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齊魯文化的歷史地位論文

　　論齊魯文化的歷史地位全文如下：

　　齊魯文化是先秦時期在今山東省境內形成和發展的一種地域文化。進入秦漢以後，在政治大一統的背景下，隨著法家學說、陰陽五行學說、黃老之學、儒學相繼登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臺，齊魯文化逐漸由地域文化演變為一種官方文化。齊魯文化既是一個歷史範疇，又是一個文化範疇。作為歷史範疇，自有其歷史的侷限性;但作為文化範疇，又有其歷史超越性，齊魯文化的現代價值就是這種歷史超越性的表現。

　　一

　　早在遠古時代，黃河下游地區就是當時文化發達之區，生活在這一地區的炎帝氏族及其後裔創造了東夷文化。考古資料表明，發源於黃河下游的以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為代表的東夷文化一度處於當時文化發展的領先地位。而當時生活在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黃帝氏族及其後裔則創造了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華夏文化。東夷文化和華夏文化共同創造了早期的黃河文明。經過夏、商、週三代，文化代代相因，漸次融合，最終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兩個主幹——夷夏文化，而齊魯文化正是夷夏文化融合而產生的一種地域文化。

　　自西周初年齊魯建國至春秋，是齊魯文化兩大文化體系的形成時期。隨著西周的建立，來自西方的周文化逐漸沿黃河東下，到達下游地區。周文化和東夷文化在接觸過程中，由於齊、魯兩國人文環境、地理條件的不同和建國方略的差異，造成兩種風格迥異的文化體系：齊文化和魯文化。在西周和春秋長達六七百年的時間裡，齊文化和魯文化沿著各自獨特的道路發展，使黃河下游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多元化狀態。齊文化是以東夷文化為主、以周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

　　經濟上，從齊地靠海、土地瘠薄的實際情況出發，除了繼承周的“重農”傳統外，又實行“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政策，以農業為主，農、工、商並舉;政治上，不囿於周之“尊尊而親親”的宗法原則，而是“舉賢而尚功”;文化上，主張寬鬆自由，相容幷包，“因其俗，簡其禮”。齊文化最終成為一種合時俗，務實際，具有革新性、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功利型文化傳統。魯文化則是以周文化為主、以東夷文化為輔而形成的一種文化系統。經濟上，由於魯的封地位於泰山以南的平原，肥沃的土地適於農耕，這就使魯文化一開始就具有一種農業文化的特徵。

　　政治上，魯國統治者強調周的宗法制度，主張“尊尊而親親”;文化上，則採取“變其俗，革其禮”的方針，用周文化強行改造土著文化，其所講求的禮樂仁義即是重禮的周文化和重仁的東夷文化結合的產物。魯文化逐漸發展成為一種重仁義、尊傳統、尚倫理、貴人和的道德型文化傳統。

　　戰國秦漢時期，是齊魯文化的綜合發展時期。進入戰國，由於齊國對魯國的兼併，造成黃河下游地區政治上的區域性統一。而學術文化界興起的百家爭鳴，則促進了區域間的文化交流。在這個背景下，齊、魯兩大文化傳統的交融日益發展，逐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戰國時期，齊、魯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響，表現在思想領域，主要是孟子對齊學的批判吸收，鄒衍陰陽五行說對魯學的滲透以及管子學派和荀子對齊學和魯學的揉合。特別是《管子》、《荀子》的出現，反映了齊魯兩大學派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向。

　　秦及漢初，齊學盛極一時，主要表現在黃老學和陰陽五行學的盛行。這一歷史時期齊學與魯學的融合，為其後董仲舒以陰陽五行說構築新的儒學體系作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漢代儒學內部的齊學與魯學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埋下了伏線。經過東漢今古文經學的學術之爭，雙方相互批判又互相滲透，至東漢末年，一代經學大師鄭玄會通古、今文經學，最終完成了齊魯文化一體化的過程。

　　齊魯文化是一種混合型文化。它不僅融合了齊文化和魯文化，而且兼收幷蓄，廣泛吸收了其他地域文化的長處，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完備的自我調節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強的文化。特別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齊魯文化實際獲得了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成為一種政治大一統背景下的官方文化，最終融入到統一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併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二

　　在中國古代文明發展史上，齊魯文化曾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響。

　　首先，隨著齊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古代中國文化中心由西而東轉移。齊、魯兩國的建立是周文化征服東夷文化的政治嘗試，但歷史的發展往往超出統治者狹隘的政治意圖，這兩種當時最先進的文化一經結合，便形成了兩種更高階、更先進的文化——齊文化和魯文化。齊魯文化的出現，打破了鎬京在文化上的壟斷。西周末年，隨著鎬京傾覆，王室東遷，當時的文化中心就轉移到了齊魯文化所在的東方。

　　戰國時期，齊國一直是東方的大國，統治者又重視文化發展，設立稷下學宮，“招致天下賢士”，成為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魯國初封，因是周公的封國，所以得到的西周禮器文物典籍甚多，故後人有“周禮盡在魯”之說，又由於魯國有重禮的傳統，造成魯國特有的文化氛圍，而作為傳統文化傳播者的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孔子產生於魯國，乃勢所必然。戰國以後，以魯國為根據地的儒學向四周輻射，造成齊魯文化更廣泛的傳播，促進了百家爭鳴，為中華古代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僅在先秦時期，齊魯地區就產生了像管子、晏子、孫武、墨子、孟子、莊子、鄒衍、孫臏、吳起這樣一批文化偉人。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罕見的。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齊魯文化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化，齊魯之地是當時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

　　其次，齊魯文化對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秦統一中國後，法家思想雖然成為政治上的指導思想，但淵源於陰陽五行學說的“方士文化”在秦朝也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至西漢初年，屬於齊文化系統的黃老之學又風靡一時，當時統治集團中好黃老之學者甚眾，在全國推行無為政治，不過六七十年間，便造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漢代形成的“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也和齊魯文化有深遠的淵源關係。

　　西漢學者劉向在《說苑·政理篇》曾說過，齊國“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跡也。”魯國“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跡也。”“故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政也。”齊魯霸王之道，不僅被漢代統治者所接受，逐漸合成為“漢家制度”，而且對此後歷代有作為的封建統治者的治國方略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儒術取士，是中國思想史、政治史上的一大變革。在這個變革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號稱漢代孔子的董仲舒，而董仲舒的儒學實際上就是陰陽五行化了的儒學。齊魯是漢代經學最發達的地區，西漢的五經八師中，伏生等六人都是齊魯大儒;東漢時設定的五經博士，齊魯儒生佔了八名。在《漢書·儒林傳》中單獨立目的有二十七人，齊魯籍的有十二人。

　　至東漢末年，齊魯地區又出現了兩位著名的大經學家，一位是今文經學大師何休，另一位是古文經學大師鄭玄。東晉南朝時期流寓江南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蘭陵蕭氏、高平郗氏、琅琊顏氏和泰山羊氏都來自齊魯之鄉。齊魯名士和先進的齊魯文化南下，為江南地區的開發作出了巨大貢獻。直至北宋，蘇轍尚有“為學慕齊魯”的稱譽。魏晉之後，雖然齊魯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文化已逐漸失去其獨立性，但它的基本精神依然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