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漢語外來詞的方言標註研究

　　一、引言

　　外來詞也稱藉詞，是指一種語言從其他民族語言中吸收過來的詞，是不同的文化發生交流與碰撞時在語言中留下的痕跡。外來詞兼具外來語言文化因素和固有語言文化因素，亦即具備語言文化二重性史有為 1991：12—16，2000：114—119，因而是我們觀察借出語和輸入語兩種語言文化的視窗。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全面發展，漢語吸收外來詞的範圍和數量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各種語源的外來詞層出不窮。“世界上一些先進的文明國家，往往都有一批研究外來詞的專家，有不少的外來語詞典。一般老百姓，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隨時查閱，既能擴大知識面，又能提高文化修養。反觀我國，不無遺憾。研究外來詞的專家很少，編纂成的專著和詞典更不多見。廣大人民群眾對這方面的知識，幾乎等於零。這與我們改革開放的大氣候顯得異常不協調。”季羨林 1991：2季先生的這番話，道出了外來詞詞典的重要性和外來詞研究滯後的狀況。20多年過去了，學界對外來詞的關注空前高漲，在中國知網上用“外來詞”“藉詞”搜尋篇名，我們可以找到1992年以來的外來詞研究論文近1500篇，其中包括一些頗有價值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此外，外來詞研究專著數量有所增加，還出現了可以當作外來詞詞典使用的《胡言詞典——關於外來語和流行語的另類解讀》胡言 2006和《外來詞》古川 2008等。然而，迄今為止，仍有一個問題一直為學界所忽視，即外來詞的方言標註問題。在外來詞詞典的使用實踐中，我們發現，一些用方言音譯的外來詞要麼缺乏必要的方言標註，要麼方言標籤極為簡略，這不便於我們研究外來詞的方言特徵與中外文化交流的軌跡，因此，本文將以音譯外來詞的方言標註為研究物件，探討漢語外來詞詞典中此類標註的現狀和標示的意義。

　　二、漢語外來詞詞典中的方言音譯詞標註調查

　　如果外來事物和概念在本族語中缺乏相應的表達形式，我們要麼用意譯的辦法創造新詞去指稱，要麼通過音譯去引進，要麼直接引入原文。音譯原本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操同一種語言的人、同一語種中說不同方言的人和同一語種中說相同方言的人都會由於對原詞讀音的把握不同、選字不同、省略的音節不同等多種原因而創造出不同的音譯詞，這正是一名多譯的原因所在。正因為如此，“荔枝”一詞進入英語後，被寫成litchi，leechee，lichee，lichi，lychee等不同詞形，chocolate一詞進入漢語之後，曾有過“朱咕嚦”“朱古力”“朱古律”“巧克力”等不同譯名。音譯詞曾經困擾一些關注語言的人，比如，80多年前，石聲漢發表了《關於標準譯音的建議》一文，指出外來詞音譯時的一些問題：過去的譯音有三個通病，即用方言來譯音、不依原字的音來翻譯、取字怪僻，其中“一個根本上最大的問題，就是方言不統一，各人依照方言譯音，以致一個字有許多譯法，幾個字譯成同一個音，糾紛錯雜，很難弄得清楚”石聲漢 1933：1。這說的是音譯外來詞消極的一面。然而，有一些方言音譯詞得到了公眾的承認，在人民口頭中推廣開來，成為通用語的一部分，這說明它們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被收錄進普通語文詞典中，比如粵方言音譯詞“的士”不僅進入了漢語通用語，其中的“的”甚至已經演變成一個構詞能力極強的外來語素。因此，方言音譯詞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語言現象，值得我們關注和重視。

　　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上海和廣東曾是兩個最活躍的地區，吳語和粵語中曾出現過大量的方言音譯詞，但是由於它們的使用頻率可能不高，流佈可能不廣，有的甚至僅為當時少數人使用，因此除了極少數留駐在現代漢語中之外，大部分已經成為歷史詞彙，不適合收入《現代漢語詞典》《辭海》這樣的規範性辭書。現存的三部外來詞詞典中，胡行之的《外來語詞典》1936和岑麒祥的《漢語外來語詞典》1990均未提供外來詞的方言資訊，僅有《漢語外來詞詞典》1984提供了少量這方面資訊。為了研究漢語中的英語藉詞，我們曾經把《漢語外來詞詞典》中直接來源於英語的外來詞詞目全部錄入語料庫，共得到4645個不同詞目，其中僅154個詞在釋義中帶有“〈方〉”這樣一個簡單的方言標籤。為了弄清這些詞的方言源頭，我們首先參考了高名凱、劉正埮先生1958年的專著《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查詢到其中31個詞的方言源頭。此外，我們查詢了五卷本的《漢語方言大詞典》，找到36個詞的方言標註，其中23個詞是高、劉二位未曾標註的。這兩部文獻對大部分詞的方言標註是一致的，但有3個詞的標註令人費解：對於“波”ball 球的方言源頭，前者認定為閩語，而後者標註為粵語;此外，後者註明“派斯pass 撲克牌”屬於吳語和粵語，“菲林”film 膠捲屬於客家話、粵語和閩語。高、劉二位先生在專著中列出了少數來源於滬方言的詞，但都不在這154個詞之列。於是，我們又對照吳語研究專家錢乃榮先生的專著《上海方言》2007，確定“哈夫”half 切半來源於吳語。最後，我們排除“波”的異體詞“玻”和上述三個方言來源存疑的詞，總共得到51個有確切方言區標註的音譯詞，其中46個詞屬於粵方言，4個詞屬於閩方言，1個詞屬於吳語。這樣的查詢結果顯然不能如實反映方言外來詞的歷史，因為馬西尼的專著《現代漢語詞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1997和1993—2000年間《詞庫建設通訊》上的多篇研究文章均已表明，這幾種方言中源於英語的音譯外來詞總數大大超過以上統計數字。

　　事實上，《漢語外來詞詞典》收錄了大量的方言外來詞，只不過沒有配置方言標註。比如，“那摩溫”No. 1 工頭、“拉斯卡”last car 末班車、“法蘭絨”flannel、“馬達”motor 發動機、“水門汀”cement 水泥、“水汀”steam 蒸汽，暖氣、“白脫”butter 黃油、“麥克風”microphone 擴音器、“沙發”sofa等詞均屬於上海話錢乃榮 2007：92—93，但是《漢語外來詞詞典》未加任何方言標註。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編纂者缺乏可靠的方言證據。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外來詞的源流考釋工作基礎薄弱，而編纂者不可以僅靠個人的學養去妄下斷言，因此，儘管其中二位編纂者已經在前期出版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1958中註明了部分詞語的方言源頭，在1984年出版的《漢語外來詞詞典》中卻僅僅採用了標籤“〈方〉”來提供部分資訊，但不提供方言源頭，這說明編纂者在編纂原則上重視方言音譯詞的標註，但在編纂實踐中卻採取了非常謹慎的態度。

　　三、方言外來詞標註的價值和意義

　　漢語方言眾多，且各方言之間特徵迥異，無論是作為借出語還是作為輸入語，其方言特徵都是值得關注的。作為輸出語，漢語已經輸出給外語的詞在外語中是否是根據漢語原詞的某種方言讀音轉寫而成的呢?美國學者Garland Cannon在1988年的American Speech《美國語》第1期上發表了Chinese Borrowings in English英語中的漢語藉詞一文，對他從英美出版的八部案頭詞典等文獻中所收集到的979個漢語藉詞進行了語源、義類和構詞型別等方面的分析。另一位美國學者Andrew J. Moody在1996年採用Cannon的語料庫，以詞語被至少三部不同詞典收錄為標準，從這979個詞中挑出196個漢語藉詞，分析了漢語方言在這些詞中的沉積狀況。對於這196個漢語藉詞，Moody排除了三種詞：一是那些顯然來自於同一漢語原詞的詞，如Jap，Japan，Japanese，Japanesque，Japanize，Japanology，Japlish等均為Japan的變異形式，因此全部排除在外，僅認定其根詞Japan為漢語藉詞;二是那些用漢語音譯成分加英語語素構成的詞，比如black tea紅茶和green tea綠茶都被排除，但將“茶”的音譯成分tea認定為漢語藉詞;三是那些仿譯詞，比如paper tiger紙老虎、scorched earth焦土、Red Guard紅衛兵、winter melon冬瓜等。Moody最後得到92個漢語藉詞，通過對比這些詞與漢語原詞的讀音之間的照應關係，並查詢英美最權威的足本詞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韋氏三版新國際英語詞典》，1961和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牛津英語詞典》，1989等相關資料，最終確定其中22個詞是從漢語經由日語、法語、皮欽語、荷蘭語等中轉後進入英語的，而剩下的70個漢語藉詞中有37個來自普通話，13個來源於粵方言，5個來源於廈門話。從義類來看，13個粵方言藉詞中六成以上與飲食有關，包括kumquat金橘、loquat枇杷、bok choy白菜、chopsuey炒雜碎、chow mEin 炒麵、dimsum 點心、wonton餛飩、wok鍋等詞，而源於廈門話的漢語藉詞全部與茶有關，包括tea茶、bohea武夷茶、pekoe白毫茶、congou工夫茶、hyson熙春茶。於是，Moody1996：405得出了這樣的研究結論：“英語從普通話中借入的詞通常反映中國的‘高雅’文化，即所借入的詞關乎哲學、宗教、歷史、政治、藝術和文學等領域。從粵方言借入的詞大部分與食物有關。最後，英語中好幾種茶的名稱來源於廈門話，而tea茶一詞本身是從廈門話中借入的。”這樣的研究結果是與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相互印證的：由於一些廣東人移居海外，又由於香港與英語文化千絲萬屢的聯絡，一些粵方言詞得以成為漢語藉詞的擬音依據而傳入英語;廈門方言輸出給英語的多是茶名，是因為福建是中國茶葉的主要產地之一，在19世紀中英貿易發達的年代，廈門是福建茶葉主要的出口地。

　　作為輸入語而言，即使在普通話獲得大面積推廣的今天，漢語中仍然存在一些用方言音譯的外來詞。漢語發展的事實表明，漢語方言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向普通話靠攏，但是普通話不會代替方言。只要方言長期存在，漢語中的方言音譯詞就不會消失。那麼，漢語在音譯外來詞時是否是用方言來譯音的?如果是，詞典中是否做了任何標示?如果有標示，標示是否具體而準確?我們對《漢語外來詞詞典》所做的方言音譯詞調查，雖然只確定了51個音譯詞的方言源頭，但是，各地方言中實際流通過或正在使用中的方言音譯詞數量是大大高於這個數字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的引進，有一條非常明顯的分水嶺：80年代以前，極大部分都是從上海方言中引進的;而80年代以後，則主要是從粵方言，特別是從香港方言引進的。”邵敬敏 2000：4外來詞對上海話的影響涉及方方面面，據錢乃榮先生2007：93研究：“西洋近代文明無論工藝、建築、交通、衣飾、飲食、醫學、教育、音樂、體育、娛樂和生活用語等都在上海的詞彙中留下痕跡。”粵方言中的外來詞同樣數目巨大，Mimi Chan & Helen Kwok的專著A Study of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in Hong Kong Chinese《香港中文中的英語藉詞研究》，1982中，收錄了香港中文中來自英語的藉詞約350個，其中還包括一些在普通話中無對應詞形的詞。如果對其他方言中的外來詞進行研究，或許我們同樣可以發現這些方言在外來詞中留下的痕跡。

　　然而，如上所述，以漢語從英語借入的音譯外來詞為例，我們已經發現：對於方言音譯外來詞，專門的外來詞詞典要麼未加方言標註，要麼採取了與通用的規範性語文詞典一樣的處理方式，即僅僅加上標籤“〈方〉”。外來詞詞典的這種處理方法是否合適，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像《漢語外來詞詞典》這樣收釋古今外來詞的詞典，本質上是一部歷時專門詞典，收詞的範圍廣、時限長，必定收錄一些歷史上曾經在特定地區流通而現在的普通語文詞典無法收錄的方言外來詞。對這類詞做恰當的方言標註，才能全面反映其特徵，完成詞典忠實記錄語言的職能，因此，方言標註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必須的，只要某個外來詞是依照某地的方音轉寫並在該地通用過，就應該標註具體的方言區。此外，標示具體的方言區，有利於詞典使用者瞭解音譯詞與外語原詞之間語音上的對應關係。有一些音譯詞可能成詞的年代比較久遠，抑或因為個人的語言知識有限，普通的語言使用者可能不瞭解其方言特徵，甚至可能望文生義，對外來詞做出流俗詞源解釋。比如“的確良”一詞來源於粵方言音譯詞“的確靚”dacron 滌綸，其中的粵方言詞“靚”意為“美觀漂亮”張紹麒 2000： 146，一般的語言使用者對此聞所未聞或聞之甚少，是不足為怪的。如果詞典明確標示該詞的方言特徵，則可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再者，方言區的確切標註有利於讀者瞭解詞語產生的文化背景，更有利於語言工作者的研究。如果外來詞詞典給所有的方言音譯詞都配備了具體的方言區標註，那麼我們不需要在《漢語方言大詞典》中進行二次查詢，就可以獲得相關語料並揭示各方言區與異族語言接觸的狀況，而不必像Moody那樣費盡周折才能確定方言源頭並勾勒出語言接觸的特徵和概貌。

　　方言音譯詞在中外互藉詞匯中的沉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地域性特徵的反映，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活化石。我們不僅可以從中發現文化交流的歷史軌跡，而且可以更進一步認識不同的方言群體或社群在文化交流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由於歷史的原因，《漢語外來詞詞典》對方言音譯詞的標註不夠全面和清晰，但是，從漢語外來詞詞典的性質和使用者友善角度出發，我們認為未來的外來詞詞典編纂者需要而且可以提供更多更準確的方言資訊，比如將“水門汀”標註為“〈滬方言〉”，將“的士”標註為“〈粵方言〉”。這樣的做法對於詞典編纂者而言是一點細微的變化，只不過是將粗略的“〈方〉”具體化，但是卻能給語言研究者提供巨大的便利，更便於他們進行多角度的研究，提高了詞典資訊的質量。

　　四、結論

　　方言外來詞的恰當標註有賴於詞典編纂者認識上的改變，更有賴於學界的研究成果。對於那些在特定地區流通的方言外來詞，學界的研究還是不少的。有一部分學者著眼於個別方言的外來詞研究，如譚海生1992：47—51，1993：101—106，1995：26—30、朱永鍇1995：50—56、鄧景濱1997：227—231探討了粵方言中外來詞的借入途徑、主要特點、傳播載體、構詞方式、語種來源等。還有的學者著眼於不同方言中的外來詞的比較研究，如黃長著1994：401—408、湯志祥1995：103—109、路廣正1996：101—104、謝米納斯1996：44—52、邵敬敏2000：3—12比較了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新加坡等地方言中的外來詞在詞彙選擇、音節結構、構詞型別、外來語來源、存在的問題等方面的差異、成因等。隨著方言外來詞考源工作的加強，詞典編纂者可以採信的研究成果會越來越多，而更好的外來詞詞典又能促進與外來詞相關的各項研究工作。因此，我們不僅期待方言音譯詞的標註得到完善，更期待有關外來詞的研究日益全面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