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的發展現狀

　　生育政策是指由國家制定或在國家指導下制定的規範育齡夫婦生育行為***包括生育數量和質量***的準則。中國現行生育政策主要是，國家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根據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人口狀況規定。少數民族實行計劃生育的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規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把國家確定的現行生育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從法律上確定了中國現行的基本生育政策。

　　發展現狀

　　關中國有望試行“單獨二胎”政策的訊息引人關注。多位專家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在中國的人口紅利面臨拐點的當下，應當儘早調整生育政策，同時更加註重提高勞動力的素質，以應對人口紅利消減和老齡化加劇帶來的“未富先老”的挑戰。

　　人口紅利面臨“拐點”

　　事實上，中國的人口紅利正面臨著“拐點”。國家統計局此前公佈的2012年統計公報顯示，2012年末，中國大陸15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為93727萬人，比上年末減少345萬人，佔總人口的69.2%，比上年末下降0.6個百分點，這是相當長時期以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首次出現下降。

　　與此同時，中國的老年人口的比重繼續攀升。公報顯示，2012年中國大陸60週歲及以上人口19390萬人，佔總人口的14.3%，比上年末增加了891萬人，提高了0.59個百分點。

　　面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首次出現下降的情況，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曾表示“要高度重視”。他預計，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至少在2030年以前，會穩步、逐步有所減少。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表示，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首次下降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已在2012年出現，將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中國應當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夠準備。

　　牛犁則對中新網記者表示，一個客觀的情況是，中國目前還沒真正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卻不得不面臨“未富先老”的挑戰。

　　面對著人口紅利的消減和老齡化的挑戰，中國的相關人口政策、社會政策、社會保障體系都應該作出應對措施，要不然很成問題。牛犁指出，往往現行的體制具有很大的慣性，所以現在新一屆政府要全面啟動新一輪的體制改革，人口生育政策的調整也是大家所期待當中的。

　　生育政策將適時調整

　　中國的生育政策似乎到了要做出調整的關頭。近期，有關中國將於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試行“單獨二胎[1] ”***夫妻雙方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個孩子***政策的訊息引發廣泛熱議。

　　生育政策針對此訊息，國家衛生計生委在一週內多次進行了迴應，明確提出“要完善生育政策，適時出臺調整方案”。

　　“生育政策早應該調整了。”國家資訊中心經濟預測部巨集觀經濟研究室主任牛犁在接受中新網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在變化，人口紅利在下降，中國應該順應規律，調整生育政策，如果再實施這麼嚴格的計劃生育，對將來是很不利的。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牛犁指出，人口紅利下降意味勞動年齡人口越來越少，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急劇減縮，這個減縮必然帶來這樣一個直接後果：社會中吃飯的人越來越多，創造財富的人越來越少，儲蓄率會大幅下降，轉化為投資的資金變少，資金不夠，那麼整個經濟的增長活力也就會減慢。

　　應對“未富先老”挑戰

　　如何應對人口紅利的消減和老齡化的挑戰?專家指出，一方面要調整生育政策，一方面要更加註重勞動力素質的提高。

　　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黨組書記戴相龍在今年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曾建議，中國可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前提下，適時對人口政策進行“微調”，比如允許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胎。

　　主流的人口學專家們多認為，放寬生育政策不會導致人口激增。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說，由於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低生育思維定式已在新生代家庭中悄然形成，實行“單獨二胎”從長遠看不會對人口總量造成較大影響。

　　蔡昉指出，中國應該研究適當調整人口政策，政策底線應當是放開二胎。不過，現在調整計劃生育政策，即使人們還願意生，要“長成”勞動年齡人口也得15年或者更久，難以改變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趨勢。因此，保持經濟增長、應對人口紅利減少，歸根結底要靠技術進步和解放生產力。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也對中新網記者表示，中國勞動力的富餘程度跟過去相比確實出現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從過去的強調勞動力數量，轉變為更注重勞動力的素質，，要通過培訓提升勞動力素質，進而提升勞動生產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