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發展邏輯
我們今天的生活是三年以前抉擇的，我們三年以後的生活是今天抉擇的。那麼今天小編為大家帶來的是關於思想宣傳的範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思想宣傳範文】一
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具有清晰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和法理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面對新任務新要求，我們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更加自覺地堅持和完善我國新型政黨制度，不忘合作初心、共擔時代使命，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應有貢獻。
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面對新時代新任務新要求，各民主黨派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深入把握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和法理邏輯，不忘合作初心、共擔時代使命，把這一制度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
歷史邏輯：新型政黨制度伴隨中國人民站起來正式確立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長期奮鬥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一種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各民主黨派合作智慧的結晶。回顧歷史，民盟就是在與中國共產黨共克時艱中不斷堅定與中國共產黨同舟共濟的決心。1948年1月，民盟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正確的政治路線，接受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公開宣佈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共同致力於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釋出“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包括民盟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這標誌著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揭開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族各界人士協商建國的序幕，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基礎。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勝利召開，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正式確立。
可以說，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伴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多黨合作、民主協商發展起來的，是伴隨中國人民站起來正式確立的。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程序中，中國共產黨建立和發展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與各民主黨派在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個大目標下共同奮鬥，使近代以來飽經磨難的中國人民終於站立起來。各民主黨派在探索救國道路上自覺而鄭重地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歷史的選擇、正確的選擇。
實踐邏輯：新型政黨制度的優勢在推動社會發展進步中日益彰顯
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和實踐，愈發呈現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具有巨大優勢，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能夠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鬥，能夠通過制度化、程式化、規範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
共同目標激發同心同向，整體利益統合各方利益。習近平同志指出，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私人利益，追求的是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追求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人民認定中國共產黨是自己利益的忠實代表，願意跟著中國共產黨走。各民主黨派雖然來自不同界別，但都追求國家發展、民族進步。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思想基礎和情感基礎。特別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提出，極大激發了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的動力。近年來，各民主黨派在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治“三大攻堅戰”中積極貢獻智慧和力量。比如，2012年至2017年，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平均每天有3.7萬人走出貧困，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到3.1%，對同期全球脫貧的貢獻率高達70%。這些成績的取得，也有各民主黨派的積極貢獻。
協商民主實現集中領導與發揚民主的有機統一。在一些西方國家，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政黨經常陷入惡性競爭，形成否決型政體，出現前任建房、後任拆樑的現象，甚至把醜化、貶斥對手作為吸引眼球、獲取支援、樹立政績的手段。各利益集團都把自己的利益擺在最優先地位，對於對立利益集團的要求則予以排擠打壓。中華文明自古就提倡以和為貴，主張不同因素之間的協調平衡，將注重合作融合、反對分立對抗作為處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原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利於各民主黨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畫出“最大同心圓”。我國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實現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統一，大大提高了決策的科學性和時效性，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政策的連續性有利於長遠發展，有效避免短視和折騰帶來的巨大成本。解決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等重大問題，往往需要持續用力、久久為功。在新中國成立不到70年的時間裡，我國發展之所以能取得顯著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避免了政黨相互傾軋造成政局不穩或政權更迭。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長期穩定領導，積極發揮多黨合作的作用。通過長期穩定執政，中國共產黨具備高度的社會整合能力，帶領中國人民通過制定和實施五年計劃***規劃***成功解決了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解決的一個又一個重大戰略問題，體現出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事實勝於雄辯，成就贏得矚目。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生動實踐中日益彰顯。
法理邏輯：新型政黨制度的法治保障日漸完善
制度建設具有根本性、全域性性、穩定性和長期性。7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相關制度建設不斷推進，形成了以憲法為基礎、以中共中央法規和檔案為主體、以相關配套政策為輔助的制度框架體系，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有效執行、發揮效能提供了重要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對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均有明確規定。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2018年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修訂的政協章程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指出各民主黨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強調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這些法律制度規定，不僅完善了我國基本政治制度，而且在法理上明確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秩序框架和行為準則。
回顧歷史，從“八字方針”“十六字方針”到“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從***《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到習近平同志提出“用好政黨協商這個民主形式和制度渠道”，我國多黨合作制度在堅持中不斷髮展和完善，這主要歸功於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與時俱進。面對當前新形勢新任務和多黨合作事業發展的新要求，要進一步完善民主黨派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和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職能的相關制度，使參政黨作用得到有效發揮。深化多黨合作理論研究，建立健全多黨合作的制度規定，使多黨合作制度體系更加完善，不斷提高這一新型政黨制度的效能。
歷史和實踐證明，我國政黨制度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大國來說，沒有比國家安定更大的利益。在歷史與現實的對比中，我們深刻感悟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政黨制度，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完善。中共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國各項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各民主黨派要堅定不移地堅持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自身建設，不忘合作初心、共擔時代使命，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新的應有貢獻。
【思想宣傳範文】二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斷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並強調要“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發展新境界”。4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充分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偉力，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開啟和推動改革開放的強大思想武器。
改革開放緣於解放思想的先導
40年前的改革開放，是從那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開始的。它衝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黨和國家實現歷史轉折邁向改革開放新時期作了思想準備，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在此基礎上，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史發展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
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偉大成就，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又是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生產力還不發達的條件下展開的。這種特殊的歷史條件和背景，決定了開啟改革開放的艱難和複雜，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成為推動改革開放的關鍵一環。正如鄧小平當年指出的：“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整風運動中反覆講過的。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絡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歷史表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會主義實踐的每一次歷史性飛躍，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進行理論創新的結果。不進則退，不進則亡。“***”十年引起黨和人民全面反思，反思最集中的問題是“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推動了對這一根本問題的認識，推動了全黨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又進一步推動了撥亂反正的深化和展開，成為改革開放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改革開放開始起步，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相互激盪、觀念創新和實踐探索相互促進，充分顯示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引領的強大力量。
實踐證明，解放思想是開創事業新局面，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真理標準的確立，迴歸了馬克思主義，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人們的思想從長期“左”的禁錮和教條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能夠覺醒、敢於覺醒、持續覺醒的強大思想武器。
解放思想必須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發展馬克思主義
改革開放，開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項艱鉅複雜的工程，前人沒有做過，無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鑑，無現成的模式可以套用，許多問題在經典著作中也不可能找到明確的答案。這就需要在解放思想、推動改革中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偉力。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勇於和善於進行理論創新的黨，非常重視科學理論的指導。在以蘇聯經驗為“鑑戒”，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毛澤東就鄭重向全黨提出：“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也反覆指出：搞四個現代化，不開動腦筋，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於包括什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絕不能要求馬克思為解決他去世之後上百年、幾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列寧同樣也不能承擔為他去世以後五十年、一百年所產生的問題提供現成答案的任務。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根據現在的情況，認識、繼承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不以新的思想、觀點去繼承、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40年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解放思想的過程，就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黨的基本理論指導下，一切從實際出發，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過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國共產黨站在歷史與現實、國際與國內相結合的高度，深刻總結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深刻審視時代特點並借鑑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大膽進行理論創新，創立了既符合當代中國實際又適應時代要求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理論體系重新確立了從實際出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思想體系上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標誌性成果，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一部改革開放史，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不斷解放思想、破除舊思想、形成新思想的歷史，就是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又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通過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突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從而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大幕;通過堅持“一箇中心”不動搖，回擊了“兩個中心”的議論，從而實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發展。正是因為我們不斷解放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越來越紅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果才不斷湧現，這又反過來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
在深化改革中進一步彰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偉力
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是中國歷史上變化最大、進步最快的時期，舉國上下，國內國外，有口皆碑。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中國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等各領域都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統領，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同步推進，科學發展與全面改革同步推進，執政黨建設與法治中國建設同步推進，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同步推進，治國理政取得顯著成效，贏得了全黨、全國人民的高度信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再次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偉力。
事實證明，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黨和人民事業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向前發展，仍然必須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高揚21世紀馬克思主義旗幟，在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過程中進一步彰顯馬克思主義這一強大思想武器的指導作用。
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在方向問題上，我們依然要保持清醒頭腦，在黨的領導下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更張。要牢牢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既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又通過改革賦予四項基本原則新的時代內涵，排除各種干擾，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如習近平***所說，改革開放是一場深刻革命，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我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關鍵是我們把黨的基本路線作為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始終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馬克思主義只有與各國國情相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才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感召力。
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切實增強其現實針對性。理論實現的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實踐需要的程度。必須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確處理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係，不斷增強理論創新的意識和觀念，致力於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要敢於和善於抓住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重點、難點、熱點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行深入的探索，給人以信服的理論回答。必須緊跟世界發展進步潮流，正確把握時代要求，善於運用科學方法，下功夫認識和把握國際國內那些帶有根本性、長遠性、關鍵性的問題，找出特點，發現規律，昇華理論。
【思想宣傳範文】三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堅持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過程，將面臨比以往更為複雜的問題和挑戰，需要繼續深化改革，形成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配套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尤為重要的是，必須加快推動相關重點領域的改革開放取得實質性進展。
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經濟執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結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求，筆者認為，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重點應對以下方面的挑戰：
首先，加快要素市場的進一步開放與優化配置。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還是加快要素市場的改革，進一步放開要素市場。要素市場仍然是我國市場體系發展中的主要短板。如果說在高速增長階段，不完全的要素市場尚可勉強支援，在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這一短板就難以繞開。
其次，有效防範金融風險。有效防範金融風險，是實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能力”的前提。隨著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金融風險形成條件也相應發生重要改變。在經濟高速增長期，金融風險不易顯現，一旦轉入中高速經濟增長階段，原本無風險的領域和環節也可能會出現風險。東亞地區的追趕型經濟體在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的過程中，無一例外都經歷了金融體系的劇烈動盪甚至金融危機。我國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也會面臨這一挑戰，必須一方面加強對內部金融風險的監測和防控，另一方面防範外部衝擊，把握金融開放的節奏，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再次，加快形成地方性要素粘性與高價值區域。高質量發展對應高收入增長。收入差異的背後，是產業知識技術密集度、附加價值度的差異，或者說“產業質量”的差異。部分地區擁有更高的產業質量，是因為存在特定的“地方性要素粘性”，能夠吸引高知識技術密度的要素，並將其優化配置和利用。所謂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所說的“投資環境”或“發展環境”。在一個國家乃至全球範圍內，高質量產業都是處在產業體系的頂部。“花落何處”，取決於所需要的地方性要素粘性在哪裡形成。這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提出的培育和發展新的產業叢集的要求是相一致的。
最後，保護與發展企業家精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發揮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保護企業家精神是發揮企業家主觀能動性的題中應有之意。企業家精神是現代市場經濟體系的核心，集中表現為生產要素的組合能力。不同發展階段，對這種能力的要求是有差異的。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企業家精神的保護與發展問題將愈加突出。實現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穩定、可預期、蓬勃發展的企業家精神是必要條件。各種破除對企業家精神束縛的改革應擺在優先位置。保護企業家的合法權益，應主要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
重構高質量發展的地方競爭機制
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能力、辦法或模式從哪裡來?頂層設計是重要的，主要是“指方向、劃底線”，說清楚大的方向、目標，什麼事情能做，什麼事情不能做，什麼樣的局面要避免。在此前提下，具體什麼樣的辦法符合各地的實際，能夠有效推動不同地區的高質量發展，不是能夠事先計劃好的，不是坐在辦公室裡想出來的，而是要靠在市場中的探索、試錯、比較、競爭來實現。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強調的是地方之間經濟競爭的重要性。
地方競爭機制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源泉。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央和地方之間一直存在著“統”和“放”的迴圈和爭議。當市場經濟大潮湧來以後，政府的角色逐步演變，如果說企業家是生產要素的組合者，那麼地方政府則是生產要素平臺的搭建者。大量事例表明，地方政府的作為確實能夠提升這一地方的發展水平，反之則相反。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套地方競爭機制仍然有效，但需要與時俱進地改革、創新與提升。與高速增長期相比，地方競爭的內容將有所調整，主要應包括：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營商發展環境的競爭;培育創新環境、聚集創新資源、成為區域創新中心和創新性城市的競爭;吸引中高階生產要素、形成不同型別勞動者合理分工結構的競爭;以人民為中心，創造性、包容性、穩定性內在一致的社會治理方式競爭，等等。
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建設大都市圈、創新中心、新興產業基地等促進經濟增長的機會將層出不窮，但誰能抓住並利用好這些機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競爭優勢。在推動高質量發展的程序中，既要支援保護企業層面的企業家精神，也要倡導保護地方政府的創新精神。在大方向明確的前提下，應允許地方在合理範圍內進行試錯，在競爭中發現和推廣好的做法、模式和政策。
優先推動與高質量發展階段相配套的重點領域改革
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加快形成與之相適應、相配套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優先推動那些有助於增長階段轉換、新增長動能形成的重點領域改革開放。應按照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要求，深化國資國企、財稅金融、土地、市場準入、社會管理等領域改革，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創造公平競爭的制度環境。
一是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強化事中事後監管，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幹的就讓企業幹。並強調，要著力優化營商環境，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促進新動能加快發展壯大。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需要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需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入推進“放管服”改革。政府需要創新監管方式，按照國務院《“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的要求，要改變傳統“管”的觀念，把激發市場活力和創造力作為市場監管的重要方向。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以來，政府將近90%的前置審批事項已經改為後置審批或取消。取消下放審批事項並不意味著政府的“放任自流”，必須同步跟進落實事中事後監管的措施和辦法。對直接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態環境保護以及直接關係人身健康、生命財產安全等的行政審批事項和中介服務，要確保安全監管職責無縫隙。
二是把減稅與稅改結合推進。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動更大規模減稅、更明顯降費，有效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並強調，要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規範政府舉債融資機制。我國的企業稅率在國際上看並不算過高，但加上各種收費，企業稅費綜合負擔是不低的。下一步在加大減稅力度的同時，更具有長期意義的是推動稅制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從以間接稅為主逐步轉向以直接稅為主。應當創造條件，降低企業生產環節的稅費。部分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應相應降低這類企業上繳“五險一金”等的負擔。
三是應以管資本為切入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黨的十九大提出推動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這是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的深化和提升。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加快國資國企改革，堅持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和公平競爭原則，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加快實現從管企業向管資本轉變。國有經濟必須實現戰略性調整，更多地集中到：服務於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包括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戰略性大型專案，如大飛機等;創新基礎設施，如國家實驗室等;國防建設;生態保護;等等。
四是加快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要總結好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項試點經驗，鞏固改革成果，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黨的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這兩件事情是內在統一的，鄉村振興實際上是現代城市體系在鄉村的延伸。這些戰略的實施，前提是必須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已經提出的要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農民宅基地也要創造條件流轉起來。全面推動人員、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市場化配置。把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紅利更多地分給農民，真正保護和增進農民利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五是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開放水平。我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發展空間最大的是服務業，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諮詢、資訊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和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技術大都是軟技術，是不可編碼的知識、體驗性知識。吸收這類技術、知識，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必須推動更大範圍、更具深度、更有特點的對外開放與合作，重點是高水平教育和研發領域。在創新活躍地區，可設立若干個高水平教育研發特區，形成既適合中國國情，又吸收國際上先進做法，最大限度調動人們在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前沿創造力的環境。
【思想宣傳範文】四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開放40年的實踐啟示我們：制度是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域性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他強調：“必須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髮揮和增強我國制度優勢。”40年來，我們黨既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不動搖，又堅定不移通過改革開放探索社會主義制度的有效實現形式，扭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鍵，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永葆黨和國家生機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證，為保持社會大局穩定、保證人民安居樂業、保障國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證，為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湧流不斷建立了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改革、駕馭改革的政治智慧和堅強能力。
一
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聚焦制度問題。在鄧小平理論中，蘊含著深邃的制度改革思想。鄧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範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這表明，自改革開放伊始，我們黨就深刻認識到改革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手段，是趕上時代步伐、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正是基於對改革開放制度屬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艱鉅性的戰略思考，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創造性提出了制度定型論。他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這一論斷，在黨的十八大以來得到了創造性繼承和發展。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定為標誌，我們黨開啟了在協同推進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程序中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和發展的更為關鍵的征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在改革開放程序中不斷完善和發展，根本原因在於：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開放中把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實踐邏輯有機結合起來的偉大創造，其制度建設必然會經歷由不夠成熟到逐步成熟、由不夠定型到逐步定型的過程。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無古人、旁無佐證，“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5000多年文明史、13億多人口的大國推進改革發展，沒有可以奉為金科玉律的教科書，也沒有可以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制度建設必然需要經歷一個很長時間的實踐、探索和創造才能走向定型。第三，中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處一個世界、一個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必然會受到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及其價值觀念的影響，從而使制度探索和定型的過程充滿風險和挑戰，如何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和發展過程中長期面臨的重大任務。
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習近平***指出：“從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國社會主義實踐的前半程已經走過了，前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現在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後半程，我們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這項工程極為巨集大，零敲碎打調整不行，碎片化修補也不行，必須是全面的系統的改革和改進，是各領域改革和改進的聯動和整合，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上形成總體效應、取得總體效果。”這一重要論斷，創造性提出了在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實現制度完善和發展的改革取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適應國家現代化總程序，不斷推進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不斷提高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效治理國家的能力。具體而言，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根本在於嚴格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則：任何方面的制度改革，都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確保和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為價值取向，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把促進公平正義、維護絕大多數人權益作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決消除利益分化、利益固化;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不斷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不斷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堅持改革與開放相輔相成，以對外開放促進對內改革、以對內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在緊跟時代潮流、回答時代之問中不斷提升制度現代化水平;強化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在解決問題中革故鼎新、創新發展，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
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也到了一個新的重要關頭。當代中國在昂首闊步向著巨集偉目標堅定前行的同時，也面臨一系列更加複雜的問題和挑戰。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始終沿著正確軌道前進，要充分發揮制度的保障和推進作用，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發制度活力、形成制度紅利、釋放制度優勢。堅持問題導向，在解決重大關鍵性問題中推進制度創新和完善，是以往幾十年我國改革的一條基本經驗。習近平***指出：“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制度總是需要不斷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和全面深化改革攻堅期，尤其需要強化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聚焦我國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緊緊抓住那些影響制度活力的重大問題，把新時代改革開放進一步推向前進。
抓住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一重大問題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優勢。我們既要深入解決市場運作失靈即由於利益驅動而導致對公平正義秩序的干擾和破壞的問題，又要進一步解決市場機制不到位所造成的企業缺乏創新力和競爭力的問題;既要深入解決政府幹預過多從而造成對市場競爭規則的干擾和破壞的問題，又要進一步解決政府調控不力，不作為、亂作為乃至懶政庸政等問題;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援、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抓住權力與權利的關係這一重大問題全面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優勢。習近平***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要體現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用制度體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既是以往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又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完成這一重大改革任務，必須切實處理好權力和權利的關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
抓住個性與共性的關係這一重大問題全面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堅定文化自信、促進文化繁榮興盛的優勢。任何形態的文化都是一定民族文化傳統和價值的集中體現，具有鮮明個性特徵;同時，文化又具有極強烈的交流性和交融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就是堅持個性和共性有機統一的現代文化形態。這決定了新時代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強文化領域制度建設，就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努力創造光耀時代、光耀世界的中華文化。
抓住政府治理、社會調節和居民自治的關係這一重大問題全面深化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制度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優勢。在發揮好政府治理作用基礎上，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引導群眾依法行使權利、表達訴求、解決糾紛，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確保社會機體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
抓住人與自然的關係這一重大問題全面深化生態體制改革，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優勢。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切實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美麗中國，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
【思想宣傳範文】五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加強黨的制度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依規治黨的必然要求，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保障，事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認真回顧和深刻總結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制度建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和寶貴經驗，對於引導廣大黨員幹部牢固樹立“四個意識”，增強“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提升法治意識、制度意識、紀律意識，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衛制度的良好氛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制度建設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制度建設。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真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提出既要解決制約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問題，又要解決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現代化問題。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中，深刻分析了當時制度的各種弊端，提出了制度改革和建設的指導思想、根本任務。他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等等。這標誌著我們黨把制度建設問題提到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制度建設理論的重大飛躍。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在黨的建設上走出一條不搞政治運動，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新路子。這一時期，我們黨把制度建設擺在黨的建設的重要位置，在制度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開創了黨的制度建設新局面。***同志強調，完善各個方面的制度，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課題。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經濟、文化、科技、社會等方面的管理制度，黨內教育、管理、監督的制度，都需要根據新的形勢加以完善。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提出，特別要注重制度建設，以完備的制度保障黨內民主，維護中央權威，保證全黨在重大問題上的統一行動。黨的十六大提出，要把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有機結合起來，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並納入黨的建設總體佈局。這進一步豐富了黨的制度建設的內涵，拓寬了黨的制度建設的視野，深化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理論。
黨的十六大後，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著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大力推進黨的制度建設。胡錦濤同志指出，我們既要加強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的制度建設和創新，不斷完善各方面的體制機制，又要加強黨內製度建設和創新;保持黨員隊伍的先進性，關鍵在於完善制度和機制，把黨的先進性要求轉化為黨員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域性性、穩定性和長期性;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強調，以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為重點，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強調以健全民主集中制為重點加強制度建設。這一時期，黨的制度建設逐步走向科學化、規範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戰略和全域性的高度，把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作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長遠之策、根本之策，全方位紮緊制度籠子。習近平***強調，黨章是黨的根本大法，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規矩，要加強頂層設計，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同向發力，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強調製度不在多，而在於精，在於務實管用，要提高黨內法規制定質量，確保每項法規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強調狠抓制度執行，把黨的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充分發揮領導幹部示範表率作用，讓遵守法規制度蔚然成風;強調要強化改革精神和法治思維，堅持制度治黨、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統籌推進、一體建設。這些重要論述，深化了對執政黨建設規律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學說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全方位推進黨的制度建設提供了基本遵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提出強化權力執行制約和監督體系。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將“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納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健全改進作風長效機制，著力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問題，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強調把制度建設貫穿其中。此外，黨中央還編制了《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第二個五年規劃***2018—2022年***》，印發了《關於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的意見》。這些重大部署、重要舉措，推動制度治黨、依規治党進入快車道。
二、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制度建設取得的顯著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以黨章為根本遵循，統籌推進各位階、各領域、各層面、各環節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逐步形成以“1+4”為基本框架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我們黨堅持真抓嚴管，通過加強學習教育、強化監督檢查、狠抓制度執行等有力措施，使廣大黨員、幹部的法規制度意識普遍增強，正在養成在制度、紀律約束下學習工作生活的良好習慣，黨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
一是以黨章統領黨的制度建設，提高了制度建設的整體水平。作為立黨管黨治黨的總依據、總遵循，黨章具有最高權威，依規治黨首先是依據黨章管黨治黨。改革開放以來，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需要，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先後8次修訂完善黨章，不斷推動黨章與時俱進，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注入強大制度動力。黨的十九大修訂的黨章，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為黨的根本大法注入了新鮮血液。黨中央把制定準則、條例作為構建黨內法規制度體系的主幹性、支撐性法規制度來抓。1980年制定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對於實現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的撥亂反正，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發揮了重要歷史作用。2016年制定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從12個方面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提出明確要求、作出剛性規定，具有里程碑意義。黨中央還先後制定了32部條例，進一步規範黨組織工作、活動和黨員行為。《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是黨內立法法，《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檔案備案規定》明確了黨內法規和規範性檔案備案程式，為黨內法規制度備案工作提供了遵循。根據中央法規制度的要求，各地區各部門陸續制定具體的配套法規制度，增強了黨內法規制度的系統性、協同性、整體性。
二是黨的組織法規不斷完善，夯實了全面從嚴治黨的組織制度基礎。為了全面規範黨的各級各類組織的產生和職責，我們黨先後制定了450多部組織法規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著力在黨的組織法規制度方面補空白、立新規。修訂《縣以上黨和國家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民主生活會若干規定》，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2015年頒佈的《中國共產黨黨組工作條例***試行***》，首次為建立70年的黨組制度立規，全面規範黨組的設立、職責、組織原則、議事決策等;《中國共產黨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明確了各級地方黨委的組織架構、執行機制、重要職責、決策規程等。這些法規制度，夯實了管黨治黨、執政治國的組織制度基礎，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實現黨的歷史使命提供了堅強組織保證。
三是黨的領導法規逐漸健全，保證了黨的領導活動在制度軌道上推進。目前，我們黨已制定900多部黨的領導法規制度，對黨的自身領導體制、黨與政府等機關組織關係作出規範。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制定統一戰線工作條例、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辦法、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脫貧攻堅責任制實施辦法等，為加強和改進黨對各方面工作的領導提供了制度保障，黨總攬全域性、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充分發揮。2017年10月，黨中央制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強調落實重大問題請示報告制度，從制度上保證了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有力維護了習近平***的核心地位，有力維護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四是黨的自身建設法規日益完善，顯著增強了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黨的自身法規制度涵蓋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等，目前現行有效的法規約1400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先後制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絡群眾的八項規定》《中共中央政治局貫徹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的實施細則》，以作風建設開局起步，推動黨的建設取得顯著成效。推進幹部人事制度改革，重在樹導向、強監管。以修訂落實《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為抓手，大力培養選拔黨和人民需要的好乾部，有效破解了“四唯”問題;改進政績考核機制，有效遏制了“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及不擔當、不作為、亂作為問題;修訂《幹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強化理論教育、黨性教育和專業化能力培訓，有效發揮了補鈣壯骨、固根守本作用;制定實施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治理“裸官”、規範兼職等制度，幹部管理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推進基層組織建設制度改革，重在強基礎、補弱項。出臺國有企業、社會組織、民辦學校等領域黨的建設制度，薄弱環節基層組織建設得到加強;持續開展市縣鄉黨委書記抓基層黨建工作述職評議考核，各級黨組織書記管黨治黨意識明顯增強、責任有力落實;修訂實施發展黨員工作細則，黨員隊伍保持適度規模，質量進一步提升。推進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重在增優勢、添活力。制定實施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意見，加強頂層設計，創新集聚人才體制機制;推進職稱制度和分類評價制度改革，完善人才評價機制;制定“萬人計劃”等重大人才工程實施辦法，提升人才工程實施質量和效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優勢逐步顯現。
五是黨的監督保障法規持續加強，有力促進了良好政治生態的形成。長期以來，我們黨按照規範主體、規範行為、規範監督相統籌相協調的原則，對黨組織工作、活動和黨員行為的監督、考核、獎懲、保障等作出規範，共制定1460多部監督保障法規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著力強化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發揮同級相互監督作用，把黨內監督同其他監督方式貫通起來，著力構建黨統一指揮、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黨中央制定修訂的廉潔自律準則、黨內監督條例、巡視工作條例、黨紀處分條例、問責條例等，指明道德高線，劃出行為底線，著力形成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用權受監督、失責必追究的激勵約束機制，確保行使好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
三、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制度建設積累的寶貴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繼往開來、與時俱進、改革創新，既用制度建設促進黨的各方面建設的深入發展，又善於把黨的各方面建設取得的成果及時上升為制度，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一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推進黨的制度建設。黨內法規制度的政治性、政策性很強，把握正確方向是第一位的要求。把握正確方向，必須切實體現黨的意志主張、體現黨章的要求。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決管黨治黨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使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始終在科學理論的指引下推進。我們黨始終以黨章為根本遵循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各項工作，並通過法規制度將黨章規定細化具體化，切實維護了黨章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實踐證明，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只有在方向性問題上保持頭腦清醒、保持政治定力，著力完善黨的建設各方面制度，才能確保黨的領導更加堅強、黨的執政地位更加鞏固。
二是堅持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加強黨的制度建設。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黨的各項具體制度的建設，是民主集中制這一根本組織制度和領導制度的延伸和發展，是其基本內容的具體化。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始終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堅持集體領導制度，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著力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具體制度，實現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式化。實踐證明，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緊密結合的有效制度。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只有始終堅持民主集中制，並根據實踐發展不斷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體制度，才能進一步提高黨的建設制度化、規範化水平。
三是堅持著力提高制度建設的質量。提高制度建設的質量，是提高黨的建設質量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把中央要求、群眾期盼、實際需要、新鮮經驗結合起來，提高了制度建設的科學性。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尊重實踐、尊重群眾、尊重創造，深入調查研究、廣泛徵求意見，及時做好立、改、廢、釋工作，既保證了制度活力，又保持了制度的穩定性。注重實體性法規制度和程式性法規制度、綜合性規定和專門性規定、下位法規制度和上位法規制度相互協調、相輔相成，提升了法規制度的整體效應。實踐證明，只有堅持科學立規、民主立規、依法立規，才能確保每項法規制度都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才能真正做到用制度治黨管權治吏。
四是堅持黨的制度的制定與執行並重。制度的制定是基礎，制度的執行是關鍵，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高度重視制度的制定，注重加強頂層設計和系統謀劃，逐步形成一個以黨章為統領，各項具體制度相配套的制度體系，保證了制度的科學性、有效性。制度一旦制定，就要嚴格執行。我們黨著力提高制度執行力，堅持釘釘子精神，以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勁頭狠抓制度落實，制度威力充分彰顯。實踐證明，只有堅持一手抓制度制定，一手抓制度執行，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能讓鐵規發力、讓禁令生威，確保管黨治黨的制度落地生根。
五是堅持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黨的執政地位決定了黨的制度建設必須與國家的法律法規相協調。黨內法規既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有力保障。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始終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不斷推進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的法治化、規範化。同時，還善於把成熟的黨內法規制度通過立法機關轉化為國家法律法規，更好地用制度和法律規範權力的執行，實現黨的制度與國家法律的協調配合、相互促進。實踐證明，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只有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著力提高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水平，才能使黨的制度建設全面融入並保障國家法治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