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與賦的區別

  楚辭是屈原時期楚地的一種歌,而賦是一種文體,下面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參閱!

  

  楚辭在當時及後世,有多種的名目稱謂。大體而言之,一曰歌、二曰詩、三曰賦、四曰誦、五曰辭***又作詞***、六曰騷、七曰賦、八曰文。在具體的語境中,它們有著特定意義的指向,其蘊涵分別有所側重、又時而可以相通。

  楚辭稱“歌”,最突出的例證是《九歌》。“九歌”為上古樂章之名,為歌謠之體甚明。在《九歌·少司命》中有“臨風恍兮浩歌”,《九章·抽思》中有“少歌”,《招魂》中有“造新歌兮”等句。楚辭稱“詩”,如《九歌·東君》中有“展詩兮會舞”,《九章·悲回風》中有“竊賦詩之所明”。楚辭稱“賦”,如《招魂》中有“同心賦些”,《大招》中又有“投詩賦兮”之句。楚辭稱“誦”,如《九章·抽思》中有“追思作誦,聊以自救兮”,《九辯》中有“自壓案而學誦”之句。楚辭稱“辭”,如《離騷》中有“跪敷衽以陳辭”,《抽思》中有“結微情以陳辭”等句。漢代以後則稱屈宋之文曰“賦”、曰“騷”、曰“楚辭”,例不勝陳。

  後代的文學家有時也將屈原作品視為特指的“文”,如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論及散文寫作時說:“參之谷粱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柳宗元將《離騷》與老、莊、孟、荀以及《國語》、《史記》等散文典籍並列,其意頗值得玩味。明代何孟春曾經說:“古今文章,擅奇者六家:左氏之文,以葩而奇;莊生之文,以玄而奇;屈子之文,以幽而奇;《戰國策》之文,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憤而奇;班孟堅之文,以整而奇。”將楚辭與《左傳》、《莊子》、《戰國策》、《史記》、《漢書》並列,用“幽而奇”概括屈原作品的特色,雖然並不十分準確,但有其內在的思理。清人劉熙載《藝概·文概》中說:“文如雲龍霧豹,出沒隱現,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

  綜上,對於楚辭有著不同的名目稱謂,顯示著對於楚辭的文體性質有著不同的認知理解,這並非出於偶然。從歷史的層面說,楚辭是一種介於韻文與散文之間的特殊文體。它不僅句式可長可短,用韻寬鬆靈活,可以配樂歌唱,也可以有節奏地詠誦;可用來抒情,也可以用於敘事。可以視之為詩歌,也可以稱之為文章。二十世紀以來,學者因受到西方文體分類觀念的影響,以為非詩即文、非文即詩,從而將楚辭簡單的界定為詩歌,忽視了它兼有“文”的性質,這就造成了廣泛的誤解。

  劉永濟師《屈賦通箋·敘論》將屈原的作品定名為“誦”。他說:“屈子之文,正名定義,自當以誦為宜,曰賦曰騷,皆非其本也。”誦的本義:一是有節奏地朗誦,它的聲調有節奏感,但不同於歌唱;二是諷諫之詞、規箴之語,皆可稱誦;三是與“頌”相通,告於神明曰“頌”。它可以是誦讀的詩章***《詩經·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可證***,也可以是特定內容的文辭。楚辭的文體,不能一概而論:其中包含詩歌***如《九歌》***,可唱亦可誦;也包含只能有節奏朗詠的誦***可配樂,亦可不配樂***。《屈賦通箋》又曰:“《天問》篇末殘缺,有無亂辭,不可懸測,然為有韻之文,可以聲節之而歌,則至明。”劉師將《天問》視為屈原作品中一類特異的文體,值得人們深思。

  正因為楚辭體兼韻散、亦詩亦文這種特殊的性質,它對於後世各種文體產生了深入而廣泛的影響。首先,繼承楚辭的體貌直接形成了***文學這一特殊的韻文形態,它包括楚歌與騷賦。楚歌是歌吟體的短章,其形成受到《楚辭》與楚民間歌謠的共同影響。騷賦則是楚辭賦化後的產物,通常篇幅稍長,與《離騷》、《九章》、《九歌》的風貌接近。在古代文學園地裡,這是一個體式與風貌都容易識別的特殊文體。其次,楚辭是賦最重要、最直接的淵源。《楚辭·招魂》王逸注曰:“賦,誦也。”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曰:“不歌而誦謂之賦。”以賦、誦互訓,直接點明瞭它們之間的緊密聯絡,可以說,漢賦是沐浴著楚風楚雨成長起來的文體。即使是大量運用散句的散體賦,在抒發情感或描寫景物時也時常插入一些***句以增強文章的流動美。這後來成為了賦家慣用的修辭手法,使得散賦因增添了起伏跌宕的變化而更具韻味。在賦的創作中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題材的因襲性與型別化,其中許多是從楚辭發展而來。大致而言,抒發士人失志牢騷之賦,受到《離騷》、《九章》等篇的影響;描寫男女戀愛的賦,肇端於《離騷》求女的情節及《九歌》的相關描寫;鋪陳宮殿苑囿之美、遊樂之盛的賦,發源於《招魂》、《大招》中的場面描寫;詠物之賦本源於《桔頌》,表現自然物色、借景抒情的賦,則大都受到《九辯》的影響。

  在中國文學史上,楚辭被認為是一種新詩體,它對詩歌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楚辭打破了《詩經》四言為主、重章迭韻的格式,催生了五、七言歌行體詩;其次,楚辭豐富了詩歌的題材、拓展了詩的表現領域,招隱詩、遊仙詩是直接從楚辭中孕育而出的,政治詠懷詩受到楚辭的影響也很明顯;而最為重要的,是楚辭在詩壇上開創了被稱為“浪漫主義”的文學傳統。楚辭對於散文的寫作也產生了影響,這可以從三方面來看:一、楚辭的體式中就帶有散文化的傾向,它宛如行雲流水般的抒發胸臆、安排詞章,與散文的謀篇佈局相同。二、楚辭中的《卜居》、《漁父》以假設問對的形式抒發內心的憤懣,這對於後世牢騷之文的流行有著長遠的影響,漢代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唐代韓愈的《進學解》、柳宗元的《愚溪對》等都是此類作品。三、在散文中插入***句以寫景抒情,也是文章家慣用的技法。另外,楚辭對於戲劇體制與小說構思,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總之,楚辭是一種特殊的文體。這種特殊性使得它對於中國文學的各類文體發生了特殊的作用。在古代文學的園地中,楚辭像一個光源,它的光芒照亮了各個文學領域。它又像一條支脈縱橫的江河,滋潤了整個中國文學的原野。楚辭不斷地向外輻射出光和熱,滲透進其它的文體之中,促進了不同文體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它的這一文學特質,應該引起學者的思考與重視。

  賦,作為一種文學樣式,是西漢時文人將屈原、宋玉等所運用的、作為長江流域文化代表之一的《離騷》式詩體加以改造,向散文方向發展而形成的。“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文心雕龍·詮賦》***,洋洋灑灑,極盡鋪陳之能享。賦在其後不同時代的發展中,從古賦到徘賦到律賦到文賦,形式上不管怎麼變革,卻始終沿著散文化的軌道行進,並沒有回到詩的故鄉。說“賦者古詩之流”,只有在說明賦還保留著某些***詩的外部形式特點時才算是正確的,若是用以說明賦是詩的一個支派,那就是大謬特謬了。詩,總是喜歡藉助跨度極大的跳躍,行蹤飄忽飛騰,在廣闊的立體空間裡上天入地,展開想象和聯想,時刻為感情尋找著形象。賦,則不然,它與一般的散文並無二致,都是在一個平面上慢走快奔,在展開其敘述、描寫、議論時,邏輯嚴密,順序銜接,脈絡連貫,+分注重文章的說服力量。而說服力量的達到,往往具體表現為對文章氣勢的追求。“以賦視詩,較若紛至沓來,氣猛氣惡”。清人劉熙載在他的《藝概》中揭示出賦和詩在對氣勢要求上的這種不同點,可謂一矢中的。

  在古典文學中,詩、詞、歌、賦並稱。賦是由《詩經》《楚辭》發展而來,前者是賦的遠源,後者是賦的近源。其體始於戰國時趙國人荀卿的《賦篇》,至漢代形成固定的、獨立的文體。漢賦多鴻篇鉅製,多四言句式,雜以散句。漢末出現了抒情小賦,但很快被六朝的“駢賦”所代替,駢賦往往用四字對或六字對。至唐宋時又發展為“律賦”,在篇幅、格律、對仗上要求更高。在晚唐時的古文運動的影響下,賦又發展為“文賦”,它句式參差,押韻比較隨便,重視清新流暢,杜牧的《阿房宮賦》就是一篇文賦。

  賦在結構上一般可分為三個部分,前面有序,說明作賦的緣由,用不押韻的散文或駢體文;中間是賦的本身;後面有“亂”或“訊”的部分,對全篇作小結。

  在形式上,賦字數不限,但以四、六言為主。至於賦的作用,班固說:“或以抒下而通諷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也就是說,賦的作用是用來表達人民的願望,諷喻政寧。借景抒情,鋪敘風物,極盡鋪陳誇張之能事,託物言志,卒章顯志,以寄諷喻之意是它的寫作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