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語文教育教學的問題感想
有一些問題，別人無法回答
高曉鬆有一次回到自己的母校清華大學，進行一次演講活動。在演講結束後，一個學霸站起來問高曉鬆，畢業了找工作是應該去國企還是私企。這讓高曉鬆異常的尷尬，他說，我準備了那麼久的演講，不是回答這些世俗的問題的。你應該去問一些成功的商人，他們能告訴你答案。自那以後，高曉鬆再也沒有去大學演講過，也不擔任大學的客座教授。
有人據此評論，一個幾度影響國家民族命運程序的學校，眼光格局不該侷限於問人該如何找工作。一個擺國徽的地方擺了你們校徽的學校，心胸氣度不該侷限於問人該如何找工作。一個高產國家領導人國企外企領導的學校，平臺之廣何愁工作。所以不是問找工作是否世俗，而是提出問題的人要麼不是清華人，要麼不配是清華人。現在的教育，只是教出了利己主義者，老師沒有風骨，學生不再求知。
在我看來，這些問題不是不可以提，關鍵就在於，類似的問題，問錯了物件、時間、地點。只關注“器”，而不去關注“道”，探討可能就在各自的軌道上呼嘯而去。
到外地學習觀摩，到了交流階段，就常有老師問：如何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的分數?老師寫隨筆、論文、搞課題研究，能提高學生的成績嗎?我往往會老實地說，在目前的形勢下，想抓分數，其實是根本無需參加“教學研討會”之類的活動，有人戲稱用“盯、關、跟”三個字即可解決***即，只要盯住學生，關閉起來心無旁騖，步步緊跟，不放過任何一個縫隙，死纏爛打，不斷地強化訓練，此乃考試取得高分的法寶***，可能有現實道理。在教師生涯中，像寫文章、搞課題、參加沙龍、上公開課之類的事兒，其實，與“提高分數”並無多大的直接關聯。就像土木工程的研究生，未必會搬磚砌牆，只與一個人的職業志趣有關。
到英國去學習，很多老師會問人家：“你們學生的課業負擔重嗎?”“你們學生上晚自習嗎?假期學校組織學生補課嗎”，“你們是如何補差的”，這些話題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思想作祟，典型的國人思維方式，弄得英國老師莫名其妙，因為人家那是正常教育，壓根就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吳非先生在他的博文《你為什麼不願當個“普通教師”呢》中提到，經常有老師請求他幫忙，彎彎繞繞，要費心思猜，比如“我進步很慢，到學校工作八年，剛剛提升為中層副職……還希望前輩多指教”……他猜寫信人的意思，是想找人介紹，在教育行政管理序列“更上一層樓”。吳非先生坦言：我既不想在這類事上“樂於助人”，我也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參加一個活動，有來自農村的老師，向我“請教”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我只能抱歉地說，雖然知道這些問題很重要，可是具體的方法就我無能為力，教育是一份良心工作，盡力而為，問心無愧。我不希望說些隔靴搔癢的話來忽悠他們。
在公開課評課時，常有老師指出，這節課沒有“小組合作”，覺得非常遺憾，“要是能把課桌撤銷過去的秧田編排方式，而圍成4人或6人一個圓形團坐狀，這節課就完美了”。有必要每一節課都“小組合作”嗎?“團坐”形式就是“合作學習”?學生拿著板凳，滿教室裡找“想跟誰一起學習就跟誰一起學習”的夥伴，就是“把課堂還給學生”了嗎?這些問題已經沒有多少探討價值了。類似的還有“怎麼沒有用多媒體上課”等“技術手段”，“網際網路+時代了，怎麼不在網路情境下上課，還是過去的一支粉筆三尺講臺”，“怎麼沒有拓展延伸，還只管單篇教學，就課文學課文”，缺乏“課程建構觀”等等似是而非的問題，以至於什麼自主，翻轉課堂啦，還有傳說中的“學生反了，課堂散了，老師撒手不管了，四周全是黑板了”的“杜郎口教學模式”，更是亂花漸欲迷人眼，似乎上課不整出點新花樣，都不好意思說是上公開課了。還有老師問“怎麼才能做到讓每個舉手的孩子都有機會回答問題”，該問題往大處說就是“上課時如何做到面向全體學生”。我猜想，這位老師的意思是，“如果每個學生都被老師提問到”，就是“面向全體學生”了。坦率地說，在目前班級授課制的情境下，至少我還無法做到，即使努力讓全班每一個同學都至少發言一次，也未必就能說明“關心全體學生了”;教師能做到的是，盡力讓每一個教育細節，都能讓更多的學生參與到學習中來。試想，老師努力做到了“每個人發言”，那麼，會不會又帶來另一個問題：難道在課堂上要如此平均使用力量嗎?也許有人又會質疑：老師，怎麼不對特別的物件，多一些“特別的愛”呢?關心每一個學生的方式很多，比如通過觀察學生的眼神臉色等，都可以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態。如果是為了形式上的“每人一次”的發言機會，恐怕就會忽略了提問的意義了。更何況，老師要尊重學生“不舉手的權利”，學生不想在大庭廣眾之下發言，害怕在幾百人面前當眾出醜，也是人之常情，一定要把他請站起來，反而可能是令其難堪的局面。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也折射出意識中的“形式重於內容”的傾向。
教育教學上的很多問題，答案是要考自己去摸索的，別人壓根就無法替你解決。有時，探究的過程就是一個逼近真理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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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樑增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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