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時代農民工的新聞媒介素養教育問題

　　資訊時代是一個通訊傳播技術高度發達，傳統媒體獲得極大提升，新媒體不斷湧現，新舊媒體聯合互動，資訊開始全面進入人們的工作與生活，日益深刻地影響並改變著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管理方式的新時代。新媒體的出現代表的是資訊傳播的時效性更強、媒介資訊容量的增大和傳播的雙向互動性增強。與此相對應的，個人與資訊的關係變得相對密切，更多的受眾從單一的受傳者的角色中解放出來，利用新媒體傳播自己的見聞和看法。

　　改革開放後，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城市中的農村人口數量激增。中國的農民工現有2.5億人，其中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有1.5億人。近年來農民工問題雖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但農民工這一群體在群體形象、社會話語權方面並未受到公平待遇。特別是在媒介日益數字化和網路化的今天，農民工在龐大的資訊流面前顯得舉足無措、孤立無助，其正當權益和要求常常得不到滿足。

　　誕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知溝理論對社會經濟地位高低與個人通過媒介接受的資訊量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該理論的提出者蒂奇諾等人認為：由於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資訊，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資訊越多，這兩者之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社會成員間的經濟水平處於不同層次，再加上其對新技術的使用熟練程度也存在差別，所以資訊時代帶給每個社會成員的機會並不是均等的。

　　一、資訊時代農民工面臨的資訊困境

　　作為農民工群體而言，其經濟水平、受教育程度等處於較低水平。這就決定了其在資訊時代的大背景下並不能像城市市民一樣享受媒介進步所帶來的資訊盛宴。由於社會資源較少及自我主動表達意識的缺失，農民工很少能通過網路等媒介渠道來維護自身權益和發表自己對社會事件或現象的看法。從新聞傳播的角度來看，在資訊時代，農民工面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兩點：

　　首先是其在資訊獲取和選擇方面的困難。由於工作時間、工作內容、經濟因素的影響，農民工並沒有充足的時間、精力去閱讀或收看相關媒體報道。其接觸媒體的機會相對有限，而且其接觸的資訊層次較低，偏重於娛樂性、社會性新聞。

　　資訊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資訊過載。除了傳統媒體一如既往地刊發或播出自己的內容外，網路作為更為及時和便捷的通道，將更多、更新的資訊呈現在人們面前。資訊充斥著人們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在資訊的汪洋大海中，過量的資訊加大了人們尋求對自身有用資訊的難度。對農民工而言，這點表現得尤為明顯。一些調查發現，農民工也正越來越多地接觸網路電視、視訊網站等媒介，但他們在其中很難找到對自己有實質性幫助的內容。

　　資訊增多對受眾的資訊辨別分析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頻發的假新聞事件以及網路謠言都對資訊辨別分析能力的重要性做了註腳。不信謠、不傳謠應該是現代受眾努力具備的素養，但農民工群體在此方面的素養和能力並不盡如人意。總體來說，其對資訊的分析和鑑別能力仍然較差。

　　其次是農民工被汙名化。著名社會學家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研究胡格諾教徒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汙名化***stigmatization***過程，也就是一個群體將人性的低劣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並加以維持的過程。汙名化是社會群體之間地位不均等的結果，是對一類群體權利的漠視和踐踏。它片面地對一類群體的形象和特徵進行描述和定義，而不顧其真實情況和自身條件。汙名化過程的受益者所要達到的是對其他群體的醜化，強加責任和義務於他人，以使自身佔據政治、經濟上的有利條件或者是道德高地。

　　農民工群體就是這樣一個被汙名化的群體。特別是在改革開放早期，其群體形象常與髒、盜竊、隨地吐痰等詞語聯絡在一起。一些人將城市衛生環境較差、偷盜事件頻發等現象的原因歸結到農民工身上。更有甚者，一些媒體在對該類現象進行報道時，片面地對農民工進入城市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大肆渲染，而對正面影響及農民工的勞動成果鮮有提及。在對事實的選擇性強調和忽略間，媒體報道對農民工的形象產生了極大破壞。

　　近些年來，伴隨著學界的關注及媒體界自身的反思，正面報道和中性報道取代負面報道成為對農民工報道中最重要的內容。但人們的刻板印象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拉扎斯菲爾德的“選擇性接觸”假說認為：受眾更傾向於“選擇”那些與自己的既有立場、態度一致或接近的內容加以接觸。所以，農民工群體的形象並未從根本上得到改善。

　　二、資訊時代農民工媒介素養教育的必要性

　　城鄉二元制社會結構、農民工自身經濟基礎薄弱等固然是以上問題產生的重要因素，但其媒介素養的高低以及政府、媒體對其的關注程度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特別是媒介素養教育，它雖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其作用和效果應該引起社會的重視。這些問題使農民工的媒介素養教育顯得必要和迫切。目前國內媒介素養教育的物件主要集中於青少年學生，而對一些弱勢群體的媒介素養教育也正越來越多地引起社會關注。對農民工進行媒介素養教育的意義和必要性主要表現在通過媒介素養教育農民工能夠更好地獲取資訊、爭取話語權以及政治參與等。

　　在獲取資訊方面，媒介素養的提高能讓農民工對新聞及各類媒體有大致瞭解。這能幫助農民工更便捷地使用各種媒體以獲取生活和工作所需的資訊。媒介使用的熟練程度對受眾獲取資訊會有直接影響。通過媒介知識的學習，農民工能夠利用網路等新工具來獲得並篩選資訊，以及對廣告和新聞的關係有更好的認識，認清廣告的真實面貌，以使自己不被虛假廣告所欺騙。

　　在爭取話語權方面，通過自身媒介素養的提高，農民工能更好地參與到媒體的新聞報道中去。相對於獲取資訊，這是受眾利用媒體的更高層次。通過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並獲得輿論支援和相關部門的關注是農民工維護自身權益的重要方式。社會公平需要媒體的監督，但媒體監督很多情況下是建立在利益受損者主動向媒體提供相關線索、資訊的基礎上的。所以農民工在提高媒介素養後能更好地通過媒體保護自己的利益，或者是在權益受到損害後能夠努力爭取和反抗。更重要的是，其能夠在爭取利益的同時還能保護自身的生命、財產安全不受威脅。

　　政治參與是受眾自身政治權利、社會地位方面的表現和實現形式。而現今情況下，農民工對政治的熱情還較低，對社會政治也很少有機會發表看法。這與社會發展的趨勢是不相符的。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需要每一個成員的參與和表達，而政治參與便是其中重要的一個方面。對時政的關注可為農民工提供最新的國家大政方針、政策等資訊，特別是和農業相關的新聞。

　　三、農民工媒介素養教育的思路和方法

　　綜上所述，對農民工進行媒介素養教育具有重要意義，但和對青少年進行媒介素養教育相比，農民工的媒介素養教育更加難以開展。首先，農民工因為工作的緣故，很難抽出大段時間來對媒介知識進行系統的學習。其次，農民工居住較為分散，不易於集中進行教育和學習。再次，農民工在組織難度上要高於青少年，其更難以動員，教育效果也難以評估和追蹤。最後，農民工的文化素質一般不高，這也加大了對其進行媒介素養教育的難度。筆者認為，針對農民工的媒介素養教育，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第一，政府應在農民工媒介素養教育中起帶頭作用。作為社會的管理者，在關注和幫助弱勢群體方面，政府理應有所作為。農民工作為弱勢群體，特別是在國家對“三農”扶持不斷加大的情況下，不僅在經濟方面需要國家的政策支援，在“軟體”方面同樣需要政府積極出臺相關方案和計劃。例如政府可以設立專項資金對農民工進行媒介素養教育，在農民工聚集區建立公共媒介設施以方便其接收資訊。另外，作為一項基礎性內容，政府應繼續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提高義務教育的質量。受教育水平的高低對媒介素養有重要影響。因為受教育水平相對較高，新生代農民工對新興媒介表現出更願意接近的態勢，而且其更有能力去學習和掌握這些新的媒介形式，這就為其接觸和利用媒介獲取資訊打下了基礎。

　　第二，社會公益組織和志願者可以參與到農民工的媒介素養教育中。公益組織、志願者作為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可以深入到一些農民工聚集區或者是勞務輸出地開展針對農民工的媒介素養教育活動。

　　第三，學術界應保持對農民工媒介素養教育的關注和研究。一方面，學術界對某個問題的關注和呼籲能喚起相關部門的警醒和注意。另一方面，學術研究能為相關問題的解決提供更好的實踐路徑併為政府的決策提供理論基礎。

　　第四，農民工中的意見領袖應成為媒介素養教育的重點和突破口。意見領袖在其所屬群體中有較大影響力和發言權，甚至能左右群體成員對事物的看法和態度。很多實證研究表明，資訊或技術並不是單個層級的傳播或推廣。羅傑斯在《創新與普及》中強調多級傳播，認為意見領袖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通過對農民工意見領袖的重點教育和培養，其所能影響的成員在媒介素養上也會有相應提高。在意見領袖的帶動和影響下，農民工能夠更好地學習媒介知識和媒介技能。而且，農民工意見領袖對該群體應如何通過媒體保護自身權益不受侵犯等問題也會起到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