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孔子與柏拉圖理想秩序觀差異性比較論文
柏拉圖認為，個人的靈魂只有“理智起領導作用，激情和慾望一致贊成由它領導而不反叛”時，人的心靈才會實現理性和諧;城邦中三個階層的公民只有“在國家裡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且“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之為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二為一”，這樣城邦才會實現正義和理性之治;希臘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國家約制惡劣國家，希臘世界才會實現理性和諧。以下是今天小編就為大家精心準備的：試析孔子與柏拉圖理想秩序觀差異性比較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閱讀：
試析孔子與柏拉圖理想秩序觀差異性比較全文如下：
論文摘要：
論文關鍵詞：孔子 柏拉圖 秩序
基於彼時華夏地區與古希臘特定的地理經濟形態、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形態等基本要素，本文擬對孔子與柏拉圖的秩序觀進行差異性比較，以期較為系統清晰地展現出文明發端時中西文化差異的某些印跡。
一、大陸農耕文明與海洋商業文明：中西方不同的文明形態
長期以來，華夏地區與古希臘在特定的地理環境下分別形成了農耕與商業兩種不同的經濟形態，並呈現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陸農耕文明與海洋商業文明。
華夏地區以陸地為主，依託土地而發展的農業為其主要經濟形態，農耕文明即為華夏文明的本源。因“周人是以發展農業而強盛的氏族，他們認了農神后稷為始祖。從國王起‘卑服即康功田攻’，就因這樣才得滅商而有天下”，故西周建國後以農業為立國之本。由於土地的固定性，大量從事農耕的農民就被牢牢束縛到土地上，以家族為單位長期在一個地區繁衍生息，除非發生大的自然災害或戰爭，一般不會有太大變動，農業的屬性決定了華夏人思想上保守、仁愛、安天命的特性。
相應，華夏地區形成了一種特有的“家文化”，即敬宗法，以宗親血緣為中心來判定人與人之間的親疏遠親，呈現出“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分封制即是這種文化在政治上的體現。古希臘位於地中海沿岸，以半島、海洋為主，依託海洋而發展的商業貿易為其主要經濟形態，故商業文明構成了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臘城邦內的居民首先是商人，主要從事海上經濟貿易，人口流動較大，商業的屬性決定了希臘人思想上冒險、理智、崇尚人自身力量的特性。相較華夏地區的“家文化”，可以說古希臘所形成的是一種“海洋文化”，重個人權利，追求平等與自由，政體的選擇上亦旨在實現公民的良好發展和城邦正義，顯得靈活多樣。柏拉圖所在的雅典，為古希臘典型的海上強國，商業貿易發達，並曾以其強大的海軍實力城邦希臘，造就了希臘史上最輝煌的時刻。
可以說，彼時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經濟形態及文化特性直接影響了孔子與柏拉圖對其理想社會秩序的構建。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而孔子與柏拉圖恰如其中的“仁者”與“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經濟背景下，各自設計出了不同的秩序模式，預示著今後中西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二、家庭性與理性：孔子與柏拉圖秩序觀的邏輯起點
孔子與柏拉圖對人性的假設不同，分別側重於人性“家庭性”與“理性”兩個不同方面。
孔子的理想秩序觀以“家庭性”為邏輯起點。孔子視血親倫理為人與生俱來的最重要情感，為人性之本，故尤為注重人的家庭屬性，往往把人首先置於一家之中予以考慮。正如趙汀陽所述“傳統中國意義上，‘人性’和‘家庭性’便在理想條件下是被認為是一致的。就儒家思想傳統而言，家庭性幾乎構成了對人性的完全充分論證。”
由於孝、悌為家庭倫理的核心內容，孔子亦把孝悌視為個人修養之根本，並主張予以推而廣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只有這樣才會達到“四海之內，皆兄弟”，天下猶一家的“大同”境界。故孔子是以“家”來理解社會、國家、乃至天下，認為只有良好的倫理修養，和睦的家庭關係，國家才會安定有序，天下才會太平。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以人性的理性假設作為邏輯起點。柏拉圖重理性，認為宇宙、國家、個人皆天然被賦予了理性，“理想國”即是基於靈魂三分理智、激情、慾望及其理性假設而層層構建起來的。
柏拉圖認為，個人的靈魂只有“理智起領導作用，激情和慾望一致贊成由它領導而不反叛”時，人的心靈才會實現理性和諧;城邦中三個階層的公民只有“在國家裡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且“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之為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二為一”，這樣城邦才會實現正義和理性之治;希臘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國家約制惡劣國家，希臘世界才會實現理性和諧。因而，可以說是理性支撐起了柏拉圖理性世界的大廈。
從中西方政治發展的脈絡來看，“家庭性”與“理性”可謂中西思想文化的基底，左右著中西方政治、秩序、及文化的走向。西周以來，中國政治越來越走向與倫理相結合的道路，倫理政治成為古代中國的主要特色;相較，西方自古希臘即注重節制與理性，輕倫理，而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則標誌著西方倫理與政治的徹底分離，現實政治則成為其主要特色。而這種趨向從孔子與柏拉圖秩序觀的邏輯起點就可見一斑。
三、修仁循禮與分工/法律：孔子與柏拉圖維繫秩序執行的方式
“仁”、“禮”為孔子思想的精髓，作為基本原則理念貫穿於孔子秩序觀的始終。“仁”為“禮”的核心與靈魂，“禮”為“仁”的外在制度框架，兩者相輔相成，相互推進，共同維繫著孔子理想社會秩序的有效執行。仁者，“愛人”，它根植於血親倫理之情，重自身內在之修養，推崇仁愛眾人之心。“仁”集中了孔子對個人行為道德教訓的精髓，為個人道德修養的題義。“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長視為仁之本，亦為做人之根本。“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以孝悌為支撐，整個社會將形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和諧狀態。
“禮”緣仁情而作，以仁、德為核心，“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作為外在的制度框架，“禮”亦根植於宗親血緣，通過規範行為來加強內心修養，以促使德性內化。“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只有再以“禮”約束之，才不會離經叛道，故“不知禮，無以立也”。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表現了“仁”與“禮”互為支撐的關係，亦突出了“禮”的道德內化作用。無論國家，抑或天下，孔子皆主張施以“禮”治之。這樣“依於仁”，“立於禮”，內修仁，外循禮，“仁”、“禮”互相補充，互相促進，則天下有治自然成矣。
理性分工與法律分別為柏拉圖中期與晚期秩序觀的核心理念，維繫著其“理想國”的有序執行。“理想國”中，柏拉圖主張通過理性分工實現個人、城邦、乃至希臘世界的有序和諧：靈魂三分中突出理智的節制作用;城邦三個階層公民有序分工中突出哲學家的理性治理;城邦間分工合作中注重發揮良好國家的理性約制。
簡言之，“理想國”即是一種基於自然稟賦的理性分工秩序。晚期，柏拉圖以神性論證了法律的理性，開始注重法律在實現城邦理性之治的效用，並著重探求城邦走向強盛的法律之道。柏拉圖認為和平時期應制定法律，保證每個公民定期進行軍事訓練，不管天晴下雨，“一個月至少留一天如果當局認為合適，可以超過一天用來進行軍事演習”，制定娛樂規劃時應包括“戰爭遊戲”等。不過，柏拉圖對法律的意圖作了限制，認為法律的本質在於“人們之間的和平與善意”，故政治家“只有當他把他所制定的有關戰爭的法律當作和平的工具，而不是他的關於和平的立法成為戰爭的工具時，他才成為一個真正的立法者。”因而，晚期柏拉圖在城邦理性之治中融入法律，即“傑出的人那兒獲得真理，並以法律的形式配合它去管理國內事務和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更具現實性與可行性。
四、“天下”與“民族/國家”：孔子與柏拉圖秩序觀的外延
孔子與柏拉圖秩序觀的外延亦有不同：孔子的“大同社會”涵蓋天下間的一切地區與國家，是一種天下邏輯;柏拉圖筆下的“理想國”外延僅限於古希臘地區及城邦，為“民族/國家”城邦邏輯。
孔子秩序觀的邏輯為“家庭→國家→天下”，國家之上始終存在著一個更高的政治單位——天下，“天下有道”亦為其秩序的最終歸結點。在孔子看來，國是家的延伸，“天下”為最大的家，正所謂四海為一家。趙汀陽認為“中國的政治哲學把天下看成是最高階的政治分析單位，而且同時是優先的分析單位。這意味著，國家的政治問題要從屬於天下的政治問題去理解，天下的政治問題是國家的政治問題的依據。政治問題的優先排序是‘天下-國-家’”，這在儒家創始人孔子身上更是有明顯體現。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以“天下”觀天下，其最終追求的亦是一種順應宗法秩序，天、地、人皆歸於有道的天下秩序，有一種天下主義的意識傾向。故“天下”構成了孔子秩序觀的外延。
柏拉圖的“理想國”是以“個人→城邦→希臘世界”為框架而層層構建起來，秩序的最高層次是達於希臘世界，帶有濃重的希臘中心主義與民族主義色彩。作為古希臘的基本政治單位，城邦一直為柏拉圖思考的主題，城邦的正義或理性之治更是柏氏窮盡一生要解決的問題。不同於孔子的天下主義，柏拉圖以“民族/城邦”為基本單位看待世界，無論是哲學家治國，抑或城邦法治，皆旨在探究城邦正義及希臘世界下希臘民族的團結與和平。而在處理與外部世界關係上，柏拉圖又帶有極強的民族與文明優越性，對希臘民族與非希臘民族採取分而視之的態度，視希臘人為文明人，而非希臘人為蠻族、敵人，“希臘人與希臘人之間的一切關係是屬於內部的，自家人的;希臘人與蠻族之間的關係是屬於外部的，敵對的”。因而，柏拉圖的秩序觀僅限於希臘世界內部，並未把非希臘世界包含在內，希臘民族/城邦即構成了柏拉圖秩序觀的外延。縱觀西方發展史，國家間往往充斥著嚴重的民族/國家意識傾向，這從柏拉圖秩序觀的外延亦可窺出一斑。
五、結語
位於人類文明的發端，彼時華夏地區與古希臘精神文化大發展，並奠定了此後中西文明發展的精神基礎。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說“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間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
軸心期潛力的甦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復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孔子與柏拉圖的秩序觀根植於中西方獨特的物質文化土壤，故能在比較中顯現出中西思想文化基因的差異。在新時期的中西交往中，我們應正視彼此間的內在差異，合理進行揚棄，消弭分歧，避免誤會與衝突，在“和而不同”中實現世界不同文明間的和諧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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