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孔子權變思想及其在現代的深刻意義

　　孔子的一生處事為人則處處體現"權"。但在《論語》中僅三處提到"權"，如："子罕"篇"未可與權";"微子"篇"廢中權";"堯曰"篇"謹權量"。《論語集註·微子第十八》在《論語·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意思是說，可以同他一道學習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種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種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禮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禮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權達變。"權者稱也，所以別輕重。"《春秋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後來被引申為靈活變通，借指在面對具體境遇中的道德衝突時，行為主體在選擇道德行為時的權衡變通。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孔子重禮，推崇仁政，"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孔子的權變思想突出一個"變"字，不是毫無章法、隨心所欲地亂變，而是以禮為前提的。我們可以說，權變是實現禮的手段，是具體的措施方法，禮是根本原則，二者相比較,權變則是圍繞禮而進行的。正如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說："道是原則性;權是靈活性。靈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違反原則，但實質上正是與原則性相合。"可以說"權變"是一種度時勢，審輕重，而不失其節的為人處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種更高智慧的彰顯。

　　孔子承繼了以"周禮"為核心的舊傳統，以宗法血緣為切人點，發掘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的根據-仁，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仁"、"禮"結合的仁學思想。在孔子看來，正是以倫理關係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性才構成了人之為人的根據--仁。孔子思想中的"權"的概念,是"仁禮"結合的理想人格實現途徑。具體說來，孔子的權變思想主要可從個體對人倫關係的把握來認識。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而》孝親是個人實現"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來,"孝"是人與動物的本質區別。"今之孝者，皆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為政》。人區別於動物在於"孝"，而"孝"不僅是"養"，更在於"敬"，"敬"就要求"禮"的規範。"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來，孝道和恕道有所衝突或矛盾時，應以孝為上。

　　父子相包庇隱瞞真情，雖不誠實但符合親親原則，這即是"權"的意思。

　　在君臣關係上，孔子的原則是尊君，"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對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他主張君臣關係的處理根據客觀條件，權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選擇，反對無謂的犧牲。

　　《八佾》孟子曾評價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萬章下》在孔子看來，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這都無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審時度勢時的彈性。

　　朋友關係是儒家人倫關係中較為平等的一種倫理關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張朋友關係的處理要遵守信用原則，但守信並非不分曲直，而是以"義"為基礎。如機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來，不過是"硜硜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們今天看來，能夠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可孔子為什麼還說這樣的人是小人之類呢?就是因為這樣的人只管一味踐行自己諾言，並不能夠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顏淵》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規勸也要適度，否則將會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這既是一個度的問題，也是一個權的問題,如何把握確定這個度,也必須由權變來解決。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說，在處理各種人倫關係的過程中，孔子杜絕四種毛病：不憑空猜度，不毫無變通，不拘泥固執，不主觀武斷。孔子把權變作為通向個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經途徑，對於現代人們的個體修養與發展無不令人深省。

　　"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維護傳統並不把傳統凝固化。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雍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據本國的現實基礎對傳統進行損益革新，以期通權達變而形成新興的統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權變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理論聯絡實際"的觀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所倡導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以及一系列的治國方針就是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結合我國具體的國情，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無疑是權變思想在現代的精彩運用。

　　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發展離不開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認為應當"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子張》。即是說，一個人在人性與大的德行方面保持著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問題便沒什麼大礙。在對人才的功過評價方面，孔子對管仲,曾有過批評，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問題上，孔子認為應主要看他輔佐齊桓公建立豐功偉績的而不是求全責備。孔子為我們提供了合乎邏輯順乎人性的用人準則與評價標準,其中"權"的運用達到極致。

　　我國著名學者孫綿濤先生曾提出用人標準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這實質上是孔子的用人標準的現代版。

　　孔子作為我國曆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教育家，相傳門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無類。"《衛靈公》孔子對弟子沒有門第、職業以及地域的區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伯武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為政》對於四個人的提問，孔子分別給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來，教育物件不同，教育內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個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靈活權變。孔子的教育理念與方法對我國現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為最好的典範。

　　孔子的"權"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周禮,根據不同的情況而作出相應的變化。"權"實際就是具體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兩種情況。因此"權"本身還意味著判斷矛盾的主要方面，從而把握事物的本質和主流，這一點從前面孔子對管仲的評價中可以體現出來。可以說，"權"作為一種方法論體現了在兩難與多難價值衝突中根據仁義標準來進行價值優先判斷，權衡其善惡、福禍、利害、輕重、緩急與得失，從而決定是否行權。是從實際情況出發找出與實際相符合的原則、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則來生搬硬套現實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經權問題既是一個關注普遍性與針對特殊性的問題，又是一個遵守道德原則性與掌握靈活性的問題。因此，現代的我們只有解放思想，在與時俱進中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與原則，才能在求變、創新中達到個人與社會的健康和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