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的世俗與清雅閱讀答案

　　王安憶是上海世俗與清雅女性的代表，上海的世俗生活在她的筆下，被演繹出活色生香。以下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能幫到你。

　　《王安憶的世俗與清雅》閱讀材料

　　若用法國思想家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原理來詮釋，那麼王安憶因其書寫，可以說是上海某種不可替代的標誌性符號：上海的世俗生活在她的筆下，被演繹出活色生香。

　　上海給王安憶提供了基本的寫作素材，“人自然要在某一個地方生活，上海恰恰是我生活的地方。我個人覺得我的寫作同上海這座城市有著很辯證的關係。”《長恨歌》描寫上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滬上名媛王琦瑤的人生;《富萍》關注的是六七十年代上海的市民生活;《新加坡人》寫的是當下的上海新貴;到了新作《天香》，她從明嘉靖三十八年一直寫到明朝滅亡，所寫雖始自大家族，最後仍迴歸市井。

　　她把日常生活的精緻繁雜表現到精妙，上海的氣息由弄堂、流言，甚至由某個女人婀娜的步態瀰漫開來。在王安憶看來，這滬上的清雅就雜在這俗世裡面，沸反盈天。而她的文字則在經歷了華麗堆砌的繁複之後，亦回到這清雅的平白簡潔，就像馮夢龍編輯整理的《掛枝兒》。

　　雖然寫的是這瑣細的市井生活，王安憶的筆下卻時常透出她對人類生存現狀的關懷與思考。在《遍地梟雄》中，書中人物目睹各地的變化，強勢發展的痕跡彷彿在地上鑿出一個個窟窿，滿目瘡痍。在小說集《烏托邦詩篇》中，王安憶寫道，“我曉得這世界無論變到哪裡去，人心總是古典的。” 她擔心城市變化太急劇，擔心人們對物質的抵抗力越來越弱。

　　而她，就距離這喧囂與繁華咫尺之遙，安守寧靜寂寞。她一向覺得寫作是訴諸內心的，也不喜歡和人打交道，曾經掛職到上海南市區文化局任局長助理，卻只待了兩個半天。在上海，她大概是最晚裝電話的作家，從不上網。到現在，她仍然用筆寫作，產量不是很高，對自己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每天只寫一點兒。王安憶說，她特別想寫一部關於養蠶的小說。下鄉時在安徽農村看到養蠶的情景，至今留在她記憶的深處。這或者也可被視作王安憶的創作寫照：不管外界如何喧囂，始終嚴絲合縫地裹住自己，最終破繭而出。

　　她本來也不怎麼喜歡太多的人關注自己，最理想的狀態便是“讓我一個人靜下心來慢慢寫。”她曾經用“現代社會中的一個原始部落”形容自己緩慢的寫作。恰如《天香》綿長遙遠的由來，自有一種秩序隱藏在時間深處，想快也快不了。還是在很多年前，王安憶心生好奇地想去了解自己居住的這座城市。於是，她跑到圖書館和藏書樓裡翻檢。她何嘗不知網路檢索的快捷?只是在她看來，到故紙堆裡翻檢固然緩慢，但這自會生出一種經歷。

　　慢的寫作追求與生活節奏，讓王安憶的日子生出些許詩意。即使是到安徽農村插隊時，在給母親茹誌鵑的信中，王安憶寫到當時孤獨無助又艱難的生活也是如此動人：“別人家屋樑上來了燕子，但我家的卻沒有來。”

　　很多知名且成熟的作家，願意劃清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界線。若以此區分，毫無疑問，王安憶要歸到前者。可是她向來不排斥對暢銷書優秀元素的吸納，尤其喜歡推理小說。“生活的邏輯是很強大嚴密的，你必須掌握了邏輯才可能表現生活。為什麼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你要不斷問自己，這是很嚴格的事情，這就是小說的想象力，推到多遠就看你的想象力的能量。”過去，她曾經誠實地表示自己是“比較笨的寫作者”，如果完全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沒有經驗過的事情，她很難去想象。即使是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恨歌》，她最不滿意的也是完全憑藉想象的第一卷。可是到了純粹信賴想象的《天香》裡，她卻漸入佳境，左右逢源。

　　每次見到王安憶，總見她頭髮挽在腦後，清清爽爽，說話簡潔，語速很快，舉手投足都是高雅的氣質。看起來不苟言笑的她，似乎不太容易親近。而這在外人看來的疏離與冷靜，掩蓋了她豐富熱忱的內心。在熟悉她的人眼中，王安憶是個坦率真實又細膩體貼的女人：她織好送給史鐵生的毛衣，史鐵生去世後，被妻子陳希米珍存著;她給病中的陳星兒送去自己熬的魚片粥;陳世旭要買藤椅，她跑到傢俱店親手一筆筆畫下***不允許拍照 ***寄給他……30年前，她在中央文學講習所***現魯迅文學院***學習，遇到不會寫的字便轉過身問：“陳世旭，‘兔zǎi子’的‘zǎi’怎麼寫?”越過幾排桌椅，遠處的莫伸插嘴道：“安憶也要用這樣粗魯的字嗎?”

　　她讓我想起她的《長恨歌》，“上海的弄堂總有著一股小女兒情態……這情態是有一些優美的，它不那麼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親可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