先是一種普世價值觀，也就是自由平等公正的價值觀;其次是一種與之配套的制度安排，即民主憲政法治的政治制度。迄今為止，這種制度只是在主權國家的範圍內適用，世界公民主義則意味著要把它推廣到全球範圍。中國人不僅要做掌握本國命運的中國公民，也要做決定全球走向的“負責任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