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傳統哲學致思主題的後現代價值
[論文關鍵詞]儒家，道家，禪宗，後現代價值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哲學無論儒家、道家，還是佛教禪宗，都懷著對人類美好家園喪失的深沉憂患，反對人與自然對立、主客分離、人與人疏遠，主張人人和諧、人神一體、天人合一，這為人們反思工業文明的負面影響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因此，具有一定的後現代價值。
哲學的“後現代性”是相對於“現代性”而言的，是對工業化、現代化負面後果的理論反思和質疑，它致力於對人與自然對峙、主客二分、人與人疏離、自我分裂等“現代病”的“治療”，力求重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統一。以儒、道、禪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哲學，懷著對人類喪失家園的深沉優患，強調天人合一、人人圓融，其致思主題和精神為現代人的反思提供了某些啟發，具有鮮明的後現代價值。
原始人類的存在狀態是一個天、地、人、神不分的整體，就社會而言，政治、經濟、文化也是未加區分、互相涵容的，人類的文化生命是大同和諧的。詩、書、禮、樂共同交織成人類存在的狀態。傳說中的三代盛世就是一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的大同世界，沒有分裂，沒有剝削，沒有私慾，沒有異化，有的是和諧，有的是詩意，有的是神性，有的是痴醉與酣暢。
然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打破了原始的宇宙和諧，人類從圓融之家走向武力紛爭的世界。春秋戰國時“天命”動搖，“周禮”崩潰，整個社會處在動盪無序狀態，金錢、權勢、富貴與虛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自然界失去了詩意和神性的光輝，人與人之間失去了聖愛與親情，功利價值成為判斷一切行為取向的標準。冷酷、偏私、邪念、奸詐、計較、虛偽……成為現實人性的合理本質。人與自然分離了，人與人分離了，從而人心唯危，焦燥與瘋狂塑造著作為流浪漢的人類。
孔子之後，孟子說性善，重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理性。當客觀秩序已全面解體之時，孟子把天下事定在每一個人的良知本心上，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說性惡，當禮壞樂崩之世，主張通過“化性起偽”，把邪迷的人們帶回到“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的禮義道德中去。
宋明新儒家一方面面臨物慾橫流、私心氾濫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面臨佛道“空”“無”說的挑戰。所以他們一方面要反對“人心唯危”，另一方面要拯救“道心唯微”，從而確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在他們看來，人類迷失了“家”，並不是“無家可歸”，而是“有家難歸”，關鍵是要找到回家的“路”。朱熹講“依於理”，陸王***陸象山、王守仁***道“致良知”，都是為“迷路人”尋找回家之路所作的探索。
歷史進人近代社會，西方在“理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推動下，物質文明取得突進，“科學萬能”成為時代的最強音。然而接踵而至的戰爭，打破了人們的美夢，一時間人們陷人迷茫之中，正如梁啟超所指出:“宗教和舊哲學，既已被科學打得個旗靡轍亂，這位‘科學先生’便自當仁不讓起來……今日之真理，明日已成謬見，新權威到樹立不來，舊權威卻是不可恢復了。所以，全社會人心都陷人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象失去羅針的海船遇著霧，不知前途總生是好。”對此，現代新儒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在整個西方文化中，只有平鋪的物，沒有立體的人;只知物，不知人;只說死的事實，不說活的理想。梁啟超感嘆到:“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卻不惟沒有得到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因此他們主張復興儒家文化，以東方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物質文明的墮落，為“精神饑荒”的歐洲人提供指路明燈。熊十力曾明確道出此意:“今日人類，漸人自毀之途，此為科學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自適天性所必有之結果，吾意欲救人類，非昌東方學術不可。”這就是說，在新儒家看來，只有東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才是救治現代人分裂和墮落的良方。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哲學無論儒家、道家，還是佛教禪宗，都懷著對人類美好家園喪失的深沉憂患，反對人與自然對立、主客分離、人與人疏遠，主張人人和諧、人神一體、天人合一，這為人們反思工業文明的負面影響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因此，具有一定的後現代價值。
哲學的“後現代性”是相對於“現代性”而言的，是對工業化、現代化負面後果的理論反思和質疑，它致力於對人與自然對峙、主客二分、人與人疏離、自我分裂等“現代病”的“治療”，力求重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統一。以儒、道、禪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哲學，懷著對人類喪失家園的深沉優患，強調天人合一、人人圓融，其致思主題和精神為現代人的反思提供了某些啟發，具有鮮明的後現代價值。
原始人類的存在狀態是一個天、地、人、神不分的整體，就社會而言，政治、經濟、文化也是未加區分、互相涵容的，人類的文化生命是大同和諧的。詩、書、禮、樂共同交織成人類存在的狀態。傳說中的三代盛世就是一個“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的大同世界，沒有分裂，沒有剝削，沒有私慾，沒有異化，有的是和諧，有的是詩意，有的是神性，有的是痴醉與酣暢。
然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打破了原始的宇宙和諧，人類從圓融之家走向武力紛爭的世界。春秋戰國時“天命”動搖，“周禮”崩潰，整個社會處在動盪無序狀態，金錢、權勢、富貴與虛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自然界失去了詩意和神性的光輝，人與人之間失去了聖愛與親情，功利價值成為判斷一切行為取向的標準。冷酷、偏私、邪念、奸詐、計較、虛偽……成為現實人性的合理本質。人與自然分離了，人與人分離了，從而人心唯危，焦燥與瘋狂塑造著作為流浪漢的人類。
孔子之後，孟子說性善，重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理性。當客觀秩序已全面解體之時，孟子把天下事定在每一個人的良知本心上，主張“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說性惡，當禮壞樂崩之世，主張通過“化性起偽”，把邪迷的人們帶回到“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的禮義道德中去。
宋明新儒家一方面面臨物慾橫流、私心氾濫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面臨佛道“空”“無”說的挑戰。所以他們一方面要反對“人心唯危”，另一方面要拯救“道心唯微”，從而確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歷史使命。在他們看來，人類迷失了“家”，並不是“無家可歸”，而是“有家難歸”，關鍵是要找到回家的“路”。朱熹講“依於理”，陸王***陸象山、王守仁***道“致良知”，都是為“迷路人”尋找回家之路所作的探索。
歷史進人近代社會，西方在“理智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推動下，物質文明取得突進，“科學萬能”成為時代的最強音。然而接踵而至的戰爭，打破了人們的美夢，一時間人們陷人迷茫之中，正如梁啟超所指出:“宗教和舊哲學，既已被科學打得個旗靡轍亂，這位‘科學先生’便自當仁不讓起來……今日之真理，明日已成謬見，新權威到樹立不來，舊權威卻是不可恢復了。所以，全社會人心都陷人懷疑沉悶畏懼之中，好象失去羅針的海船遇著霧，不知前途總生是好。”對此，現代新儒家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認為在整個西方文化中，只有平鋪的物，沒有立體的人;只知物，不知人;只說死的事實，不說活的理想。梁啟超感嘆到:“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卻不惟沒有得到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因此他們主張復興儒家文化，以東方精神文明拯救西方物質文明的墮落，為“精神饑荒”的歐洲人提供指路明燈。熊十力曾明確道出此意:“今日人類，漸人自毀之途，此為科學文明一意向外追逐，不知自適天性所必有之結果，吾意欲救人類，非昌東方學術不可。”這就是說，在新儒家看來，只有東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文化，才是救治現代人分裂和墮落的良方。