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一生多病卻能高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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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養生治心之道
一生多病的曾國藩，歷盡驚濤駭浪，終於在同治十一年***1872***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享年62歲。這個壽數，在今天看來也許並不算高，但在一百多年前，這已經超過了當時國人的平均壽命。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曾國藩的養生治心之道也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尤其是在健康問題越來越成為人們的關注點的今天，他的養生治心之道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鑑或思考的呢?
壹 治身與治心並重
“治心以廣大二字為藥，治身以不藥二字為藥。”在養生問題上，曾國藩有這樣一句經典的總結。他力圖做到身心並治、口體兼防，要旨是養生以治心為主，以不藥二字為準。他曾在家書中指出了具體的治心與治身之法，“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陰惡曰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才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藥維何?”“不藥”二字始終貫穿他的一生。治心的關鍵在去忿去欲，治身關鍵在去暴去慢，治口之道在慎言節食。
曾國藩本人患有牛皮癬、耳鳴、失眠、眼疾等多種常見慢性病，但他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去吃藥。他的兩個兒子曾紀澤、曾紀鴻體弱多病，然而，他仍然告誡他們不要隨便吃藥。同治五年四月十日，曾國藩給兩個兒子寫信，“爾雖體弱多病，然只宜清靜調養，不宜賓施攻治。莊生雲：‘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東坡取此二語，以為養生之法。爾熟於小學，試取‘在宥’二字之訓詁體味一番，則知莊、蘇皆有順其自然之意。”又說，“養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藥而日更數方，無故而終年峻補，疾輕而妄施攻伐，強求發汗，則如商君治秦、荊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
所謂“在宥”，是指自在寬容。這是莊子無為而化的思想，曾國藩以此來教育孩子養生在養心，養心在於自在寬容，即他所說的“廣大”。相反，隨意吃藥則是違背了自然規律，是“妄施攻伐”，從外部干預身體內部。他又用蘇東坡的詩來進一步闡明其理：“東坡《遊羅浮》詩云，‘小兒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黃庭。’下一‘存’字，正合莊子‘在宥’二字之意。蓋蘇氏兄弟父子皆講養生，竊取黃老微旨，故稱其子為有奇志。以爾之聰明，豈不能窺透此旨?餘教爾從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淺，卻得自然之妙。爾以後不輕服藥，自然日就壯健矣。”
蘇東坡一生歷盡曲折，然而，他卻能笑對這一切，故而得養生之道。曾國藩亦希望孩子們以蘇東坡為榜樣，不要輕易吃藥，只要心存自在寬裕，自然就能健壯。
同樣，他對幾個弟弟也是以“不藥”二字相勸。同治元年七月二十日，曾國藩對季弟曾國葆容易發病，而又喜歡隨意服藥表示了深深的憂慮，他說：“吾在外日久，閱事日多，每勸人以不服藥為上策。”還說，“餘所慮不在於病，而在於服藥，茲諄諄以不服藥為戒。”
九弟曾國荃處南京前線，一度“肝病已深，痛疾已成，逢人輒怒，遇事輒憂”。同治三年四月十三日，曾國藩寫信對他說，“此病非藥餌所能為力，必須將萬事看空，毋惱毋怒，乃可漸漸減輕。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當視惱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至囑至囑!”曾國藩認為，肝火上竄，血不養肝，此斷非藥所能為，必須放心靜養，不可懷忿慪氣，不可提心吊膽，總以能睡覺安穩為主。就是說此病來自心理上的隱憂與畏懼，心病還需心藥醫。
俗話說，藥到病除，然而，曾國藩始終相信，良藥難治該死的病，許多時候，病在心間，不去除心病，再好的藥也無濟於事。失眠是困擾曾國藩的一個長期病症，他認為失眠主要是因為心氣不平和的原因，很嚴重，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但重視之表現是用調養心氣平和的方法來治療。
貳 養生與為學並進
曾國藩養生治心之二法，是養生與為學並進。同治十年十二月五日，曾國藩正式提出“養生六事”，他說：“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養生六事勵兒輩：一曰飯後千步，一曰將睡洗腳，一曰胸無惱怒，一曰靜坐有常時，一曰習射有常時，一曰黎明吃白飯一碗，不沾點菜。此皆聞諸老人，累試毫無流弊者，今亦望家中諸侄試行之。”又說，“養生與為學，二者兼營並進，則志強而身不弱，或是家中振興之象。”
所謂“養生六事”無一事與營養有關，飯後千步、習射有常屬運動保健，臨睡洗腳屬活血氣，胸無惱怒、靜坐有常都屬於治心，只吃白米飯而不吃菜，其實就是減輕胃腸消化的負擔。
然而，曾國藩認為，這六事還不夠，只是養生的一個方面，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為學而強志。也就是通過讀書來“養我浩然之氣”。一個人心中坦然，精神愉快，自然身體康泰，這是長壽的最好祕訣之一，也是古人總結出來的普遍適用的養生經驗。
古話說，人活一口氣，氣是滋潤身體的命脈。人的氣勢不盛，可用讀書補氣。曾國藩相信，人的氣質本由天生，唯讀書可改變;人的性格有缺陷，可用讀書彌補。因此，曾國藩重視以書養生，以學養氣，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與審美品位，改變、滋養人體充沛氣血的根本途徑。
紀澤、紀鴻自小體質較弱，曾國藩並沒有為他們延請名醫，相反是勸他們多讀並多臨摹顏字《郭家廟》、柳字《琅琊碑》和《玄祕塔》，通過讀帖和臨摹，以書法豐腴的墨氣、堅韌的骨力，充實人的生命之氣。同時還告誡他們在吟詩作字時，多注意學習陶淵明、謝朓詩句中的沖淡之味、和諧之音、瀟灑胸襟，來潛移默化人的精神氣質，進而影響人的生命，達到精神與肉體的完美融合這一養生目的。
讀書養生並不是曾國藩的獨創，只不過，曾國藩能真正體味到其中的養生奧祕。南宋胡仔主編的《苕溪漁隱叢話》中說：“世傳杜詩能除疾，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悅然，不覺沉痾之去體也。”世人傳說杜詩能治病，其實，杜詩本身並不能治病，而是其中的辭意能讓讀者愉悅，不自覺地去除了人鬱積之邪氣，達到了治病的功效。長於相術的曾國藩則說：“書味深者其面自潤。”即是說明書能養生、書能陶情的道理，偶然讀一本書當然不能改變什麼，但長期浸潤於書中，以書為友，水滴石穿，這樣的人必然面透嫻靜豁達之氣，怡然快樂之色。
可見，養生不單純是一個身體的問題，還是一個心靈與精神的問題。精神好，心靈活，身體自然遠離疾病。養生之本在養精氣神，曾國藩堅信這一點。
叄 養身與養家一體
曾國藩的養生治心三法是養身與養家一體。現代人說，家庭是一個人的港灣。眾多的例子表明，家庭幸福，身體則康泰。曾國藩很看重家庭，致力於打造一個勤儉孝友之家。這當中一個關鍵考量自然少不了家人的健康。
他指出：勤者，生動之氣;儉者，收斂之氣。一放一收，兩面兼顧，便可以做到惜福遠忌。又說，人勤則健，家勤則興，能勤能儉，永不貧賤。他那多達上千封家書中，每每都少不了告誡家人勤於家務，儉於享受。換言之，養生之道在於潔淨、勤勞。乾淨則塵不染身，勤奮則病不纏身，這恐怕就是曾國藩所謂的以全身家，以家養生。
先看勤奮。曾國藩說：“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每日做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過於愛惜精神，將會奄奄無氣，絕難成事。”越是懶惰，病痛越是找上身來，越是勤快，病痛越是上不了身。所以，曾國藩告誡家人不要過於愛惜身體，要動靜適宜，以靜養氣，但“靜是勞中之靜”，不是甩手啥也不幹。在他看來勤於家務就是一種很好的養生鍛鍊方法，手動則心靈，腳動則腦活，氣血和暢。而且，一個人在家務中可以體味為家付出的快樂和親情;在種花種草、讀書寫字中感受家的閒適;在善待親朋、關心友鄰中感受人世的溫暖，這些都構成一個人良好的心理與精神狀態。人不可能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有奉獻有付出，有互動有交流才能達成一種內心和諧的健康狀態。居家不能怕苦，不能怕煩，“精神愈用愈出，智慧愈苦愈明”“養活一團春意思”，保持一種飽滿的熱情與自然平和的心態，是養生的關鍵。
人的健康表現出一股生氣、活力，家的幸福同樣表現出一股生氣和活力，所以養生與治家是一個道理。同治四年十月曾國藩給兒子們寫信，表達自己的養生之悟：“吾於凡事皆守‘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二語，即養生之道亦然。體強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體弱者，如貧人因節嗇而自全。節嗇非獨食色性也，即讀書用心，亦宜儉約，不使太過。餘八本匾中，言養生以少惱怒為本。又嘗教爾胸中不宜太苦，須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亦去惱怒之義也。”
人生無惱怒，胸中無苦惱，身體機能就呈現出“活潑潑地，養得一段生機”。長此以往，生命之樹常青。又說：“既戒惱怒，又知節嗇，養生之道，已盡其在我者矣。此外，壽之長短，病之有無，一概聽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計較他。凡多服藥，求禱神，皆妄想也。吾於醫藥、禱祀等事，皆記星岡公遺訓，而稍加推闡，教示後輩。”一個人盡我之本分，而不必管壽長壽短，有病無病。靠藥維持健康，靠神保佑健康，在曾國藩看來都是妄想。
再看乾淨。曾國藩認為，乾淨意味著節儉。曾國藩服膺老莊哲學，以簡為尚。他所說的節儉，又是簡單的同義詞。節儉不光是體現在飲食、性慾上，就是讀書用心，也應節約儉省，用心不能太過。他有一個“八本”家訓，其中有“養生以少惱怒為本”。多欲則惱，多食則煩，多言則怒。總之，養生宜簡宜少，宜淨宜儉。
不僅如此，他的四條遺囑，皆為養生治心之法：一曰慎獨則心安。二曰主敬則身強。三曰求仁則人悅。四曰習勞則神欽。他把這四條看作為自己數十年入世之心得，教孩子們“記之行之，並傳之於子子孫孫。則餘曾家可長盛不衰，代有人才”。“慎獨”是道德自省，保持心中安泰，清心寡慾;“主敬”是無論內外，莊重寧靜，可以強身養生;“求仁”就是心中有愛，能親萬物，能順天理，則人悅己悅;“習勞”是少逸少安，逸則生惰，安則易亡。
曾國藩的養生治心之道並沒有特別的大道理，但事事都切中現代人的弊端，值得我們好好反思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