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對收入分配調節

[拼音]：Baihuawen Yundong

[英文]：Vernacular Movement

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從北京推向全國的一場劃時代的文體改革運動。它提倡書面語不用文言，改用白話或語體。白話文運動先在“文學革命”的口號下發動，進而在“思想革命”中發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運動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適(1891～1962)、陳獨秀(1880～1942)、錢玄同(1887～1939)、魯迅(1881～1936)等。他們以《新青年》雜誌為主要陣地，以北京大學進步師生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維護者開展論戰，贏得了白話文的勝利。

白話文運動的歷史背景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語的摘要，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出現。到西漢，封建統治者獨尊儒家學派，記載這些經典的文言文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萬古楷模。越到後世，文言文同實際口語的距離越遠。這種情況是不能適應社會和語言的發展的。從唐宋以來，白話文書面語逐漸興了起來。先是採用比較接近口語的“變文”、“語錄”一類文體，傳播佛教教義，後來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和市民階級的抬頭而出現了用當時口語來書寫的明清章回小說。不過直到清代末年，白話文還只是侷限在通俗文學的範圍之內，未能改變文言文獨尊的局面而作為通用的書面語。

歷代不少學者為了讓更多的人看懂書面文字，都主張書面語同口語相一致。1861年，洪仁玕(1822～1864)根據洪秀全的指示，頒佈《戒浮文巧言諭》，提出了改革文體的方針：“不須古典之言”，“總須切實明透，使人一目瞭然”。又過了二三十年，資產階級改良派為宣傳變法維新、開發民智而提倡白話文。如黃遵憲 (1848～1905)引俗話入詩，宣稱 “我手寫我口”（《雜感》）；裘廷樑(1857～1943)認為“白話為維新之本”，發出了“崇白話而廢文言”的口號；陳榮袞第一個明確主張報紙應該改用白話文;王照更宣告自己制定的官話字母，只拼寫“北人俗話”，不拼寫文言。同時，他們還積極寫作通俗淺顯的文章。梁啟超(1873～1929)最先向霸佔文壇的桐城派古文挑戰，創制了“新文體”，用的雖還是文言，但平易暢達，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已向著白話文邁出了第一步。接著白話書報在各地湧現，日見興盛，其中白話報紙有10多種，白話教科書有50多種，白話小說有1500多種。可是直到辛亥革命(1911)之前，還沒有人自覺地去實現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個重大的變革。從清代末年到民國初年，接連出現了幾件可以決定文體改革方向的大事：一是科舉制度的廢除(1905)；二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三是粉碎了袁世凱稱帝迷夢(1916)，《新青年》發出提倡科學和民主、打倒孔家店的號召。思想的解放帶來文體的解放，覺醒了的廣大人民群眾，掀起了民主主義的浪潮，為白話文運動打下了群眾基礎。

白話文運動的經過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題為《文學改良芻議》的文章，這是白話文運動的公開訊號。文中提出：白話文學為文學之正宗。這個綱領性的意見，很快就得到陳獨秀的響應。錢玄同也及時發出打倒“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寄胡適之》，1917）的口號，最先把反對文言文同反對 “獨夫民賊”、反對弄壞白話文章的“文妖”（《嘗試集序》，1918）聯絡起來，並在陳、胡強調“文學革命”的時侯，第一個考慮到應用文的改革。1918年1月，《新青年》實現自己的主張，全部改用白話文。 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標誌著白話文運動在文藝方面首先突破，顯示實績。年底，李大釗(1889～1927)、陳獨秀創辦白話週刊 《每週評論》， 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1896～1950)、羅家倫 (1897～1967) 等創辦白話月刊《新潮》。不久，魯迅指出，白話文應該是“四萬萬中國人嘴裡發出來的聲音”（《雜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這就把白話文放在現代中國人口語的基礎上。

白話文運動的各種口號提出以後，遭到一些支援文言文的學者的猛烈攻擊。如古文家林紓(1852～1924)攻擊白話文為“引車賣漿者言”，南京東南大學教師胡先驌(1894～1968)認為白話文“隨時變遷”，後人看不懂，等等。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1868～1940)等據理駁斥，引起一場關於白話文和文言文的論戰。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爆發，白話文運動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一年之內，白話報至少出了400種。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小學教科書改用白話文。新文學的團體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也相繼成立。

1921年以後，胡適去“整理國故”了。胡先驌的《學衡》雜誌、 章士釗(1882～ 1973)的《甲寅》週刊，為迎合封建勢力復辟，先後對白話文進行反攻。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在文化上以《嚮導週報》、上海《民國日報》等為陣地，共同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在這種形勢下，魯迅先後發表了《估學衡》(1922)、《答KS君》(1925)、《再來一次》(1926)等文章，大抵採取“以毒攻毒”的方法，用古書作法寶，證明鼓吹文言的“學衡”派和“甲寅”派實際自己也做不通古文，錯用典故；白滌洲(1900～1934)、唐鉞(1891～1986)也在《雅潔和惡濫》(1925)、《告恐怖白話的人們》(1925)等文中給以批駁，這才把那批反對派打退了。

白話文運動的成就

白話文運動的結果，是使白話文在文學作品和一般學術著作的範圍內取得了合法的、正統的地位。它的成就首先表現在白話文理論的建設上：

（1）關於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學說。 這學說的框架有3條：a.白話為文學之正宗。為打倒文言文的正統提供了歷史的根據。b.用白話作各種文章。讓白話文成為通用的書面語，為白話文的推行提出了奮鬥的目標。c.白話文以現代中國人的口語為源泉。為白話文的建設指出了正確的方向。

（2）關於文體改革的具體規劃。主要在散文、應用文、詩歌 3個方面。第一，對散文文體改革的要求，胡適概括為 4條主張：a.要有話說方才說話；b.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c.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d.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話（《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第二，對應用文文體改革的意見。錢玄同在《論應用之文亟宜改良》(1917)裡，提出不少切實可行的主張，如改用白話（國語）；選取最普通的常用字；多義字只用最普通常用的一義；不許用倒裝移置的句法；“書札之款式稱謂，務求簡明確當。刪去無謂之浮文”;文中加標點符號;數目字改用阿拉伯字，“用算式書寫”；改右行直排為左行橫排；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紀年；“印刷之體，宜分數種”等等。第三，對詩體改革的主張。分為兩派。一派由錢玄同、胡適帶頭提倡“自由體”。另一派由宗白華(1897～1986)、聞一多(1899～1946)帶頭主張“格律體”。這兩派對新詩的形式，都作了認真的探索。

白話文運動的成就，主要表現在白話文的作品上。白話文能不能代替文言文，要看寫作實踐。“五四”時期，白話論文在表現新思想、批判舊思想上，發揮了巨大的威力。如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的論文，雖在語言上有不同的風格，但在說理上都有明白、清晰、準確、富有邏輯力量的特點。這就叫那種不宜說理的文言文相形見絀。在文學上，散文、小說、詩歌等文體，都開了新生面。特別是1921年，魯迅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的發表，郭沫若詩集《女神》的出版，為白話文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阿Q正傳》更是中國現代白話文學中贏得世界聲譽的第一部傑作。

“五四”白話文運動，是一個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運動，它在文藝語言上宣告了文言文時代的結束、白話文時代的開始。數千年來，中國通用的書面語沒有白話文的合法地位，只有與口語脫節的文言文才算正統。直到“五四”時期，才把這種反常的局面翻了過來，開闢了一個白話文學的新紀元。 這正好與中國社會在“五四”期間實現了從封建向民主的轉變相適應。

白話文運動的影響

由於歷史的侷限，白話文運動不可能迅速徹底完成它的任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政府的公文、法律，報紙的新聞等等，仍用文言或半文言。在文學作品上取得“正宗”地位的白話文，也夾雜著脫離人民口語的文言腔。但從“五四”開始，白話文的推行，已成了時代的潮流，歷史之必然。30年代又進而發起大眾語運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報紙、公文和法律都一律採用白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