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張恨水筆下的市民社會
[論文關鍵詞〕市民社會 文化認同 文化批判 審美情趣
[論文摘要」張恨水通過對市民性格的把握和刻畫，傳達出他對市民社會及其文化傳統的瞭解、認同和批判。市民文化的消極面也同時浸染了張恨水，使他難以徹底掙脫封建文化傳統的枷鎖，難以完全擺脫小市民習氣的束縛，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美學價值。
縱觀張恨水的小說之林，那裡涵蓋的生活面是相當廣泛的:議會、豪門、劇場、妓院、公寓、會館、學校、廟宇、街巷、大雜院、小住戶、高階飯店、貧民窟，無一不在作者的審美視野中;人物也是相當多的:總統、軍閥、議員、遺老、遺少、文人、學者、演員、僧人、學生、車伕、乞丐、三教九流無一不在作品的審美攝獵的鏡頭之內。這裡有對腐敗、馥凝的揭露與批判，也有對貧苦百姓的同情與讚美。也許正因為這一點，一些評論界人士注意到了張恨水思想中的“平民意識”。u]並指出張恨水大多數作品都帶有小市民欣賞的趣味，他經常站在小市民的階級立場上為他們講話。長期的人生磨難，市民文化圈中的生活，使張恨水的思維意識有市民化趨向。對於“市民趣味”張濤甫解釋為:“張恨水小說中的市民趣味主要是指作家能夠體察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甘苦，深切同情他們的微末而又實際的人生欲求，並將自己的全部人生熱情融於這種人生行為方式之中，與他們打成一片，從而與他們的精神血脈息息相通，由作家筆下流出的故事能真切地體現普通小人物的人生悲歡和生活真相，並以普通市民讀者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展現作家對生活的觀照與理解，作品在風格上接近市民讀者閱讀期待。”這見解是切近張恨水的創作實踐的。由於市民階層的知識結構和道德水準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他們的文化接受中存在著一種惰性，這必然決定他們是憑著一種自然的習慣和先天的趣味來接受小說的。“每一篇文學文字在寫作時，作者就意識到潛在的讀者，每一篇文字都包含著寫作物件的形象”。張恨水一開始就把市民階層作為他的潛在讀者群，所以他選擇了一條“社會十言情的路子”。從二十年代的《春明外史》到四十年代的抗戰小說、國難小說，這一系列作品都更適合現代都市市民的欣賞口味。《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緣》這樣作品就適合了各類不同讀者的審美需求，尤其符合都市小市民階層的心理和幻想，能引起他們的濃厚興趣。張恨水在言情小說之外，也寫過幾部武俠小說，並在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他認為，市民階層之所以愛讀武俠小說，是因為“他們無冤可伸，無憤可平，就託諸這幻想的武俠人物，來解釋腦中的苦悶。”為此，他主張不能完全否定武俠小說，而要改造它，克服其缺陷，即減弱了傳奇成分，增強了現實色彩，使之成為一種通俗教育的工具。張恨水抗戰期間作的《劍膽琴心》、《中原豪俠傳》等武俠小說就是他實踐的結果。儘管這些作品還不能算是成功的新派武俠小說，但他所進行的探索卻是十分可貴的。
張恨水的小說世界，幾乎反映了都市市民社會生活的眾生相，並在對市民性格的描繪中批判了造成這種性格的思想文化傳統。儘管這種批判缺乏足夠的力度和深度，但畢竟表現出張恨水對這一藝術形象的一些獨特認識。他的一系列作品，顯示出一個漸進的過程，即社會歷史視野逐漸擴大，與時代聯絡日益緊密，現實主義精神日趨強化。而對市民階層生活的概括和描繪，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得以不斷豐富和完善。
中國的市民階層，就其成員來說，主要包括小業主、小商販、個體勞動者、城市貧民、家庭主婦及小知識分子等。由於中國的現代都市大部分是在封建社會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故有較濃厚的封建主義文化氛圍。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資本與商品的傾銷和西方文化觀念與生活方式的輸入，在兩種文化的衝突、對抗與滲透中，現代都市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文化觀念都發生了變異，帶有明顯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色彩。所以中國市民階層中的小業主、小商販等，很難像歐洲那樣，成為近代資產階級的前身:而個體勞動者、城市貧民等也與現代無產階級有區別。再加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採取的是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式，市民階層也就很少感受到轟轟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氣氛，較少受到新思想的影響，故其覺醒也就比較緩慢。凡此種種，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後、保守、妥協、軟弱等弱點。對此，張恨水也作了一定的批判和嘲諷。張恨水筆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豐富多樣的，張恨水較真切地描寫了他們在時代潮流衝擊下的命運變遷和靈魂顫動。
在各類市民人物形象中，女性所佔的比例不少。張恨水以不同的筆墨，寫出了不同形象的性格特徵。在知識女性中，既有像李冬青、冷清秋這樣自尊自愛，維護自己獨立人格的少女;也有像白秀珠、何麗娜那樣追求奢侈豪華的都市尤物。作者在前者身上寄託了自己的人生趣味和理想，特別是冷清秋最後看透丈夫金燕西紋綺子弟的本質，毅然離家出走的舉動，既顯示了她擺脫封建禮教束縛的決心，也超越了小市民善於計較利害得失的心態，這種大膽追求自由生活的選擇得到了作者的肯定。至於後者中何麗娜最終拋棄奢華，謝絕舞場的態度，也體現了作者的思想傾向。然而，無論是冷清秋還是何麗娜，最後都在佛學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託，卻也表現出作侷限。女伶也是其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形象，如白蓮花、沈鳳喜桃枝等，儘管她們的個性和命運有所不同，但也有共同特徵，即一方面，‘她們均為生計所迫賣藝賣唱，又被軍閥、官吏、老闆和縱綺子弟視為玩物，難以逃脫邪惡勢力的控制和擺佈;但另一方面，她們又受到名利的誘惑，缺乏勇敢的反抗精神，也找不到新的出路。對此，夏衍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說:，歡喜冤家》是從張恨水的小說改編的作品，這裡面的意識正像其它張恨水的作品一樣，很典型地描畫了一幅仿徨在封建勢力和殖民地資本主義這兩種勢力中間的、無自覺而又沒有出息的小市民的姿態，他們愛好虛榮，講究體面，對生活沒有反省，對不平沒有反抗。他們的意識形態，只是模糊地哀傷，怯懦地逃避。在這作品裡面，對於優伶這一職業感到厭倦而只想從婚姻裡找‘歸宿’的桂英，不願依靠妻子而又無法生活，於是只想茫然地從空想的農村去找出路的玉和，都是這一部屬的人種.他們苦悶、掙扎，他們睡眠在意識底下，是在祈求著一種好的生活。可是，他們沒有自覺，沒有決心，所以盡受壓迫，盡受欺凌，但是他們始終不能離開這一圈子。”〔司這一類形象的精神面貌的確如此。對於下層女性的不幸境遇，張恨水的筆端傾注著同情。至於下層女性中像關秀姑，楊大嫂等性格堅強、不屈服於惡劣環境，並經常慷慨助人者，作者的頌揚之情也流諸筆端。
屬於市民階層的中小知識分子的心態靈魂，是張恨水所熟悉的。在他筆下，主要有兩類形象，一類是楊杏園、樑寒山、樊家樹等為人正直、潔身自好、風流灑脫、清高孤傲者.他們對下層民眾能熱心相助，對惡劣勢力則不肯同流合汙.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他們雖然有不平和憤嫩，卻很少有實際的反抗行動。在這類寄託著作者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往往可以看出作者本人的人格情操，也反映出他的思想侷限。另一類是許樵隱、沈天虎等表面道貌岸然，實則虛偽奸詐者.他們或是助封為虐的幫凶，或是一心只想發財的市儈。作者以尖銳的筆端無情地撕破了他們的假面，對其醜惡靈魂進行了嘲諷和鞭撻。
在張恨水的小說中，還有不少屠沽商販、車伕藝人等下層市民人物形象。作者對他們的描寫，一方面受到《水滸》等古典小說塑造市井人物的影響，另一方面也來自於他平時對這類人物的觀察和了解。在他筆下，既有像丁二和、童老五那樣古道熱腸，急功好義者;也有像沈三玄、何德厚、王裁縫那樣趨逐金錢而不講廉恥者。既有像李三勝那樣心地善良、思想保守者;也有像關壽峰那樣捨己救人、慷慨赴義者。在具體刻畫上述藝術形象時，作者一方面揭示了封建文化傳統在他們身上的烙印，並對此有所批判:另一方面也讚頌了他們之中那些“有血氣、重信義”者。小說《負販列傳》，其意就在於寫那些街頭肩挑負販之流“友朋之難，死以負之，國家民族之難，其必濺血洗恥”。小說結尾，當日寇入侵時，小販們紛紛參加抗日民訓隊，準備保家衛國，充分體現出作者寄寓他們的期望。但是，張恨水在塑造這類人物形象時，往往失之於簡單和淺陋，未能從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總和去把握人的本質，所以也就很少有真正能稱之為“典型”的人物形象出現。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擅長以市民社會為觀照物件、以文化批判為己任的另一位作家老舍則表現出了不同的市民情調。同樣是對北京大雜院、小衚衕的描寫，“老舍是從大雜院的深處走出來的，他渾身散發著土俗的氣味。張恨水只不過以作客京華的皖中寒士的身份，悲天憫人而又雅趣不減地站在大門口窺視著大雜院，他感到那裡作鞋匠的、推水車子的、挑零星擔子的、趕馬車的，都可以意態瀟閒地在大院子的花蔭下納涼，仰望星空，談論著牛郎織女的故事，甚至從口袋裡掏不出一毛錢的時候，也要請一個賣唱的來唱一支婉妙的曲子過過癮。質言之，張氏把都市下層貧民的生活趣味文人化了，在這種風俗趣味背後站著的是一個正直、悲憫而‘安貧樂道’的文人。”
我們從張恨水對市民性格的把握和刻畫中，可以看出他對市民社會及其文化傳統的瞭解、認同和批判。的確，市民社會的文化土壤滋養了張恨水，給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靈感和素材，他筆下的市民形象世界，也構成了現代文學史上的一種獨特景觀。然而，市民文化的消極面也同時浸染了張恨水，使他難以徹底掙脫封建文化傳統的枷鎖，難以完全擺脫小市民習氣的束縛，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美學價值。
[論文摘要」張恨水通過對市民性格的把握和刻畫，傳達出他對市民社會及其文化傳統的瞭解、認同和批判。市民文化的消極面也同時浸染了張恨水，使他難以徹底掙脫封建文化傳統的枷鎖，難以完全擺脫小市民習氣的束縛，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美學價值。
縱觀張恨水的小說之林，那裡涵蓋的生活面是相當廣泛的:議會、豪門、劇場、妓院、公寓、會館、學校、廟宇、街巷、大雜院、小住戶、高階飯店、貧民窟，無一不在作者的審美視野中;人物也是相當多的:總統、軍閥、議員、遺老、遺少、文人、學者、演員、僧人、學生、車伕、乞丐、三教九流無一不在作品的審美攝獵的鏡頭之內。這裡有對腐敗、馥凝的揭露與批判，也有對貧苦百姓的同情與讚美。也許正因為這一點，一些評論界人士注意到了張恨水思想中的“平民意識”。u]並指出張恨水大多數作品都帶有小市民欣賞的趣味，他經常站在小市民的階級立場上為他們講話。長期的人生磨難，市民文化圈中的生活，使張恨水的思維意識有市民化趨向。對於“市民趣味”張濤甫解釋為:“張恨水小說中的市民趣味主要是指作家能夠體察普通小人物的生活甘苦，深切同情他們的微末而又實際的人生欲求，並將自己的全部人生熱情融於這種人生行為方式之中，與他們打成一片，從而與他們的精神血脈息息相通，由作家筆下流出的故事能真切地體現普通小人物的人生悲歡和生活真相，並以普通市民讀者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展現作家對生活的觀照與理解，作品在風格上接近市民讀者閱讀期待。”這見解是切近張恨水的創作實踐的。由於市民階層的知識結構和道德水準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他們的文化接受中存在著一種惰性，這必然決定他們是憑著一種自然的習慣和先天的趣味來接受小說的。“每一篇文學文字在寫作時，作者就意識到潛在的讀者，每一篇文字都包含著寫作物件的形象”。張恨水一開始就把市民階層作為他的潛在讀者群，所以他選擇了一條“社會十言情的路子”。從二十年代的《春明外史》到四十年代的抗戰小說、國難小說，這一系列作品都更適合現代都市市民的欣賞口味。《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緣》這樣作品就適合了各類不同讀者的審美需求，尤其符合都市小市民階層的心理和幻想，能引起他們的濃厚興趣。張恨水在言情小說之外，也寫過幾部武俠小說，並在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他認為，市民階層之所以愛讀武俠小說，是因為“他們無冤可伸，無憤可平，就託諸這幻想的武俠人物，來解釋腦中的苦悶。”為此，他主張不能完全否定武俠小說，而要改造它，克服其缺陷，即減弱了傳奇成分，增強了現實色彩，使之成為一種通俗教育的工具。張恨水抗戰期間作的《劍膽琴心》、《中原豪俠傳》等武俠小說就是他實踐的結果。儘管這些作品還不能算是成功的新派武俠小說，但他所進行的探索卻是十分可貴的。
張恨水的小說世界，幾乎反映了都市市民社會生活的眾生相，並在對市民性格的描繪中批判了造成這種性格的思想文化傳統。儘管這種批判缺乏足夠的力度和深度，但畢竟表現出張恨水對這一藝術形象的一些獨特認識。他的一系列作品，顯示出一個漸進的過程，即社會歷史視野逐漸擴大，與時代聯絡日益緊密，現實主義精神日趨強化。而對市民階層生活的概括和描繪，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得以不斷豐富和完善。
中國的市民階層，就其成員來說，主要包括小業主、小商販、個體勞動者、城市貧民、家庭主婦及小知識分子等。由於中國的現代都市大部分是在封建社會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故有較濃厚的封建主義文化氛圍。鴉片戰爭後，隨著西方資本與商品的傾銷和西方文化觀念與生活方式的輸入，在兩種文化的衝突、對抗與滲透中，現代都市社會的經濟結構與文化觀念都發生了變異，帶有明顯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色彩。所以中國市民階層中的小業主、小商販等，很難像歐洲那樣，成為近代資產階級的前身:而個體勞動者、城市貧民等也與現代無產階級有區別。再加上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採取的是以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式，市民階層也就很少感受到轟轟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氣氛，較少受到新思想的影響，故其覺醒也就比較緩慢。凡此種種，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後、保守、妥協、軟弱等弱點。對此，張恨水也作了一定的批判和嘲諷。張恨水筆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豐富多樣的，張恨水較真切地描寫了他們在時代潮流衝擊下的命運變遷和靈魂顫動。
在各類市民人物形象中，女性所佔的比例不少。張恨水以不同的筆墨，寫出了不同形象的性格特徵。在知識女性中，既有像李冬青、冷清秋這樣自尊自愛，維護自己獨立人格的少女;也有像白秀珠、何麗娜那樣追求奢侈豪華的都市尤物。作者在前者身上寄託了自己的人生趣味和理想，特別是冷清秋最後看透丈夫金燕西紋綺子弟的本質，毅然離家出走的舉動，既顯示了她擺脫封建禮教束縛的決心，也超越了小市民善於計較利害得失的心態，這種大膽追求自由生活的選擇得到了作者的肯定。至於後者中何麗娜最終拋棄奢華，謝絕舞場的態度，也體現了作者的思想傾向。然而，無論是冷清秋還是何麗娜，最後都在佛學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託，卻也表現出作侷限。女伶也是其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形象，如白蓮花、沈鳳喜桃枝等，儘管她們的個性和命運有所不同，但也有共同特徵，即一方面，‘她們均為生計所迫賣藝賣唱，又被軍閥、官吏、老闆和縱綺子弟視為玩物，難以逃脫邪惡勢力的控制和擺佈;但另一方面，她們又受到名利的誘惑，缺乏勇敢的反抗精神，也找不到新的出路。對此，夏衍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說:，歡喜冤家》是從張恨水的小說改編的作品，這裡面的意識正像其它張恨水的作品一樣，很典型地描畫了一幅仿徨在封建勢力和殖民地資本主義這兩種勢力中間的、無自覺而又沒有出息的小市民的姿態，他們愛好虛榮，講究體面，對生活沒有反省，對不平沒有反抗。他們的意識形態，只是模糊地哀傷，怯懦地逃避。在這作品裡面，對於優伶這一職業感到厭倦而只想從婚姻裡找‘歸宿’的桂英，不願依靠妻子而又無法生活，於是只想茫然地從空想的農村去找出路的玉和，都是這一部屬的人種.他們苦悶、掙扎，他們睡眠在意識底下，是在祈求著一種好的生活。可是，他們沒有自覺，沒有決心，所以盡受壓迫，盡受欺凌，但是他們始終不能離開這一圈子。”〔司這一類形象的精神面貌的確如此。對於下層女性的不幸境遇，張恨水的筆端傾注著同情。至於下層女性中像關秀姑，楊大嫂等性格堅強、不屈服於惡劣環境，並經常慷慨助人者，作者的頌揚之情也流諸筆端。
屬於市民階層的中小知識分子的心態靈魂，是張恨水所熟悉的。在他筆下，主要有兩類形象，一類是楊杏園、樑寒山、樊家樹等為人正直、潔身自好、風流灑脫、清高孤傲者.他們對下層民眾能熱心相助，對惡劣勢力則不肯同流合汙.面對黑暗的社會現實，他們雖然有不平和憤嫩，卻很少有實際的反抗行動。在這類寄託著作者理想的人物形象身上，往往可以看出作者本人的人格情操，也反映出他的思想侷限。另一類是許樵隱、沈天虎等表面道貌岸然，實則虛偽奸詐者.他們或是助封為虐的幫凶，或是一心只想發財的市儈。作者以尖銳的筆端無情地撕破了他們的假面，對其醜惡靈魂進行了嘲諷和鞭撻。
在張恨水的小說中，還有不少屠沽商販、車伕藝人等下層市民人物形象。作者對他們的描寫，一方面受到《水滸》等古典小說塑造市井人物的影響，另一方面也來自於他平時對這類人物的觀察和了解。在他筆下，既有像丁二和、童老五那樣古道熱腸，急功好義者;也有像沈三玄、何德厚、王裁縫那樣趨逐金錢而不講廉恥者。既有像李三勝那樣心地善良、思想保守者;也有像關壽峰那樣捨己救人、慷慨赴義者。在具體刻畫上述藝術形象時，作者一方面揭示了封建文化傳統在他們身上的烙印，並對此有所批判:另一方面也讚頌了他們之中那些“有血氣、重信義”者。小說《負販列傳》，其意就在於寫那些街頭肩挑負販之流“友朋之難，死以負之，國家民族之難，其必濺血洗恥”。小說結尾，當日寇入侵時，小販們紛紛參加抗日民訓隊，準備保家衛國，充分體現出作者寄寓他們的期望。但是，張恨水在塑造這類人物形象時，往往失之於簡單和淺陋，未能從複雜的社會關係的總和去把握人的本質，所以也就很少有真正能稱之為“典型”的人物形象出現。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擅長以市民社會為觀照物件、以文化批判為己任的另一位作家老舍則表現出了不同的市民情調。同樣是對北京大雜院、小衚衕的描寫，“老舍是從大雜院的深處走出來的，他渾身散發著土俗的氣味。張恨水只不過以作客京華的皖中寒士的身份，悲天憫人而又雅趣不減地站在大門口窺視著大雜院，他感到那裡作鞋匠的、推水車子的、挑零星擔子的、趕馬車的，都可以意態瀟閒地在大院子的花蔭下納涼，仰望星空，談論著牛郎織女的故事，甚至從口袋裡掏不出一毛錢的時候，也要請一個賣唱的來唱一支婉妙的曲子過過癮。質言之，張氏把都市下層貧民的生活趣味文人化了，在這種風俗趣味背後站著的是一個正直、悲憫而‘安貧樂道’的文人。”
我們從張恨水對市民性格的把握和刻畫中，可以看出他對市民社會及其文化傳統的瞭解、認同和批判。的確，市民社會的文化土壤滋養了張恨水，給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豐富的靈感和素材，他筆下的市民形象世界，也構成了現代文學史上的一種獨特景觀。然而，市民文化的消極面也同時浸染了張恨水，使他難以徹底掙脫封建文化傳統的枷鎖，難以完全擺脫小市民習氣的束縛，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美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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