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孔子儒家思想研究論文範文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主流思想，是我國哲學的一塊瑰寶。下面是小編帶來的關於儒家思想論文的內容，歡迎閱讀參考!
儒家思想論文篇1：《儒家生態思想》
摘要：儒家提出“與天地參”的人道論，要求人們遵循 自然 規律 ，與自然相和諧，認為自然界是互相聯絡、互相作用的有機整體，並且提出“仁民愛物”的生態倫理觀和“以時禁發”的合理利用與開發自然資源的思想，充分反映出儒傢俱有豐富的生態思想。
關鍵詞：儒家;生態思想;生態倫理
儒家重人道，但是，儒家所講的人道不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是與天道相統一的。所以，儒家又重視天，重視自然，重視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強調人的 發展 與自然的和諧，因而包含了豐富的生態思想。本文著重論述儒家的生態思想，以期對今天建立新的生態觀有所啟迪。
1 “與天地參”的人道論
先秦的道家講“天人合一”。老子的《道德經》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的“天人合一”最終合於自然之道。儒家也講“天人合一”，其出發點在於人，為了人，但是，人又是天地之中的人，必須遵循天地自然規律，與自然相互和諧，這就是“與天地參”。
《禮記》中的《中庸》為戰國初儒家思孟學派的重要著作，其中說道：“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段論述旨在闡釋天地自然萬物之本性與人之本性的一致，表述了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這裡所謂的“贊天地之化育”，就是要依照自然規律以助天地之變化;至於“與天地參”，朱熹注曰：“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1]也就是說，人遵循天地自然規律則可以與天地和諧並立，這就是“與天地參”;“參”，即為天、地、人三者並立和諧。《中庸》還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這裡的“律天時、襲水土”，就是遵循天地自然規律，以達到“天人合一”，也就是“與天地參”。
儒家“與天地參”的思想在戰國末期的荀子那裡有了進一步的說明。《荀子•天論》說：“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在荀子看來，自然界變化有其自身的規律，人不可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和願望強加於自然界，但是，人可以按照自然規律而“有其治”，這就是“能參”，也就是天、地、人三者各行其職，和諧共處。
儒家的“與天地參”在《易傳》那裡得到充分的發揮，形成了天、地、人三者統一的“三才之道”。《易傳》是戰國末期儒家對《易經》的詮釋。《易傳•乾•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傳•繫辭上傳》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認為聖人所要做的一切就是要與天地、日月、四時“合”，與天地萬物和諧一致。《易傳•繫辭下傳》還在詮釋《易經》卦象的六爻時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所謂“三才”，就是天、地、人;在卦象的六爻中，上兩爻為天道，下兩爻為地道，中間兩爻為人道;“三才之道”就是天、地、人的和諧統一。《易傳•說卦傳》還進一步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易傳》認為，在《易經》卦象的中，天道的陰與陽、地道的柔與剛和人道的仁與義都統一於六爻的卦象之中，天道、地道與人道是相互統一的。
2 陰陽五行的結構論
先秦的陰陽家講陰陽五行，儒家也講陰陽五行。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經在與學生討論天圓地方的宇宙結構 問題 時，提出天地自然的陰陽五行結構。據《大戴禮記•曾子天圓》所載，曾子說：“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陰陽之氣各盡其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為雨露，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之專氣為雹，陰之專氣為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聖人立五體以為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已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
孔子之後的思孟學派較為明確地講陰陽五行。荀子在所撰《荀子•非十二子》中曾指責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關於思孟講陰陽五行，郭沫若先生還有過詳盡的論證。[2]當今學者李學勤先生也認為，思孟在《五行》中所言“五行”仁、義、禮、智、聖，與金、木、水、火、土“五行”相聯絡。[3]漢代大儒鄭玄在注《禮記•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時說：“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4]在鄭玄看來，儒家的仁、義、禮、智、信與金、木、水、火、土“五行”是密切相關的。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講陰陽五行與陰陽家有一定的關係。《漢書•藝文志》在論及陰陽家時說：“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然而，儒家經典《尚書•堯典》中也有“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的說法。這兩段敘述如出一轍，很能說明《堯典》與陰陽家的密切關係。而且，《堯典》中的其它部分還明顯有五行說的跡象，其中講到五典、五端、五禮、五玉、五器、五品、五教、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等等。雖然《堯典》沒有直接講金、木、水、火、土“五行”，但是，與《堯典》同屬《尚書》的《洪範》則是闡釋古代五行說的重要 文獻 。《洪範》說：“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這段論述幾乎成了古代五行說的經典表述。關於《堯典》和《洪範》，郭沫若先生認為，它們都是戰國時的儒者所依託，並且就是思孟這一派人。[5]無論《堯典》和《洪範》最初是否屬於思孟學派的作品，但畢竟在後來成為重要的儒家經典之一，可見儒家與五行說的密切關係。
最能反映儒家陰陽五行自然觀的，當屬《禮記•月令》。《月令》較為完整地建構了儒家的陰陽五行自然觀。在《月令》中，按照五行，有相應的五季、五日、五帝、五神、五蟲、五音、五數、五味、五臭、五祀、五祭、五居、五色、五食、五德等等，並且一一相互對應，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框架。可以整理列表如下：
《禮記•月令》的陰陽五行說
日 帝 神 蟲 音 數 味 臭 祀 祭 居 色 食 德
春 甲乙 太皡 句芒 鱗 角 八 酸 羶 戶 脾 青陽 青 麥與羊 木
夏 丙丁 炎帝 祝融 羽 徵 七 苦 焦 灶 肺 明堂 赤 菽與雞 火
中央 戊己 黃帝 后土 倮 宮 五 甘 香 中霤 心 大廟 黃 稷與牛 土
秋 庚辛 少皡 蓐收 毛 商 九 辛 腥 門 肝 總章 白 麻與犬 金
冬 壬癸 顓頊 玄冥 介 羽 六 鹹 朽 行 腎 玄堂 黑 黍與彘 水
儒家的陰陽五行說在漢代儒家董仲舒那裡得到進一步的完善。董仲舒所撰的《春秋繁露》中有許多篇章論及陰陽五行說。《春秋繁露•官制象天》說：“天有十端，十端而止已。天為一端，地為一端，陰為一端，陽為一端，火為一端，金為一端，木為一端，水為一端，土為一端，人為一端，凡十端而畢，天之數也。”董仲舒認為，宇宙的基本要素有“十端”，自然之物是從十端而來，歸附於十端。在這基礎上，他提出了系統的陰陽五行說。《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說：“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在董仲舒看來，首先是天地之氣的結合進而分出陰陽。其次是陰陽互動執行形成四時。《春秋繁露•陰陽出入上下》說：“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陽“相遇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為冬至;“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陰陽“相遇南方，合而為一，謂之曰至”，為夏至;“陽在正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此外，董仲舒還進一步提出五行與四時相配。《春秋繁露•五行順逆》說：“木者，春”;“火者，夏”;“土者，夏中”;“金者，秋”;“水者，冬”。《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還提出五行“比相生”，即按照木、火、土、金、水的次序，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勝》提出五行“間相勝”，即金勝木，水勝火，木勝土，火勝金，土勝水。
中國 古代的陰陽五行說體現了 自然 界相互 聯絡、相互作用的思想，而儒家對於這一思想的形成和 發展 起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董仲舒的陰陽五行體系，實際上成為後來陰陽五行說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
3 “仁民愛物”的倫 理學
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然而，“仁”除了講“愛人”，還要進一步推廣出去，講“愛物”。《論語•述而》講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孟子•盡心上》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董仲舒所撰《春秋繁露•仁義法》也說：“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張載則進一步講“民吾同胞，物吾與也”[6]。
因此，儒家的“仁”也包括愛自然、愛動物植物。《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記孔子說：“開蟄不殺當天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也，恕當仁也。”《大戴禮記•易本命》則說：“帝王好壞巢破卵，則鳳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魚，則蛟龍不出焉;好刳胎殺夭，則麒麟不來焉;好填溪塞谷，則神龜不出焉。”
然而，儒家對待具體的自然事物，不是簡單的不殺生。《禮記•祭義》記載說：“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王制》又說：“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也就是說，要根據動植物的自然生長 規律 進行砍伐和田獵。《禮記•月令》中也有較多類似的記載，比如：“***孟春之月***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置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季夏之月***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儒家根據動植物的自然生長規律進行砍伐和田獵的思想，從倫理學的角度看，是對儒家“仁”的思想的推廣;同時，從發展 農業 經濟 的角度看，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觀。
4 “以時禁發”的生態觀
儒家講道德，但不是不講經濟。據《論語•子路》中記述，孔子到衛國，“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比如，據《論語•顏淵》記述，“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顯然，要“富之”，要“足食”，在當時就是要發展農業。據《論語•學而》所載，孔子還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就是要求百姓按照農時進行農業生產。孟子對於發展農業生產有較多的論述。據《孟子•梁惠王上》所載，孟子曾經對梁惠王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裡的“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要求合理地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荀子的生態思想也十分特出，尤其是在如何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 問題 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觀點。
荀子對自然資源以及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他在《荀子•富國》中曾經說過：“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黿鼉魚鱉鰍鱣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後飛鳥、鳧雁若煙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荀子認為，天地之間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足以食人”、“足以衣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荀子認為，只有通過“善治”，也就是要運用 科技 知識對自然資源進行合理的利用，才能實現豐衣足食的狀況。至於如何“善治”，《荀子•王制》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荀子•王制》還認為，有了豐富的自然資源，還必須合理的開發、利用和保護，這就是“山林澤梁以時禁發”。這裡的“發”，就是開發利用;“禁”，就是保護;“以時禁發”，就是要根據自然規律，把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緊密結合起來。這樣才能使自然資源“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使百姓“有餘食”、“有餘用”、“有餘材”。
為此，荀子提出要設立專門負責 管理自然資源開發的官員，他在《荀子•王制》中說：“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荀子主張從國家政府方面切實保證“以時禁發”，這在當時是很有見地的。
由此可見，儒家要求人們遵循自然規律，強調人“與天地參”，與自然相和諧，認為自然界是互相聯絡、互相作用的有機整體，並且提出“仁民愛物”的生態倫理觀和“以時禁發”的合理利用與開發自然資源的思想，都充分反映了儒傢俱有豐富的生態思想。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儒家的這些思想對於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參考 文獻 ：
[1][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庸章句[M].上海：上海書店，1987.20.
[2][5]郭沫若.十批判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117—119.
[3] 李學勤.帛書五行與尚書洪範[J].學術月刊，1986***11***.
[4] [漢]鄭玄.禮記註疏•中庸[M].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6] [宋]張載.正蒙•乾稱篇[A].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62.
儒家思想論文篇2：《淺談《水滸傳》中的儒家思想》
李逵，綽號黑旋風，“在梁山好漢中排名第二十位，為三十六天罡中的‘天殺星’他面貌醜陋，但正直善良，是梁山好漢中性格鮮明，頗受讀者喜愛的英雄。”[2]被金聖嘆稱讚為“人中之寶”，他對封建統治者最具有反抗精神，對梁山眾弟兄愛得深切，對奸臣賊子恨之入骨。他耿直、講信義，在救柴進一事中，說“我打死了殷天錫，卻叫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金聖嘆在《讀第五才子書法》稱讚他的品德說“《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語。”[1]2宋江做主樑山後，一門心思要招安，小說第七十一回寫到，宋江借賞菊吟詩，表露招安心意，“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 招甚鳥安!’只一腳，把桌子踢起，攧作粉碎。”[1]611然而，招安之後，當他知道宋江給他酒裡下了毒時仍然無怨無悔， 只是流淚說：“罷!罷!罷!生時服侍哥哥，死了也是哥哥部下一個小鬼!”由此，我們更可以看出李逵對宋江的忠心耿耿，儒家提倡的“忠義”躍然紙上。
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孫勝、雷橫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而武松則是“ 悌”的典型代表。由於無道昏君和姦臣賊子的逼迫，他們不得已而上梁山，於是就有了“犯上作亂”的罪名。
另外，在《水滸傳》的具體描寫中，作者張揚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蘊含著儒家倫 理學派“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的精神。從智取生辰綱開始，梁山泊英雄好漢就與封建統治者進行著艱苦卓絕的反抗鬥爭，“他們嚴懲邪惡勢力，打州奪縣，劫獄開倉，救濟百姓，使梁山泊成為一塊光明的天地，體現的正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為國為民盡忠盡力的可貴精神。”[3]
三、從出世之人看小說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滸傳》小說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積極入世的倫理思想卻在和尚、道士及神仙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現了出來。在歷史上，宋徽宗作為一個皇帝，但卻奉道極虔，做出了許多的荒唐事情，並且他還自稱“道君皇帝”，《水滸傳》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讓佛道之徒及長老仙師卻往往成為身著袈裟道服的儒者，讓人耳目一新。
小說開頭便寫“張天師祈攘瘟疫”，雖然帶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已經充分證明，努力給人民解除苦難、以天下為己任的還有道教教主;花和尚魯智深和行者武松都積極入世，當不當和尚都力求奮發有為，以剛健為本，並非消極避世而皈依佛門，五臺山智真長老儘管曾以封建正統思想約束魯達的積極入世，但總體來說，他還是給以支援的;公孫勝和他的師父羅真人，保著宋江一直到破遼勝利之後，才功成身退，在小說前七十一回中，他們披著道袍，但信奉和 實踐的卻是以天下為己任、極積入世的儒家思想;玄女娘娘清靜而有為，但是她身靜而心並不靜，可以說，她也是個出世而又關心國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囑託宋江要“替天行道”，並且授予他三卷天書，要他為國為民盡心盡力，在攻打遼國的危亡之際，她又給宋江託夢，授予其破敵之法，才使他得以徹底戰勝遼國。作家通過一個又一個佛道人物的描寫，從側面清楚地顯示出儒家“自強不息”的倫理思想，激人奮進，讓人心潮澎湃。
四、從婦女形象看小說中的儒家思想
經歷中國幾千年漫長的封建 社會，“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的基本觀念在儒家思想與倫理道德觀念緊密結合的過程中基本形成了。作為那個時代的文人，作者根本不可能擺脫這些束縛而超然存在，傳統儒家思想中婦女必須遵守“三綱五常”、“三從四德”，服從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會被體現出來。
如：作品中的正面婦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顧大嫂是做“人肉饅頭”的，而孫二孃曾經賣“蒙汗藥”酒，都是謀財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宋江主持，嫁給了自己並不喜歡的王矮虎，只是為了說明宋江的恪守信義。這些女性在她們的丈夫在沙場一一戰死之後，除顧大嫂僥倖存活外，其餘都隨夫戰死沙場，其實，三位女英雄的命運，顯然受著夫權思想的主導，是“夫為妻綱”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對作者的束縛。
潘金蓮、閻婆惜、潘巧雲都是身處社會底層的城市婦女 ，在這些封建正統思想的主導下，作者把她們描寫成了不守婦道，寡廉鮮恥的淫婦，她們的被殺甚至是維護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結果，但是仔細分析三位女性，她們的放蕩是與她們不幸的婚姻緊密 聯絡在一起的。在小說中，潘金蓮受到的毒害最深，竟至於演變成為淫婦和殺人凶手，她是封建禮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劇雖然也是出於年輕女子本身對於美好愛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釀成大禍，但是，地主大戶的殘酷報復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閻婆只因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兩銀子的救濟而“無可報答”，就用女兒閻婆惜與“只愛學使槍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的宋江“做個親眷來往”，宋江因為門不當，戶不對，既沒有把閻婆惜平等看待，又沒有給她愛情，作者是根據封建禮教中“男尊女卑”、“三綱五常”的思想來處理二人關係的。作為生活在下層社會的一個婦女，張文遠的出現激起了她對美好愛情的強烈渴望，以至於行為偏激，最終導致理想和追求變得畸形，可以說，廉價的買賣是她不幸的來源。
作為潘巧雲的丈夫，楊雄愛的只是弄槍舞棒，從來都不善對她噓寒問暖，並且楊雄一個月內有二十幾天不在家，她實際上只是家庭的擺設而已，而潘巧雲與後來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馬，潘的紅杏出牆也實屬必然。與此同時，楊雄、石秀殺婦，手段竟然如此殘忍，作品中對於婦女的這些態度明顯的是受儒家封建禮教的影響。
要之，《水滸傳》的成書受到封建正統思想的深刻影響，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跡，作者甚至將其滲透到了全書的主導思想當中，無論是從作品中描寫到的朝廷、梁山好漢、出世之人還是婦女形象，無不滲透著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並且在小說中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儒家思想論文篇3：《儒家的養生思想》
摘要：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主流思想，儒家體現了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具有豐富的養生理論和方法。
關鍵詞：儒家;養生
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主流，儒家蘊涵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體現了中國人的價值追求與生存方式。儒家以人的實際生活為起點，對有關人的生活與活動給予高度重視，構建了自己獨特的以注重現實生活和精神享受為特色的人生哲學。
一、儒家養生觀
養生，古代中國人稱為“攝生”、“保生”、“衛生”等，其含義就是通過各種形式攝養身心、增強體質、防病祛病，以達到延年益壽、終其天年的理論和方法。 儒家養生觀的內容是非常豐富而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陰陽和諧。陰陽和諧是中國養生理論的精髓，儒家經典《周易》最早運用陰陽學說，系統地解釋了宇宙和人的起源與變化，該書曰：“生生之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繫辭傳》***。又具體描繪了宇宙萬物的產生過程：“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謂“太極”，又稱“大一”，指宇宙本體。所謂“兩儀”，即指陰陽，兩者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轉化：陽生陰，陰生陽，變化無窮。 該書運用陰陽學說來闡述養生之道，提出 “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只有掌握了陰陽辨證的原則，才能作出正確的診斷和治療。《內經》與《周易》，雖分屬醫學與哲學不同學科，但兩者共同以陰陽變化理論為基礎，終於殊途同歸，留下了“醫易相通”的佳話，說明中國哲學本身具有與醫學融會貫通的傳統。
第二，修身養性。古代中國人認為：養生的首要在於養性，其次才是養形。這裡的“性”，可理解為性情、性格、品格、素質等精神方面的概念，區別於形體、營養、環境等物質方面的概念。所謂養性，就是順從自然法則、調攝精神、培養美德、保持心理的平衡，從而減少或避免疾病的發生，達到健康長壽的目的。
第三，道德養生。儒家養生的核心是“仁者壽”。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孔子提出“仁者壽”的觀點，要比《黃帝內經》早幾百年。孔子認為，養生要從養德開始，要修身以發揚人的善性，清除心理上的障礙，取得心理上的平衡。 顏子向孔子請教：“何為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子又問“仁”的綱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這裡，以“禮”作為準繩，克己制欲，杜絕妄念，追求道德健康。
二、儒家養生術
儒家養生的主要特色與實質，是注重一個人精神層面的“修身養性”，高度重視精神修養在養生活動中的重要的甚至決定性的作用，實為中國養生保健理論之精髓。儒家養生思想不僅論述精闢、深刻，而且提出了具體的養生術，使養生理論與實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對中國人的養生實踐與中國養生歷史的發展中起了主導作用。儒家為中國人提供了以下幾種養生術：
第一，心理養生。孔子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論語・述而》***，這是告訴人們，他在精神生活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樂趣。歷代儒家津津樂道的所謂“孔顏樂處”，就是對這種精神生活的讚美。顏回雖然“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他卻“不改其樂”***《論語・雍也》***。這是為什麼?因為他精神上很富有，能在窮困中領悟到人生的樂趣。 孔子還認為：“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一個仁德的人，無非份的妄想，所以心地平坦、寬廣、豁達;而無仁德的小人，只考慮個人的私利，患得患失，心中充滿了憂愁。
第二，讀書養生。孔子認為：“知者樂”，他一生編述“六經”，開創“六藝”,以讀書為樂，晚年讀《易經》曾“韋編三絕”，既從書中體味到人生的價值，又省悟到《易經》中“盈虛損益”的養生道理。孔子常教育弟子讀書學習要“發憤忘食”，自己讀書也達到了“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境界。
三、修身養生
儒家養生重在修身，其修身思想是同其入世精神緊密相結合的。《大學》曰：“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是儒家實踐的八個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宋儒又多吸收醫學養生法，使儒醫兼通，逐步形成了儒家系統的養生流派。儒家養生主要在於修身，其修身方法有以下幾種：
其一，內省正心法。內省正心法是儒家修身的首要方法。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學派，特別強調在“內省”上下功夫。《中庸》和《大學》裡提出的“慎獨”就是內向的思想修養功夫，意思是說，時時、處處、事事檢點自己的思想、情緒、行為是否合於“正心”、“誠意”的要求。不僅無事時要內省，做事時也要如此。通過自省“不忘其仁”，而達到忠恕、執中、盡心、知性、知天，進而達到“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立命的一整套修身方法。就實質而言，和佛家的戒、定頗有相似之處。佛家以戒律來定心，儒家的“慎獨”是按儒家準則來進行內省的清心方式，可謂異曲同工。
其二，止定清靜法。儒家主張“以禮制心”，要做到“常應清靜”的高階境界。欲達此境界需加止念功夫。《大學》指出：“止於至善”。並進一步論述說：“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可見儒家通過止而達到“定”和“靜”。儒家的止，不同於佛、道。佛家止於境***心住一境***，道家止於身，而儒家止於“仁”，止於“禮”，即要以禮制心。《大學》指出：“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為國人交止於信。”
其三，平平常常靜坐法。儒學自孔子傳至宋代周敦頤時，吸收了佛道兩家思想，開創了理學一派，並根據太極圖、《易經》之理，提出了主靜的思想，至程顥、程頤繼承並發展了周的學說，至朱熹而大成，由理論上的主靜而發展到行動上的靜坐，並提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的治學、修養方法。直至明代高攀龍根據朱熹理論，並參考佛道兩家之長，總結出了一套儒家靜坐方法，即：“平平常常靜坐法”。此靜坐方法如高攀龍所說：“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默靜坐，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即性體也，以其清靜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乃天理自然，須在人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直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 儒家靜坐法，雖不如佛、道兩家專門靜坐修持的法門博大精深，但不失其純正、不易出偏，可無師自通，便於修持，見效明顯，可稱之為“大眾靜坐法”。
當然，從當代科學角度來看，儒家養生思想具有諸如不嚴密、不科學等缺點，但從人類養生的基本方向和當代世界保健事業的發展來看，它畢竟代表了正確的方向和趨勢，對中國人的養生實踐和人類保健事業的發展已經發揮了明顯的作用，並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正如林語堂在《生活的藝術》中指出：“中國人有一種幾乎是愉快的哲學，他們的哲學氣質的最好證據，是可以在這種智慧而快樂的生活哲學裡找到的。” 儒家哲學仍然會一如過去幾千年之悠久歷史，向每一個注重養生、渴望健康的中國人和外國人，發出愉快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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