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歷史和生態危機的起源
一 環境歷史及其方法論的原則
一人與自然相互理解的歷史
世界環境的歷史就是有意識地努力去書寫一種新的世界史。假設我們瞭解並能夠想像可能存在許多種世界歷史，那麼，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位歷史學家所做的評論：“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歷史方法比環境歷史對於人類的相互聯絡和對於人類與這個星球上的其他生物的相互依賴有著更加敏銳的意識，它補充並且常常質疑傳統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形式的歷史分析。”
環境歷史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我們將它與其他形式的世界歷史做一個對比，就很容易看出它的主要特點。“舊”的歷史幾乎與自然沒有聯絡，主要與人類的政治活動相關。一旦涉及自然，舊的歷史就會將文化與技術的發展描繪成把人類從對自然界的依賴中解放出來，並給人類提供管理自然界的手段。在環境歷史上最受關注的剛出版的一篇論著中，作者Donald
Hughes美國丹佛大學歷史系對環境歷史的主要任務和方法作了如下概括：
環境歷史將生態觀點作為方法論原則引入對世界歷史的描述中，這成為了它區別於其他形式的世界歷史最大的特徵。環境歷史從這樣一個新視角入手，目的是將人類在這個星球上的存在看作一種生態過程。對於這種觀點的方法論的改變，其最基本的爭論在於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即無論人類是否希望，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經濟學、貿易和世界政治都在經濟學上被稱作為“自然資源”的可用性、位置和極限所制約。政治和經濟的歷史對於地理學、地質學和生物學的忽視已經到了相當危險的地步，因為後者揭示了事物的順序，而前者正是依賴於這種順序，並且按照這種順序執行的。
很顯然，這種對人類歷史的新的理解方法一方面已經超出了對人類目前環境形式的普遍關注；另一方面，由於對世界歷史的描述將把生態過程作為主題，它將以生態學作為其理論基礎。換言之，“如果世界歷史是平衡的、準確的，它將不可避免地考慮到自然環境以及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的各種方式”。因此，我們從一開始就可以推測，這種歷史解釋的新方法試圖把歷史與生態的深刻見解因某種目的而恰當地結合起來。我們首先考慮兩點：第一，新方法將地球當作人類和其他共同體的自然環境；第二，它注意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人類是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所有生態系統在地球上都有其一席之地。
環境歷史認識到，生態科學理解了地球上人類存在的歷史方面的基本含義，因而找到了其方法論的動力。我們也許可以根據以下兩個理由接受這一觀點：首先，當我們準備要將目前的環境危機理解並解釋為生態困境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過去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和相互作用，以及造成目前這種情形的原因；第二，生態學在研究自然共同體的一系列變化時，其本身也是一門歷史科學。
我們越是迫切地希望理解當前的形勢，找出控制這種形勢的方法，我們就越要好好地應用科學和歷史。至少根據我們的共識，這兩者有助於我們找到問題產生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三對環境變化應進行解釋和評估
就目前的環境窘境和環境歷史所採取的方法論立場，對於Hughes和很多其他的歷史學家而言，環境歷史的論述不僅僅要給過去一箇中性的描述，這種論述更應該是可解釋和可評估的。這一點，Hughes同其他學者，如William Cronon一樣講得很明白：“歷史解釋必須考慮到人類是生態系統一部分這一事實。在許多方面人類社會已經發生和即將繼續發生的事情，只是一個生態過程。 ”
Hughes沒有把“自然”physis和“文化”nomos絕對區分開。他堅持認為：“從很重要的意義上講，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因為文化是人類——一種動物物種的產物。”
“平衡”和“可持續”是在解釋和評價生態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的指導性概念，兩者都取自並應用於對生態過程的歷史性解釋。這就是說，環境歷史描述一個生態過程，這種過程有時會趨向平衡和可持續，有時會經常偏離它。但是，運動是始終存在的，過去如此，將來仍將繼續。平衡的觀點不是用來指一成不變的狀態。平衡實際上是一種穩衡態。對環境理論而言，只要不是停滯不前的，就是有用的觀點，它必須明確指出生態狀況變化的過程。“可持續”在現在的發展修辭學中被誤用，它不應表示永遠發展的經濟，而是指在生態系統可承受、資源不會受到永久性損壞的條件下，對資源的多種利用。在生態系統可承受範圍內的一些變化是為了吸收、補償、保持生態系統的健康。另外，一些變化則超越了這個範圍，因而腐蝕、改變，甚至完全破壞了生態系統。有些變化程度之強，以至於可能會影響區域性生態系統，乃至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功能。
要理解人類歷史上許多環境描述如何以及為何會對我們造成恐慌甚至可怕的效果一點都不難。環境描述報道了過去很多由人類引起的生態災難，並且為我們提供了大量關於目前環境形勢的科學分析資料。所有這一切都可以作為判斷地球上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以人類居住環境是否穩定是否平衡的材料。環境描繪正是如此也必須如此，因為它是環境歷史的基本原則，而“將歷史置於它的情境”；而對於此情境，J. D. Hughes宣稱道：“必須把人類事件放到它們真正發生的情境之中，也就是地球的生態系統之中。”以下的表達同樣含有此意：“這裡所講的世界歷史是將生態過程作為它的組織原則，將生態情境和環境變化作為最主要的內容。”
二
起源的問題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激發幾乎所有歷史調查的關鍵問題和核心主題。因此，我們很自然也很有必要現在提出歷史起源的問題，也就是說，對於被詮釋成環境窘境的目前環境形勢是在何時、何地、如何開始發端的。歷史學家林恩·懷特也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1967年，他在《Science》上發表的《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一文，至今仍是這一領域最著名的著作之一，而且他在該文中所給出的答案仍在繼續引起不斷的討論。沒有人會否認，要了解事物的本質就必須先了解它的起源。我們不可能期望在不瞭解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本質的時候，找到對其有用的解決方案。那麼，關於起源的問題，我們期望從目前已知的環境歷史中得到什麼樣的答案呢？
讓我們用略微不同的方式來表達起源問題，即歷史調查應追溯到過去多久才能到達生態危機的起源？此外，我把期待中可能的答案分為三種類型，因為我希望這可以使我們更容易對環境歷史的結果進行討論，並對其進行恰當的評價：第一類可以追溯到現代歷史時期；第二類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時期；第三類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
一對工業主義及現代化的評論
一種回答是，在始於現代的各種變化和發展中找到我們生態困境的歷史起源。一方面，我們應該注意到，在西方許多人把現代理解為標誌著與之前有明顯中斷的時期。但是另一方面，對於它之後的時間，現代意味著一直持續到當代的連續性的開始，尤其是在科學、技術、工業化、城市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人口增長、自然資源利用的發展和增加的過程中。就我們可以把這些趨勢作為目前環境退化的全球形勢的主要原因而論，我們可以接受這種對於歷史起源問題的回答，它或多或少是有理由的。如果你認為目前的環境形勢主要是因為開始於所謂的現代歐洲工業革命的持續的增長、擴大、工業化升級活動的影響，那麼你就完全準備好了接受這一解釋即生態危機起源於現代及之後而非之前。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現代主義和現代哲學都是後現代主義在當代文化評論方面最喜歡的物件。還有一個相關的觀點，一些現代哲學家被認為是倡導世俗化的思考方法、工業主義和人對自然的統治的概念和意識形態的奠基者。最常提到的例子是弗朗西斯·培根的知識理論和Cartesian的物質概念，因為他們提出了建立客觀世界和所有的非人類自然生命為沒有靈魂的物質的理由。小林恩·懷特也把所謂的“培根信條”理解為“科學知識意為超出自然的技術力量”。
但是關於對起源問題的第一種回答，我首先要提到最具代表性的例子Hans Jonas，因為關於人對自然環境的影響能力，他一開始就認為，至少在現代之前，對自然的技術應用基本上是表面上的，因此對於自然秩序的平衡穩定根本不能帶來任何危險，所以他認為沒有理由在現代之前尋找當前生態困境的歷史起源。
我們知道，除了Hans Jonas，還有許多其他哲學家如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Vittorio Hosle、Lothar
Schafer，也一直在努力分析在我們看來產生於“現代趨勢”之外的所謂的現代文明的基本特徵。他們對現代工業主義和對現代化本身的哲學分析，正是他們揭示在實踐和意識形態方面的生態危機的起源和起因所在。
二對基督教的評論
當小林恩·懷特在調查“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時，關於目前的環境形勢，他既未忽視也未低估上面所提的“現代趨勢”如科學、技術、工業化的意義，但他沒有把對歷史根源的調查限制在現代階段，而是進一步追溯到中世紀曆史，這是他對起源問題的回答不同於以前答案的第一點。他在中世紀科學技術的歷史中看到了連續性而非不連續性，這就是他進一步追溯到現代之前的原因。他這麼做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他一開始就認為，如果我們只從技術發展角度找原因的話，就無法完全解釋環境變化的起因。因此，為了使理解有意義，就必須把意識形態看成是與物質或技術方面互補的和不可缺少的因素，因為如他所說，“我們對生態所做的取決於我們對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看法”，“人們對生態的所為取決於他們對與周圍事物的關係的看法”。
所以，在中世紀曆史的調查中，他主要關注了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方面，他努力去尋找科學技術的發展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帶來了什麼後果；另一方面，在基督教的影響下人對自然的態度發生了何種變化。
他發現西方中世紀及其後科學技術的發展歷史中有許多具有啟發性的事件，並且利用它們作為說明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態度變化的依據，即從“自然的一部分”到“自然的利用者”。另外，他還把農業技術的發展看作一個很好的例子。公元7世紀下半葉，北歐農民採用了一種新式的犁，和舊式的犁相比，這種新式工具更強大而有效，從長遠來看不僅改變了農業管理方法，而且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其與自然關係的看法和對自然的態度。小林恩·懷特將這一變化作如下歸納：
“人與土壤的關係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前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現在是自然的利用者。世界上別的地方沒有農民開發過類似的農具。這些北歐農民的後裔如此大量地創造了現代技術，同時又如此無情地對待自然，難道這是個巧合嗎？”
小林恩·懷特一開始就看出生態和宗教之間有很強的聯絡。他這樣表達他的信念：“人類的生態由我們對自然與命運的信仰即宗教來決定。”他提到中世紀基督教史上一些時期，並且引進了一些基督教義和神學概念。然後他努力把這些闡明為有助於形成下面的西方文化的思想態度的強大影響因素，即相信永久的進步、人類有理由統治自然、人與自然的兩重性、強烈的人類中心主義、世俗化的科學自然技術觀及其他。關於基督教的基本特點和它與自然和科學的關係，他強調以下結論特別值得一提：
“基督教戰勝邪教是西方文化史上最偉大的精神革命……通過摧毀邪教的動物主義，基督教使人類有可能在不關心自然物體的情感的心境中利用自然……人類認為，與古代的邪教和亞洲的宗教對比，上帝在很大的程度上凌駕於自然之上，不僅建立了人類與自然的二元主義，而且堅持認為人類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自然是上帝的旨意……現代西方科學被置於基督教神學的策源地。宗教奉獻的動力論由創造基督教義塑造，給了它推動力……我們現在關於自然的科學和技術很傳統，帶有基督教的傲慢色彩，因此不能單獨從中找到生態危機起源的答案。”
儘管做出這樣的基督教評論，他並不認為我們應該完全放棄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他反而得出結論，光有科學或技術不能解決問題，生態和諧以及與自然的平衡共存必須得到一定宗教方向的補充。就基督教而言，他會讓基督教信仰的替代形式依然存在可能性，就這點而言Saint Francis of Assisi是他最喜歡的例子。
三關於人類生態生存的深入而廣泛的概要
如果我們以Clive Ponting，John R. McNeill，尤其以J. Donald
Hughes的作品作為新近出版的環境歷史著作代表，我們就可以從中領略到一個人類環境歷史的概要，它包括了整個地球、甚至整個大氣層的從祖先打獵群居的史前時代到現代的一段時期。關於生態困境的起源或歷史根源，這些歷史沒有忽略所有的隨意因素，前兩種答案的倡導者認為這是有理由的。所有那些環境災難都是由現代及當代工業化、城市化、人口過多、對自然資源的使用逐步上升和許多其他原因引起的，對此他們也給出了詳細的描述和分析性解釋。但是在下述觀點中，他們的回答基本上不同於前兩種。
前兩種回答的基本特點可概括為如下幾點：那兩種答案的倡導者集中關注了主要由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工業主義、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典型趨勢引發的影響；甚至當他們追溯到現代時期之前時，他們只想尋找有發展連續性的同樣趨勢，這種連續性更加深入，比如進入到中世紀曆史；雖然他們深深地關注這些趨勢實際的和可能的結果，並且甚至談起這些趨勢可能引起生態危機的後果，他們仍然將這些趨勢解釋為在許多方面的發展活動；他們沒有提及由人類引起的生態災難而導致或伴隨而來的文化衰退或農業崩潰。這使我們得出結論，他們的歷史觀點仍然由現代主義、工業主義、歐洲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和發展的歷史解釋來決定的。
對於前兩種回答的倡導者來說，在環境歷史的方法論方面，生態活動並非他們調查的主要目標。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許多諸如農業潰敗的歷史事件無論在過去還是在現在都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以及為何當今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災難性的環境形勢沒有得到他們的考慮，而這些無疑會清楚地解釋生態危機的起源。
和前兩種回答相比，關於生態危機的歷史起源，上文所提到的環境歷史講述的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一些學者說，他們的調查甚至追溯到10000～12000年前甚至更早開始的所謂的農業革命階段前。他們注意到即使在原始農業時期，人口突然增加或過度放牧也會引起農業可持續性的瓦解。環境歷史學家注意到，至少從大約公元前9500年起，由於人類活動引起的環境失敗，在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多瑙河河谷、印度河谷和地中海盆地周圍許多其他地區的許多早期文明不得不經歷嚴重的農業崩潰或者甚至是致命的衰退。在大多數情況下，砍伐森林、土壤侵蝕、土壤鹽鹼化、過度放牧、沙漠化、氣候變化和人口過多是引起災難的主要原因或附屬原因。就是說，人類對環境和生態可持續性的瓦解對許多現代工業化之前，甚至基督教興起之前的文化衰退和崩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我們必須假設對於生態危機歷史起源的探究有必要追溯到人類農業的第一次歷史時期，並且這也是環境歷史在許多方面所強調的。除了許多其他新產生的起源外，這種起源現在仍然存在，將來也必然存在。上文提到的生態危機的事例不僅發生在古代，它們也發生於整個中世紀和現代歷史中，並且依然正在全世界幾乎每一個洲發生。我們都知道並深感憂慮，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崩潰的農業和經濟，與諸如森林濫伐、土壤侵蝕、沙漠化、氣候異常、供水不足等之類的環境毀壞不無關係，或者甚至可以說是由其引起的。所有這些都是引起許多過去古老文明衰退的因素，並且在當今仍然在許多國家引起如飢餓、貧困、社會分裂、政治衝突和許多無辜生命的死亡這些最悲慘的情況發生。當然，這種生態失敗不僅限於第三世界，甚至許多高度工業化的發達國家也有相同或相似的問題，或者它們將來會有這些問題。我們需要考慮到從19世紀下半葉起除南極洲外所有大陸的濫砍濫伐，在美國、中國、中亞、中東、非洲等出現的沙漠擴大、災難性的沙塵暴和類似現象。
三 結論：環境歷史中隱含倫理
地球上生態變化的總體歷史不僅告訴我們環境危機的歷史起源，而且能在生態方面提供人類在地球上的狀況的全面描述。它的全面性可追溯到史前時期，不僅包括髮達的工業化國家及其環境問題，而且還包括欠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被嚴重破壞的生態形勢。強調生態環境與農業深遠的根本的聯絡，而不忽略或低估其他現代工業和城市化的影響，是一種平衡的世界環境歷史。它也解釋了我們討論的世界環境歷史是如何完善我們已有的關於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的知識。
這個大致的歷史理解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重新提出一些有價值的問題。此外，我們未來的行為將更重要地取決於我們對過去的瞭解。在這一點上，環境歷史將會並且應該對我們的未來有很強的倫理意義。這裡隱含的倫理學有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指向我們與自然的關係，另一個關係到我們人類之間的相互關係。
人類生態主要關注我們對區域性和全球生態條件的依賴，這正是我們應該把過去的歷史置於生態環境中去看待的原因。我們對環境的依賴意味著所有的自然生命如土壤、空氣、水、森林、樹和草以及地球上所有其他的植物群落，相對於從生物和文化的角度而言的人類都有生存價值。認為文化、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有一天會將我們從對這些資源和星球的生態狀況的依賴中解放出來，這是幻想、夢想或僅僅部分正確。我們不能僅僅關心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保護能達到什麼程度。以應用於人與自然的關於二元論語言說，對關於是否要把環境作為客體來保護，人類不是唯一的主體。對我們而言，把自然當作能否保障我們作為生態系統中共存成員另一主體和同伴來似乎更重要而且非常緊迫。
就生態危機的起源或起因來說，我們整個人類都在同一條船上。雖然聽來令人啼笑皆非，但似乎仍然有必要問一聲，我們是否需要更多的知識或更多的倫理，以便使未來的生態更穩定或環境更具可持續性。總的說來，發達國家的人民應該比欠發達國家的人民具有更多的知識，並且以他們的科學、技術、經濟能力和政治影響，他們一定更有能力採取有效措施防止生態困境。對於全球性的環境問題現象如酸雨、全球變暖、平流層臭氧空洞和氣候變化這些影響整個人類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發達國家的人民應該更有責任。這裡必須一併指出，所有目前欠發達的國家一定有同樣的發展他們國家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的願望，他們將採取和發達國家過去採用的同樣的發展目標和標準嗎？那麼結果將是什麼呢？
當我們開始本討論時，我們已經從新的角度把環境歷史作為一種歷史過程描述過，它不同於其他各種歷史，如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等等。現在，我們有理由得出結論：環境歷史及其倫理意義必須和其他的政治或經濟歷史結合在一起，並且已經對它們產生了影響，於是我們在認識人類相互之間以及與我們星球上各種植物群落之間的政治、經濟、倫理和生態團結的一致性方面取得了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