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資訊時代農民工的媒介素養教育問題

　　【摘要】在通訊傳播技術高度發7-達、傳媒及其傳播的資訊全面進入人們的工作與生活，併產生深刻影響的當今，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工資訊獲取、通過傳媒發出自己的聲音以及改變傳媒的“刻板印象”方面仍面臨困難。通過媒介素養教育，提升農民工自身利用媒介為個人生活和工作服務的能力，以及利用媒介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實現公民話語權的能力成為一項現實議題。農民工媒介素養教育的開展，需要政府動員、社會公益組織及志願者共同參與，並發動農民工群體中意見領袖的力量，通過意見領袖的帶動和示範作用來影響這個群體。

　　【關鍵詞】農民工;媒介素養教育;意見領袖;

　　資訊時代是一個通訊傳播技術高度發達，傳統媒體獲得極大提升，新媒體不斷湧現，新舊媒體聯合互動，資訊開始全面進入人們的工作與生活，日益深刻地影響並改變著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管理方式的新時代[1]。新媒體的出現代表的是資訊傳播的時效性更強、媒介資訊容量的增大和傳播的雙向互動性增強。與此相對應的，個人與資訊的關係變得相對密切，更多的受眾從單一的受傳者的角色中解放出來，利用新媒體傳播自己的見聞和看法。

　　改革開放後，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城市中的農村人口數量激增。中國的農民工現有2.5億人，其中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有1.5億人[2]。近年來農民工問題雖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但農民工這一群體在群體形象、社會話語權方面並未受到公平待遇。特別是在媒介日益數字化和網路化的今天，農民工在龐大的資訊流面前顯得舉足無措、孤立無助，其正當權益和要求常常得不到滿足。

　　誕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知溝理論對社會經濟地位高低與個人通過媒介接受的資訊量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該理論的提出者蒂奇諾等人認為：由於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資訊，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資訊越多，這兩者之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3]230。社會成員間的經濟水平處於不同層次，再加上其對新技術的使用熟練程度也存在差別，所以資訊時代帶給每個社會成員的機會並不是均等的。

　　一、資訊時代農民工面臨的資訊困境

　　作為農民工群體而言，其經濟水平、受教育程度等處於較低水平。這就決定了其在資訊時代的大背景下並不能像城市市民一樣享受媒介進步所帶來的資訊盛宴。由於社會資源較少及自我主動表達意識的缺失，農民工很少能通過網路等媒介渠道來維護自身權益和發表自己對社會事件或現象的看法。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在資訊時代，農民工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兩點：

　　首先是其在資訊獲取和選擇方面的困難。由於工作時間、工作內容、經濟因素的影響，農民工並沒有充足的時間、精力去閱讀或收看相關媒體報道。其接觸媒體的機會相對有限，而且其接觸的資訊層次較低，偏重於娛樂性、社會性新聞。

　　資訊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資訊過載。除了傳統媒體一如既往地刊發或播出自己的內容外，網路作為更為及時和便捷的通道，將更多、更新的資訊呈現在人們面前。資訊充斥著人們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在資訊的汪洋大海中，過量的資訊加大了人們尋求對自身有用資訊的難度。對農民工而言，這點表現得尤為明顯。一些調查發現，農民工也正越來越多地接觸網路電視、視訊網站等媒介，但他們在其中很難找到對自己有實質性幫助的內容。

　　資訊增多對受眾的資訊辨別分析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頻發的假新聞事件以及網路謠言都對資訊辨別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做了註腳。不信謠、不傳謠應該是現代受眾努力具備的素養，但農民工群體在此方面的素養和能力並不盡如人意。總體來說，其對資訊的分析和鑑別能力仍然較差。

　　其次是農民工被汙名化。著名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諾教徒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汙名化***stigmatization***過程，也就是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並加以維持的過程[4]。汙名化是社會群體之間地位不均等的結果，是對一類群體權利的漠視和踐踏。它片面地對一類群體的形象和特徵進行描述和定義，而不顧其真實情況和自身條件。汙名化過程的受益者所要達到的是對其他群體的醜化，強加責任和義務於他人，以使自身佔據政治、經濟上的有利條件或者是道德高地。

　　農民工群體就是這樣一個被汙名化的群體。特別是在改革開放早期，其群體形象常與髒、盜竊、隨地吐痰等詞語聯絡在一起。一些人將城市衛生環境較差、偷盜事件頻發等現象的原因歸結到農民工身上。更有甚者，一些媒體在對該類現象進行報道時，片面地對農民工進入城市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大肆渲染，而對正面影響及農民工的勞動成果鮮有提及。在對事實的選擇性強調和忽略間，媒體報道對農民工的形象產生了極大破壞。

　　近些年來，伴隨著學界的關注及媒體界自身的反思，正面報道和中性報道取代負面報道成為對農民工報道中最重要的內容。但人們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拉扎斯菲爾德的“選擇性接觸”假說認為：受眾更傾向於“選擇”那些與自己的既有立場、態度一致或接近的內容加以接觸[3]196。所以，農民工群體的形象並未從根本上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